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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中吟”到“光明行”

2016-05-14李鹏程

人民音乐 2016年5期
关键词:光明行二胡曲刘天华

15年10月的某一天中午,我正在琴房弹琴,忽然听到对面的民乐排练厅里传来《光明行》的旋律,竖起耳朵细听:大约是数十把二胡的合奏,不仅准确无误,还显得极不寻常,铿锵有力的旋律渐渐以卡农模仿的形式分支为两个线条,此起彼伏令人心潮澎湃!直到傍晚我离开琴房,对面的排练还在继续,每一段、每一句重复了无数次,我真想推门进去看看是哪位指挥老师如此精益求精,终究没好意思打扰。

12月初,偶然间看到一张音乐会海报:“纪念刘天华诞辰120周年二胡音乐会”将在浙江音乐学院举行,担当领衔的是二胡艺术大师王国潼先生!我从小就学习演奏王国潼先生的二胡曲,还常听父亲说他是刘天华二胡艺术的传人,此时才知道他已担任浙江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这场音乐会正是王国潼先生组织发起,两个月前偶然听到的合奏版《光明行》也是由他改编并领奏排练的。

传说中的大师如今就在身边,千载难逢的机会岂能错过,随即决定去国乐系旁听几次排练!那两天恰逢“杰克·波蒂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在“浙音”举办,许多国内外音乐家聚集在此探讨民间音乐对作曲事业的影响。我邀请来自新西兰的宫宏宇教授一起去听排练,他开玩笑说:“杰克·波蒂一定会很羡慕我们,可以听到刘天华音乐继承者的现场演奏。”我说:“波蒂去天堂后一定会和刘天华成为好朋友,他们都是致力于采集并升华民间音乐的人。”

终于见到了王国潼先生。令我颇感意外的是,这位影响了数代二胡演奏者、创编了上百首二胡曲的艺术大师丝毫没有名人架子,不仅对我们二位不请自来的听众热情接待,还始终和颜悦色地指导一起排练的青年教师,一丝不苟却又丝毫不让人感到厌烦。直至太阳落山时,刚刚献演于“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许奕老师从乌镇赶回来排练,她要与王国潼先生以二重奏的形式重新诠释《闲居吟》和《空山鸟语》。就这样,所有人忘记了吃晚饭,在浓郁的夜色中打磨着一首首流传近百年的经典名曲……

2015年12月19日晚,“纪念刘天华诞辰120周年二胡音乐会”在“浙音”标准音乐厅拉开帷幕。这个刚刚建成不久的音乐厅从未有过这么多听众。音乐会的节目册里不仅有对于每位演奏家的介绍,还有王国潼先生为每首乐曲撰写的解说词。薪火相传,赵沨先生曾总结道:“如果说刘天华先生是我国二胡艺术的奠基者和创始人,陈振铎、蒋风之、张锐是第二代二胡艺术的佼佼者,国潼可以说是第三代的第一人。”{1}在此之前,他已多次组织纪念刘天华先生的专场音乐会,尽管已年过古稀,王国潼先生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刘天华的二胡艺术,这已然成为其一生的一项重要使命。如今,他又将刘天华先生开创的专业二胡艺术带到中国第十所专业音乐学院,可谓意义非凡,恰如杨九华教授在音乐会前的致辞中所说:“王国潼先生将用他的琴声与先人时空对话,这将在建于富春山岗上的浙江音乐学院的开篇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音乐会以《三宝佛》开场。此曲并不在刘天华十大二胡名曲之列,却是其艺术灵感源泉之一,亦是中国民间音乐从口传心授到传谱编曲直至登上艺术舞台的一个缩影。上世纪20年代,广东音乐先辈将《三宝佛》录制为唱片,刘天华先生根据唱片记谱整理后传授给蒋风之,蒋先生进一步加工润饰,此次演出采用了刘文金先生编曲的版本,二胡与笙、萧、古筝、扬琴、大提琴、打击乐交相辉映。本场音乐会还上演了刘天华传谱的另外两首民间乐曲《花欢乐》和《汉宫秋月》,王国潼先生此番将《花欢乐》改编为二重奏的形式并加花变奏发展出一段小快板,在原曲典雅的情调上增添了许多欢快祥和的氛围。对于这一改编尝试,王国潼先生说道:“多年来我对传统的经典名曲一直不敢大胆改写,只用不触动原作又能丰富原作的写法,比如这次为《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加上了二声部。这次大胆改编了《花欢乐》,我也是迈着很小的步子,力求让传统的经典名曲能够富有新意,演出实践证明这种作法是受大多数听众欢迎的。”想起半年前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孙文明纪念音乐会”,上海音协组织多位作曲家重新编配孙文明的二胡曲,台下的听众们却对这些费尽周折的改编曲并不买账,唯独未被改编的《弹乐》获得了满堂彩(孙凰独奏)。幸好还没有好事者给《弹乐》加上千斤,否则孙文明的奇异乐思将荡然无存!对民间经典的改编着实不易,改编者必须清楚原作的奥妙旨趣,免得“好心办坏事”。

王国潼先生知晓刘天华二胡曲的个中深意,其改编之妥帖,想必作曲家本人也会深表赞同。上半场最后两首乐曲是他与许奕合奏《闲居吟》和《空山鸟语》,两者各有独特意境,所以尽管皆改编为二重奏,采用的发展手法和对位方式却大不相同。《闲居吟》慢板段落主要运用模仿复调织体,单一动机衍生出连绵起伏的律动效果,恰似自在的闲庭信步;快板段落则改以齐奏,间插丰富的对位线条,由此带来的非凡气势是单把二胡无法达到的。相比之下,《空山鸟语》的改编更因增加了一把二胡显得相映成趣,引子部分由一把二胡微弱地颤弓营造出秋风簌簌、落叶纷飞的意境,在此背景下,主奏二胡开篇的一咏三叹仿若空山回响;至乐曲高潮部分,两把二胡以近乎竞技的方式同音轮指和泛音滑奏,百鸟争鸣的热闹景象展现在舞台上,惹得现场听众忍俊不禁。

作为刘天华先生的再传弟子,王国潼先生对其作品的处理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在排练《烛影摇红》时,他特别叮嘱担任扬琴伴奏的于海英老师,前奏要有更大幅度的抑扬顿挫,虽然此曲采用了三拍子,但它并非是轻松愉快的舞曲,从乐曲一开始就表现出激越奋进的情绪。王国潼先生在开篇洋洋洒洒的散板之后,逐渐加强了运弓的力度和变化,特别是在引子和高潮段落大量运用了顿弓和强音头的奏法以加强情感张力。随后的《病中吟》一曲王国潼先生弱化了标题暗示的哀伤情绪,在他不留痕迹的换弓和内外弦转换中听不到丝毫矫揉做作的影子。刘天华的女儿刘育和曾说:“在‘文革中,《病中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他们从标题臆断内容是消极的、悲观的或甚至误解成是病痛的呻吟。把‘吟作为‘呻吟解释。这首二胡曲最初起名《胡适》,意思是人生往何处去?!”{2}王国潼先生的诠释恰似人生的第三重境界:第一段慢板以沉着的演奏展现出“人生何所适从”的彷徨状态,慢起渐快的第二段爆发出震人心魄的力量,回归慢板的第三段壮志未酬依然不忘初心,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难以想象,刘天华初作此曲时仅仅二十岁出头,能以凝练到极致的素材表达出如此深邃的情感内涵,这需要多少勤奋和苦难的磨砺啊!今日,这支曲调又从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手中流淌出来,透过两根琴弦隐约可见,相隔百年的两位二胡大师拥有同一种高贵品格,若非将整个人生投入到二胡艺术中是不可能达至此境界的。

刘天华的另外五首名曲由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的五位二胡专业教师担任独奏,这也是刚刚成立的“浙音”国乐系第一次集体亮相,他们的演奏各富特色:《良宵》这支小曲的演奏难度虽然不大,但汪淼的演奏能在短短三分钟内表现出宁静致远的意境并不简单;张咏音演奏的《苦闷之讴》张弛有度,各个段落的重音被精心布置、层层推进,在钢琴伴奏的衬托下传递出苦中作乐的不屈精神;《月夜》是我最喜欢独自揣摩的二胡曲,此曲听上去不难,实则遍布玄机,梁伟的演奏可圈可点,尤其是多处运用慢长弓的长线条乐句处理得极为自然;《独弦操》是二胡艺术中的“内弦上的咏叹调”,另一标题“忧心曲”则透露出此曲的创作背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不聊生,建立“国立北平音乐学院”的愿望彻底破灭,这也是全场唯一一首不用伴奏的乐曲,何娜仅用一把胡琴将这种种复杂的情感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悲歌》又名“处世难”,刘天华以不拘一格的笔法表现了内心深处的悲凉情感,自由发展的乐句充满多变的调式和演奏法,可以说是一张乐谱道尽辛酸泪,从中可以一窥演奏者的功力深浅——杨易禾的演奏处理显然经过了精心构思,巧妙地运用了压揉、滚揉等多种揉弦方式挖掘乐曲深意,此曲在他的手中实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

整场音乐会在最后的二胡合奏《光明行》中推至高潮。王国潼先生端坐正前方,身后国乐系师生二十余人,时而轮奏时而齐奏,辅以钢琴和扬琴铿锵有力的伴奏音型,现场听众无不被这股磅礴气势深深震撼!此时,之前数首独奏曲留下的哀伤氛围被一扫而空,形单影只的《病中吟》已经成为过去,众人齐心协力奏出的《光明行》响彻夜空。随着最后一个大三和弦坚定落下,所有人整齐收弓的一瞬间,王国潼先生持琴而立,这一幕几乎是百年来二胡艺术从“病中吟”迈向“光明行”的一个缩影。

音乐会结束后一天,王国潼先生接受刘再生先生的采访时说:“刘天华‘改进国乐思想影响了我一生,1927年就提出‘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理想,非常了不起。”{3}王国潼先生所继承的绝不仅是刘天华的二胡艺术,更重要的是对“改进国乐”这一永无止境的事业的献身精神。“愿海内从事旧乐者,急宜奋起破除成见,以天华先生之精神为鹄的,一面研习西乐理论,一面改良教授法与记谱法,使终有发扬之一日,则天华先生虽死,其精神仍永远存在矣。”{4}萧友梅先生写下的这段悼文值得我们今人铭记。刘天华艰难创办国乐改进社时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刚刚诞生;今日,我们在中国第十所音乐学院纪念这位现代二胡艺术的鼻祖,重新演绎其在多舛命运中谱写下的一首首传世杰作,这无疑是对刘天华先生最好的纪念。

综观刘天华先生的十首二胡曲,几乎每一首都有形式技法上的创新,而所有的创作无不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民乐发展环境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好——更丰富的民乐比赛和奖金、更优异的教学条件和生源、更多元的项目委约和演出设备……空前盛世下,我们的作曲家和民乐团是否还有刘天华先生那股“改进国乐”“洋为中用”的劲头?是否能够坚持每一部新作品既不为创新而创新、亦不无病呻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才能够在刘天华先生开辟的这条光明大道上走得更远。

{1} 韩惠君编《王国潼二胡艺术研讨会文集》,香港二胡艺术中心2011年版,第54页。

{2} 刘育和编《刘天华创作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3} 刘再生《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王国潼访谈录》,《中国民乐》2016年第1期。

{4} 陈聆群、洛秦主编《萧友梅全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页。

李鹏程 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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