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

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是20世纪中国诗歌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也是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重要问题。有的诗人过于注重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自己就是时代的代言者、社会大众的发言人，如果不是代言人与发言者，似乎就是一个多余的人，诗歌写作似乎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诗歌可以有时代性也可以没有时代性，有没有时代性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诗歌作品价值的评估。然而，一首诗歌不可没有地域性或地理性，如果我们看不出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写的，是因为什么而写的，是为什么人与事而写的，也许其存在的正当性与生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中国古代诗歌名篇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杜工部《北征》等，之所以总是在标题中就标明所写的地方，或者所表现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诗歌写作中的核心问题，这就是地方性与地方主义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在每一个地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传统，而我们的诗人与作家就出生于、生长于、感觉于与创作于这样的地方，即便是今天所谓的“地球人”与“世界公民”，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也不可能离开地球上某一个特定地域而生存、而发展、而写作，从而让自己的写作产生特殊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讲的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以及在它们中间谁轻谁重的问题。

最近我读到一位河南诗人陶秉礼的诗歌作品，让我产生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其诗是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同时也是自我生活与心情的一种记录，由于诗人的用心，诗集中自然也体现了对于诗艺传达的探索，因此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时代性是其诗歌作品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其诗歌写作，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较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都处于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诗人作为时代生活的晴雨表，自然不得不有所反映，有所表达。特别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之后，诗人感觉到有一种历史使命，要以自己的诗笔为时代添彩，为人民歌唱，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时代，展开我们的梦想》、《美丽中国》、《科学发展观之歌》等。“春天来了，我潮湿的心/像如酥如梦的杏花雨/在风上面，在树上面/化作那一片片游走的云彩/沿着季节的骨缝/架在灵魂的高处/融化冰冻的河床”。（《春天来了，我心飞翔》）显然，这里的“春天”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季候，而是对诗人面对时代而产生的激动心情的一种记录，也是时代情景的一种象征。当我们看见的一切都充满生机的时候，我们就以“春天”相喻，诗人把自己的心比作“杏花雨”，并化作“游走的云彩”，对于“季节”、“灵魂”、“河床”也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将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展示出来，并且颇有诗情画意。“多少次在爱的深情中寻问你//美丽中国是什么/大自然悄悄对我说/山野翠了/空气绿了/绿色轻轻展开阳光的素描/和风轻拂/远山如黛，绿水绣波/一只春天的候鸟/在窗前唱着动听的歌/仿佛秋天的枫叶/又似舞动的音符/与小溪一起尽情欢乐/蓝天白云下/升起彩虹之河”（《美丽中国》）就像“春天”一样，在诗人的眼里，“美丽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天地自然的一种生命气象，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种集合，不过诗人在此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描述，而是将自我也放在了其中的一种抒情。青山、绿水、蓝天自不必说，特别是那只神秘的小鸟，其实在本质上也就是诗人的自我而已。在“中国梦”理论提出之前，诗人就以诗的方式进行了集中探讨，可见诗人本有的一种预见性与对于现实时空的穿透力。诗人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思考才创作了抒情长诗《科学发展观之歌》。“从孔老夫子和为贵的思想/到墨子兼相爱的胸怀/到太平天国的理想图/从柏拉图理想国的梦幻/到欧文空想王国新村/从馬克思共产主义科学理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汇聚到人类社会的和谐血脉/靠近再靠近/融合再融合/流淌整个身躯”。（《科学发展观之歌——献给科学发展理论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这样的诗不论其本身写得如何，都会具有自己的意义，那就是至少可以为后来者留下真实可靠的史料。诗人的心是最为敏感的，因而诗人之语足以为时代留影，不过，这样的作品多半是诗人的一种心影，而非时代的一种面影。诗人本来就是要以自我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自我就没有诗的产生。新闻记者也许可以没有自我，因为新闻报道要求真实与客观，而诗人除了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以外，还要有敏锐的感悟与内在的思考，然而所有的这些都要以情感、想象与意象的方式进行传达。同时，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关注不关注都不足以决定诗的成败与高下，然而，敏感于时代的风雨，发掘更为深广的时代精神，对于诗歌写作也是有好处的，但时代性并不等于诗性，时代精神也并不等于诗人的精神。时代性并不是诗歌固有的东西，许多诗歌作品是超越时代的，李白的诗与他那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有什么联系呢？当然，广义的时代性是存在的，但时代性的有无并不决定诗歌本身的存在与不存在，其有生命力还是没有生命力。所以，从前那种认为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之观点是并不正确的，也不具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一首诗还不能直接地表现时代性的主题，一切都要通过诗人的自我，以自我的方式表现自我是有重要意义的，以自我的方式表现时代，才可以让时代在诗中发生意义，不然与诗没有什么关系。陶的诗在某些时候处理得很好，即没有离开我，而在有些时候的处理也是存在问题的，即自我缺失或弱化，一个诗人的个性与风采如果没有充分地体现于诗中，那这首诗可能是不能成立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命力与感染力。

其次，诗人对于脚下的土地饱含深情，其有关土地的诗篇不仅比较多，并且显得相当开阔与深厚，最少是形成了诗歌题材上的独立性。因为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对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感情，于是就有了诗意发现的基础。《土地诞生》、《从土地中走来》、《神性土地》、《受伤的土地》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一阵阵南来的热风/吹醉广袤的田野/接天的麦浪/把北方大地/涂上金黄的颜色”。（《麦收季节》）诗歌所写的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地区，从地理与气候来说是一个过渡地带，北方就是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就是地种植水稻为主，诗人把以小麦为主的地区秋收季节，写得来风姿卓约，形态逼真，颇有动感。那不仅是一片肥美的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里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有发明周易八卦与保存中国最古文化之一的地方，还有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故地，还有民间传说里的董永遇仙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古老的文明，构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诗人以许多动情的诗句献给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群信奉诗歌的人/从长满诗歌的黄河出发/踏进诗韵流淌的汝水/乘舟歌咏而来/探寻中国诗歌的源头/感受汝南/千年古县的魅力。”（《畅想在千年古县》）这首诗写于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之后，而我也有机会参与了此一盛会，所以对于诗人所写，颇有感触①。诗人认为这里不仅是千年古县，并且也是诗歌的源头，黄河也正是一条诗歌之河，因为《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此一流域。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都产生于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当然我同时也认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开掘还有待加强，有待深化。在那里的许多很有特点的东西，都没有通过自我的方式进行转化，成为一系列的杰出作品。诗人虽然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够深入与独特。那里的历史与文化本是一座富矿，作为与这一片土地具有天然联系的诗人，当然也应当可以花一点心思进行考察与观照，可以由此让自己的诗歌产生巨大的优势而超越众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座诗歌的富矿，自然气候的交界地带，自然山水的交合地带，人文传统的结合地带，历史事件的厚积地区，历史人物的活跃地区，往往是诗意与诗情的宝库。一位诗人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不表现自我的地方而去表现天远地远，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事件与人物。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存地与生活区，既方便也可行，何乐而不为呢？诗歌与文学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地方主义是一种现实。所谓的由各地文的文学合起来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表现，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作为终极形态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命题。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但是，地方主义的文学却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文学现象，并且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特定的自然山水与人文传统，一位诗人如果关注自己所在的地方及其特点，以自我之眼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以自我之心进行独到的感知与发现，那诗的灵感就会层出不穷，诗的艺术就会更上层楼。显然，就诗人所居住的地方的特点与深厚传统而言，他在此方面的开掘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其许多诗中存在大量的哲理意蕴，一些诗作具有一种哲学的高度。诗与哲学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优秀的诗作中往往有哲学内涵，而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也具有诗意。从本质上来说，诗与哲学是相通的。所以，诗人的思考具有哲学意义是符合逻辑的。“有些人把位子看得很重/把责任看得很轻/有些人把位置看得很重//把权力看得很轻/把位子看得很重的人/位子不断摇晃/把位置看得很重的人/位子是一把不锈的钢尺/只想着位子的人/位子让他变成烟云/心系着位置的人/在位子上铸就了丰碑”。（《位子与位置》）诗人在此反复地讨论两个发音有一点相近的词语“位子”与“位置”，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并且正好是相反的一种存在。看重“位子”的人看重的是权力，看重“位置”的人看重的是责任，诗人正是以此勾勒出当代中国的官场图景，为我们留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哲学思索。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有了哲理性，就有了比较深厚的内涵，读的时候就会让人回味，让人思考，给人启迪。读这首诗，让我们想起臧克家写鲁迅名诗《有的人》，不过，那首诗只是因为有了一些独特的意象如“到处是青青的野草”、“等待地下的火烧”之类的，加上语言自由开阔简要，而显得更加厚重与高远②。诗歌与哲学相通，然而诗并不是哲学，哲学也并不是诗。有的诗歌作品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有的哲学随笔达到了诗的高度，在此它们是相通的，但并不是说哲学都是诗而诗都是哲学。诗可以追求哲学，哲学也可以追求诗，但诗是诗哲学是哲学。如果没有诗美的发现与诗意的建构，再具有哲理也是没有意义的，至多只是成为一种格言警句式的东西，让人记住而已，读者并不会把它当成诗看。在此方面，陶诗还可以在哲理的诗化方面再下功夫，发现了一种哲理但并不就是发现了诗，诗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哲学是以思辨为基础的；诗是以感觉为对象与方式，哲学是以思辨为对象与方式的，两者虽然在某些方面相通，但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哲学与哲理都是可以从地方的事物中来发现，如果将哲学与哲理与对于地方事物的发现结合起来，那很有可能其本身就是诗情画意的。

第四，在一些亲情诗中因为有了自我的存在，才有了强烈的思想与艺术感染力。人到中年的诗人，对于许多方面都有新的认识，不像少年情怀总是那样的清酒，而多半是越来越醇厚的老酒。《情绪的思念》、《爱的承诺》、《蓝天的女儿——给爱女》、《母亲坟上的草》等就属于这类作品。“爱你/是我的承诺/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种植你/长出新绿/丰富你/长出新芽/欣赏你/长出情节/收获你/长出果实/新生的萌芽给你/疯长的新绿给你/葳蕤的情节给你/丰硕的果实给你”。（《爱的承诺》）这是一首很特别的爱情诗，诗人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所爱对象的深深情意，最后“下辈子也给你”让这种抒情达到了高潮。虽然诗中的意象并不特殊，但情真意切，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在艺术构思上与艺术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给你什么式的句子，并且反复进行。然而，与望舒式的与志摩式的爱情表达相比，也还有一些区别与距离，那就是诗人的个性与气质还没有全部地融进诗中。“母亲，如果你还活着/和父亲一样80岁了/如今变成坟茔上的草/每年清明这一天/与你的丈夫/孩子相见”。（《母亲坟上的草》）诗人以与母亲对话的方式，将坟上的草当成“母亲”，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思念，其情其景都达到了极致，让人感动不已。不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不能编造故事，而是要把自我放在里面，表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将人物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独到的揭示出来，所以他的诗作还是以真为基础，以诚为内容，以说真话抒真情为基本的方式。诗人以自我的方式表现亲情与爱情，以超越时代的题材成就永恒的诗情。在人间，如果亲情不再，那就与动物世界无异，那人类的存在与人类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是他没有把自我的亲情与文化传统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地方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结合起来，以形成自我的优势。像梁祝的故事、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等，都与爱情亲情相关，如果加以结合与发掘，就会让许多诗人写过的东西大放异彩，成为一位诗人的标志，成为一种地方主义诗歌与文学的标志。

第五是以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主体的对话体式。没有想到他写了不少与历史名人之间的对话诗，这种诗体其实是来自于西方，华兹华斯之后，有许多诗人写了以《致华兹华斯》为题的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诗体的写作，一个方面要求对于古人要有自己的理解，一个方面要求自我的思想要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抒情的时候，既要切合对方的身份，也要适合自己的情景。《古塔落下的真理——致伽利略》、《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思想在宇宙中行走——致爱因斯坦》、《请你一起过春节——致居里夫人》、《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等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那个夏天/果林里/你闲卧无绪/一只苹果/与你思考的脑袋亲吻之后/滚落在小坑里休息/似灵光闪现/聪慧的大脑一下子迸发/万有引力定律”（《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诗人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呈现了牛顿发现地球万有引力时的情景，写得颇有诗情画意。是不是可以还原历史倒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诗人对于历史本身并不太关注，他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平子呵，你莫要发愁了/东西南北的美人/从泰山送来金错刀/从桂林送来琴琅轩/从汉阳送来貂襜裙//从雁门送来锦绣段/你当时就已经报答了/为何还要心怀忧烦”。（《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张衡作为一位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同时作为一位辞赋大家，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有了很高的声誉与地位，然而他仍然忧心时事与天地，于是让当代的诗人也感到了厚重不已的忧愁。显然，在这样的诗作里，诗人的心灵达到了高度自由的状态，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达到了相当纯度，因此诗意发掘与诗意创造，多半为常人所没有。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本身就是诗意的表达。虽然有的对话对象是外国的，但诗人的自我却属于地方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样的诗划为地方主义文学与诗歌的范畴。地方就意味着个性与风格，越是有地方的色彩与情调，就越是有独特的价值，当然并不是所有表现地方的东西就一定是诗歌，因为诗还是要有其特定的本质，那就是人生的发现与诗美的发现，是基于人的感知与感觉的发现。就是说，他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却没有深厚的地方性，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地域性是不够的，地域性是一个文化传统的概念，而地方性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才是让诗作拥有生命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来进行讨论。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对于时代的感受更重要还是对于地域的认识更重要？对于一个时代所有诗人来说，时代性更值得关注还是地域性更值得关注？20世纪的中国新诗，从胡适与郭沫若那个时候开始，就特别强调诗歌的时代性，而忽略了诗歌的地域性，给诗歌的质量与命运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诗歌产生于什么时代环境，没有很大的关系，许多优秀的作品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而能够成为所有时代共有的精神产品，至今世界文学史上所谓的经典，并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时代。为什么呢？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对于时代往往并不是很敏感，而是对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特别敏感，许多地方的东西得到了保存。更为重要的是，所谓时代也是由环境所构成的，并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因此，我们在表现一个时代的时候，要有更为具体的表达，不可进行空洞的议论，像“中国梦”、“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概念，其实是难于入诗的。诗人的任务并不是要表现这样的概念与理论，而是要表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具体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他们的情感与心理，他们的想象与精神，并每一个都是一种个体化的存在方式，在诗歌里面就是表现为种种具有独立性的意象。如果不是这样，就并不具有诗美与诗学的意义，而只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意义。诗人表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要通过自己的双眼进行观察，通过自己的双耳进行聆听，以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感受，特别是要调动自己的所有感官进行全方位的感受与分析，发现了什么就表现什么，是什么样的就如何表现，当然是以想象的方式与意象的形态进行表达。华兹华斯是如何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呢？贺敬之是如何表现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呢？惠特曼是如何表现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呢？如果进行研究的话，会给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以很大的启示。以具体的方式与地方的东西进行表达，并且不是表现它们本身，而是表现诗人自我的感知与感觉，诗的正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再复杂的理论最终都要回到这里来，才具有诗学的意义。真正的诗人都是以具体的象征方式进行表达的，华兹华斯是以个人的印象与认知来表现法国大革命的，惠特曼是以一只巨轮的形象来表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气象的，雪莱也是以西风吹来的方式来表现他对于时代的感知的③，所以时代性对于诗人而言也不是不发生意义，但要以诗的方式而发生与存在，才会有真正的诗学与诗艺的意义。

诗歌的地域性与地方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常识问题，因为许多诗人都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具有地域性的，在中外经典诗歌中没有地域性的诗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如苏东坡、柳宗元、王维、白居易、柳永等，都是地方主义的，并且首先是地方主义的，才可能是整个世界主义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没有离开自己的生活与经历，特别是自小开始的昆布兰湖区的自然山水与自我生活情境，因此我们说华兹华斯的诗歌在本质上来说是地方主义的，没有地方主义的思想就没有华兹华斯的杰出诗篇。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同样是如此，她一生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除了她的家乡之外，所以她的绝大部分诗作都是产生于她所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她的诗歌在本质上都是地方主义的。地域性是诗歌的首要特性，世界性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附加上去的东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学艺术并不是科技产品，不可能成千上万地进行复制，生产与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首先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哪一个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它使用的是什么语言，表现的是哪个民族的生活，描写的是什么样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地区，这是在我们理解一个作品的时候，必须了解的最基本内容。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由作家所写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经历与创作经历，都会在作品里面全面的、深刻地反映出来，带有那个地方的、个人的、鲜明的特色，是其他任何内容不可代替的。因此，一个诗人自觉地关注自己的出生地与生活地，关注与发掘那里的自然力量与人文力量，并将自己的力量与之结合，本身就是你的责任与使命。从比较文学理论来说，我们首先就是要关注民族文学，在关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关注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关注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的基础上关注总体文学，即所谓的“共同诗学”，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共同的“文心”与“诗心”。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但它自己不可能单独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它只有与他者一同进行才可以进入比较文学学者的视野，与所有的民族文学一起成为总体文学研究的对象。从文学创作而言，每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追求，不论是思想上的追求还是艺术上的追求，都要与自己的地方事物联系起来，才会有自己的独立品质，才会有自己的个体气象，才可以与他者区别开来，才可以与他者进行对话，从而产生真正具有独立价值的民族文学。诗歌的创作，就更是如此。

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没有必要讨论两者的结合问题。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如果做得比较到位的话，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就是典型的“时空混合体”。比地域性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地方性，地域是指我们所生活的某一个特定范围及其文化传统，而地方则是指我们所生活的某一个地方，及其固有的地理特性与民俗风情。如果我们说江汉之间，这就是一个“地域”；如果我们说汉口或黄陂，这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区别对于文学创作与诗歌创作而言特别重要，可能比“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区别更重要。有的作品不知它写于什么时代，需要我们进行考证，就是进行考证也还不一定有结果；有的作品不知写于什么地方，也需要我们进行调研，也还说不定有准确的认识。那么，如果真的有产生于真空中的作品，其意义与价值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诗人要追求具体的时代性，不可追求空洞的时代性；诗人要追求可视的地域性，不可追求不可视的地域性，并且要有自己的自我主体性，任何时候不可缺失诗人的自我。没有了诗人的自我，就没有了诗的本身。无论是时代性还是地域性，都只能通过诗人自己才能得到表现，也只有通过诗人自我才可以成为诗性因素，成为诗歌生命体的有机构成。相比之下，地域性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而言更加重要，也更为关键。地域性特别地方性都是可视性的、本质性的、特殊性的，而时代性往往是非可视性的、非本质性的、临时性的，如果一个诗人只是热衷于时代性事件与人物，那他与政治、政党、主流意识形态过近，就不会有一双明慧的眼睛，也不可能有公正与沉静的胸怀，那他要写出优秀的作品可能性很小。一个诗人就是处于时代生活之外，他并不就此会成为一个非诗人，而同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而一个诗人处于地域之外，也就是说他认识不到他所生活的地方之特性与地域之特点，他也难于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在当代中国诗人，舒婷诗歌的地方性是明显的，而时代性却并不显著；北岛诗歌的时代性是明显的，而地方性却不显著。我并不是要来比较两位诗人诗作的高下，然而我可以明确的意识到，舒婷的许多诗歌会超越我们的时代，进入永恒的历史时空之中；而北岛的许多作品政治性过强，意识形态色彩过浓，虽然有所反思与批判，却会时过境迁，失去一些本质的东西，成为过眼云烟。

注 释

①第18届黄河诗会于2013年9月28日在河南省汝南县举行，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诗歌学会与汝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二百多位诗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与会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具有真诚的态度与丰富的内容，在其他诗会上是很少见到的状态。

②臧克家名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中有这样的句子：“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她还活着”。陶诗中的句子，与此是极为相似的。

③《西风颂》中有这样的诗句：“Scatter，as from an unextinguish'd hearth/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