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

这方土地与我多山的故乡有着许多的不同，它的辽阔、平旷、广大，使行车者感到了风驰电掣的快意。尽管车速很快，我还是清晰地记下了那些一晃而过的地名，它们刻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孟良崮、微山湖、枣庄、沂蒙、胶东、莱芜……想着时日忽忽过去几十年，这些地名的色调还是这么浓厚鲜明。换一句话说，当时少年如我，就是浸泡在这些地名里，被厮杀、仇恨充满。没有温情，只有敌我、死生。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灵启蒙？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期盼就是走入电影院，神情专注地看一场你死我活的杀戮。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自信有能力区别脸谱背后的人生，正派的、反派的，人物出场的一刹那，已经被自己判断得一清二白，随着剧情的发展，毫不犹豫地倾向一方，与之同喜同愤。《红日》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一部片子，它很长，也就展开得很充分。《孟良崮》太坚硬了，里边的仇恨也就太大了，场面的血腥、激烈也就达到顶点，让全班同学惊叫连连——对于八九岁孩童来说，这类片子未必适宜，不太适宜地展示死亡，不太适宜地灌输仇恨——可是没有办法，那时候这类坚硬的片子实在太多了，而抒情的、委婉的、阴柔的、有情调的片子又不适这个时代之宜，也就无法看到。没过几年，学生就会很果敢地揪斗老师与校长了，折磨手法很多，根本不给这些曾经教育过自己的斯文先生一点面子。现在，我一直以为和少年时期看多了战争片有关——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联系，但我觉得这一联系很实在，在面对屏幕兴奋地大喊大叫的时候，那些仇恨的种子已经落入了少年的眸子里、心田里。

可是，当年浑然无觉。以为接受这样的教育很正统，向往暴风骤雨的时代和刀光剑影的生活，渐渐滋长起来一种硬性，似乎关键时刻到来时，生命随时可以支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少年说，你的生命很宝贵，尤其是你生命的稚嫩、柔弱，一定要珍惜、避害，更是不能轻掷的。因为家长、师长不说，或者不宜说，便有了刘文学、张高谦这一类少年，为了阻止阶级敌人偷一把辣椒、偷一头羊而丢了性命。事后人们不惋惜生命的丧失，而是作为榜样——自古英雄出少年，生命被忽略不计了。一个个悲剧的由来都可以从轻视生命开始，因为有精神、信念、理想这么一堆虚幻的词汇在支撑着。少年不知人间事，总是以为课堂上听到的、书本上读到的才是世间最良好的指导，少年以为走在大道上了。二姨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百姓之一，她有残疾，身材矮小，杜门不出。她的思索比正常人要更本真、具体得多，朴素得没有什么艳丽的色调。我听见她和母亲在低声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刘文学为了集体的辣椒不被偷而致死，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她们的低语控制到恰好能让我听得到。最后她们的意见全然一致——根本不值，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来替代，既能守身又能执义。她们的对话婉转地流露出对于我的担心和爱意——我那时太积极了，是学校少年队的大队学习委员。在一个不便明明白白地表达个人见解的时代里，她们用这样的形式，做出一种暗示。不过，她们弄不清我是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

复仇的影片看多了，少年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好人”“坏人”，似乎天下人皆可由此划分。脸谱化的影片有利于人们对这两类人进行识别。少年时的游戏，就是在“好人”“坏人”间进行的——头上戴着杂草、枝条编起的草帽，一根竹子夹在胯下，杀声起处尘土飞扬，好人必胜。只要母亲看到，就把我叫回来，宁肯在家中安坐，或者到林子里拾点枯枝落叶当柴火，在一个有围墙的院落里，是会安全得多。很多时候，她是不说原因的。学校成立兴趣小组时，我报了航模，我觉得自己动手能力还行，我对战争片里的飞机的轰炸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母亲则更倾向我去报小提琴，一个人和小提琴相伴，要比相伴于飞机雅气得多。在我居住的那一片，如此雅气的人还没有，爬墙上树、鸡鸣狗盗的倒是不少。如果家里有个小提琴手，作业做完，晚间练练手，生涩的琴声流出，气氛会柔婉得多。这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态度，左邻右舍因着琴声就明白了。一位少年对于长者的引导，直截了当的或者含蓄的，总是欣然接受的少，而去迷恋自己选择的不着边际的那些方向。少年时对于家庭以外的教育往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都可靠，以为这是一条正道，是通向理想的，不要有疑窦，只管向前便是。坊巷间总是有一些与潮流大相径庭的想法，所谓道在瓦甓就是这个道理。寻常坊巷里的人传了一代又一代，却都在社会底层，每个家庭逐渐滋生了一套私有的教育方法，很实在、实用，有些是不能上台面的，更不能写入教科书的。它有着小市民的灵活、机敏，也还有狡黠、投机、取巧这些成分。他们一贯认为平安的家庭是最重要的，而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的安好，比什么都重要。“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当年说的这句话，是一个个小市民家庭的座右铭。他们远离官场，又不富裕，在清贫中祈求平安，用餐时不要少了任何一位成员。后来，发现家教渐渐失去作用，外来的力量太大了。一位初中生要出去武斗，头上戴着军帽，臂上别着红袖章，一脸豪杰气。他母亲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不让他出去，他还是一甩手走了。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旧生活经验，抵挡不了崭新的思潮。后来，一个家庭的许多成员居然会分为几派，加入对立的组织，把火药带回家中，在饭桌上点燃，吵得不可开交。那些与家庭生活无干的人事一旦成为家人论争的话题，亲情就迅速地受到损害。汉语言无比地丰富，用于挖苦、谩骂，不亚于锋利的刀斧，有着刀削斧斫的力度。一个市井人家对于汉语的运用，决不亚于文学院里讲授语言的教授，尤其是流畅地运用方言进行攻击，十分地道。这样的唇枪舌剑在餐桌上上演几回，亲情就淡漠了许多，可是他们豪情万丈，以为这样才是主流生活。在那几年的喧闹杂乱中，一些人上去了，一些人下来了，名显名隐，白云苍狗，皆为变数。缭乱的日子里，我牢记了一个叫宋广强的人，他的年龄比我大四五岁，住的离我家也不远。他是我少年时生活的那个小城、在那段日子给我最耐磨的印象。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他这一派占领的谯楼让另一派给夺去了。知道消息后，小将宋广强坐不住了，也是跑出家门。他身手敏捷，很快上到楼顶，打算揭开瓦片攻入内部。哪知里边的小将也不示弱，伸出一根坚硬的长竿就把他给捅了下来，一命呜呼。隔了几天，这一派在体育场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还鸣枪一串表达哀思，群情激愤。那些天，总是有一个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起始二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风很大，把曲调撕扯得很长，让人听得喘不过气，而夜间听来，就更添几分凄清了。后来，宋广强被隆重安葬在母校绿意婆娑的校园里，花圈不断。再后来——我指的是一切回到正常后，宋墓迁移，如今已不为人知何处了。如果不被坚硬的长竿捅下来，他现在有65岁，正是过清闲生活的好时光。

只有他们柔软的母亲，内心充满苦楚，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个家庭妇女，只能依凭自己很有限的生活经验判断日子出了问题——人说话的调子越来越高、越硬气，争辩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动不动就攘袖瞠目攥拳挥臂喊起口号。正常的小百姓生活可能吃不好穿不好，日子过得很紧，让人发愁，却是和睦的、谦让的，有笑声的，日子本该是软的，不应该这么硬。

……

我相信现在来到孟良崮、微山湖这些充满争斗的地方的人，对曾经过往的人事已经淡薄得如同一缕晨雾了。他们多半是来游玩的，来感受一下与熟悉的故乡所不同的山水、民俗，顺带也品尝一下异样的美食。这些地名所含纳的历史事件、人物，对于少年来说，是一片空白，他们埋头划拨着手机，乐在其中。对于年长者，尽管也知道七十四师、张灵甫，知道刘洪、芳林嫂，但这些于我何干？几十年来白云苍狗变化无端，甚至盖棺了还不能论定，那么，谁又在乎那些前尘往事呢？我穿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个又一个少年时记下的地名涌了过来，我已是心机平和了。后来我到了一个名字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让人欣赏到了绿树浓荫碧草连天。既然外出，还是闲适的情调占了主要，并不想碰触那些坚硬之物——如果在那些曾是战场的土地上走，也许就会像杜牧之那样，不小心踢出一枚沉沙的折戟，生出一肚子沉重来，而这反而不符合我的本意了。喜欢刀光剑影的杀戮，那是不更世事少年的往日生活，现在打开电视，随时可以看到柔情蜜意的爱恋，男欢女爱贯串了全剧——生活正朝着另一个方向迅疾地发展，很怡悦、很轻松，也很随便。即便是有所对抗，也有很多戏说的成分，决不会把它当作真实而较真。很多的人再也不只是分为好人坏人两种了，而是朦胧模糊，可这么看，也可以那么看，坚硬的隐退了，阴柔的升腾了，我会觉得现在的日子更近乎人的本意，它朝着人的梦想。梦是一方飞毯，就像这里柔软的草地，它们在春天的湿润里生长出来，盖住了曾经的坚硬，让我看不见锋芒了。

后来，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了东平湖北岸的洪顶山，去看北朝时的摩崖石刻。当年为了弘扬佛法，许多经文、偈语、佛名、经名都深深地镌刻在山体上。来之前我细细阅读了1998年的《田野考察报告》，照片里有的摩崖书迹还是十分清楚的。空山无人，都是尖峭的石块。松柏阴郁，群鸦乱啼。我荒腔走板地抬脚下脚，走得毫无章法。许多刻痕已经让眼力难以捕捉了，伸出指掌抚摩，只是一手的粗糙。是上边沿着石壁流淌下来的冰冷雨线，时日长久地把这些深刻的痕迹磨灭了。也许下一次来，这里就是一座毫无文字的石山了。

最终，我看到的是柔软。

（选自《十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