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沁怡

【摘要】：尽管契丹族有着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源自游牧文化的风俗习惯，但是先进的汉文化仍然对契丹人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辽国的统治下，一批契丹族的画家和他们经过文化融合后创造出的既带有汉文化色彩又不缺游牧文明粗犷的绘画作品不断涌现出来。但是由于辽国契丹风俗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的关系，辽代的画家们的艺术思想与汉族统治下的画家们还是略有区别的，所以辽代的山水画的创作并不发达，花鸟画也偏好对称装饰风格，反而是反映草原民俗自由粗犷风格的人物鞍马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关键字】：辽；鞍马；游牧文化

【正文】：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10世纪上半叶至12世纪初，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的辽、金、西夏先后兴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起契丹国，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从此开启了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辽王朝持续了两百多年之久的统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发现光靠武力难以统治天下，必须文治武功相得益彰，于是从辽太祖开始，辽国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艺术绘画创作也因此发展起来。

辽国在与中原各国的交往中，不断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辽国也逐渐融汇了各个文化的长处，而这些文化的发展也卓有成效地促使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飞速发展。在这个社会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艺术创造也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而发展起来。

契丹族是一个传统的游牧民族，即使辽朝统治的疆域以中原地区为主，但是辽朝的畜牧业依然十分发达。马是契丹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和生活物资，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而在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更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所以对于几乎所有辽人来说，马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占有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之一。

正因为辽代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性和马在辽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量以马的形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被辽代艺术家们不断创造出来。在我们今天的考古或其他各种活动中对辽代艺术作品的发现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以鞍马形象为题材的辽代艺术作品。诗词文章中有对鞍马的赞美，雕刻创造中不但有石像马还有更为精致和珍贵的玉马，有很多古文物器件上都有着鞍马的纹样作为装饰，各地的更是发现了很多以马为主角的辽代壁画，辽代还流传下来了大量历史名家创作的鞍马绘画作品。

一、辽代墓室壁画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发现了大量的辽代的墓葬，它们分布于辽宁、吉林、内蒙、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域在古代都是辽国统治范围较为繁荣的地区。很多贵族和官吏的墓葬中都有大量的文物器具，很多墓葬中更是存在着精美的反映辽代民俗特色、生活习性的壁画作品，在壁画的展示下，我们可以进一步领略辽代契丹及其他族部的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

土尔基山的辽墓、法库县辽墓、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等多地辽代墓葬中都出产了具有骑猎特色的衣物——靴子，以及其他游牧风格的服装和各类鞍马马具。更多地反映出辽代人民对马的喜爱的实例在如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的墓道壁画上有着很好地体现。

陈国公主墓的墓道两旁都绘有作为公主与驸马生前的坐骑，各种形象的马画满了约7米长的墙壁，由此足见，陈国公主和驸马对马匹的热爱，对生前所乘骑的马匹的不舍让人们在死后下葬时要求把它们绘制在墓道上用于纪念和精神寄托，公主和驸马对鞍马的重视也极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了辽代契丹族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对马是十分地喜爱与崇敬，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伙伴的鞍马的祝福与感谢。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墓室石棺上的壁画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边地风情景物，也展现出了草原上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墓室石棺内画了一幅草原放牧的壁画，画中各种动物被人畜养牧放，在辽阔的草原上被穿着典型契丹民族装束的放牧者驱赶着。而作为生存资料之一的马，也是这些正被放养着的动物中的最重要、最特别的一种。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放牧人前面的牲畜群中有四匹脱缰的马，呈奔腾追逐之状，也妙有神气。由此可见，在契丹族粗犷的风气和他们与马匹的亲密关系下，即使可能是用于取肉的马匹也并不颓丧，从它们自由奔跑的情态中显示出了它们的积极满足、洒脱大气、奔放不羁的精神状态。

而这个墓葬内的其他画作也表现了其他不同用途的鞍马，一幅引马出猎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以马夫牵引着鬃尾扬起的一匹骏马，场面气势非凡，再现出了契丹人外出打猎前激昂的氛围。

二、辽代名画的流传

辽代很多画家的著作都绘制的鞍马的形象，而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被各博物馆或收藏家所珍藏，这些鞍马的形象也被后人欣赏、喜爱着。从辽画中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辽人的生活情境，更可以进一步欣赏、品析这些鞍马的壮硕与骠勇。

（一）《番骑图》

对于“逐马放牧、驱马射猎、策马出行”的契丹人来说，人和马之间的相处时总是和谐互动的，马背上的游牧文化自有一份豪放洒脱的气度。正因为辽人与马的亲密关系，被称为“草原画派”的辽代著名画家胡瓌和他而子胡虔也都对绘马情有独钟，他们绘制出了许多带有鞍马形象的艺术画作。

由于胡瓌父子成长与边塞，所以他们的画作多为“水草放牧”或是“游骑射猎”的情景，比如说胡瓌流传至今的《番骑图》一画。画中绘画了边塞的人马、骆驼的赶路行进的过程，人物身穿裘衣戴着搞搞的帽子，用草原风格衣服独有的厚大衣袖掩面以遮挡风沙。画中的马匹在沙漠荒原上风急天寒、沙尘四扬的恶劣环境中，似是有点步履蹒跚，但是这些马匹剽悍健壮的身躯帮助它们能够顶着风沙在人们的驱赶下依然坚定地不断向前行进着。

胡瓌的这幅画作线条细劲流畅、一气呵成，充分地把画中鞍马的健硕和强壮的力量变现出来。绘制的这样的一个有着强风的恶劣天气的场景里，鞍马因为需要顶风用力向前行进，所以它们微低马头、紧咬缰绳、肌肉紧绷的形象能就被更完美地表现了出来。而胡瓌用他高超的画技赋予了《番骑图》更为生动的形象，每一匹马的肌肉都被精致地刻画出来，在第一匹马的后腿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鞍马腿部肌肉绷出的棱角，鞍马的“骨肉”在这一幅风沙四扬的画中撑起了整幅画的张力。

（二）《卓歇图》

契丹民族爱马、饰马、护马的理念亦反映在画家们的绘画作品中，在胡瓌的《卓歇图》，细致地描绘了边塞部落的长官和他的骑士们在打猎后的休息情景。在长卷的前部，人马杂沓，出去狩猎的人们满载归来，狩猎者们三三两两聚集闲谈着，而骏马的背上都驮着白天鹅、大雁等战利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一场运动量极大的奔跑，鞍马们却依然十分精神，有些马匹正“交头接耳”，有些马匹还昂首嘶鸣，鞍马们似乎能感受到主人们的丰收的喜悦，也在为背上沉甸甸的猎物感到高兴。

而且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出，胡瓌所画的马是战马，是草原游牧民族才会有的胡马，这些战马与汉人养来运输货物的家马有所不同，从这些马的动作神态和身上的骨肉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虽然已经静下休息的鞍马身上的机敏和血性，它们是随时可以准备上战场的战马。

（三）《便桥会盟图卷》

还有一些历史描述历史事件的画上也会出现鞍马的形象，例如顾及之所绘的《便桥会盟图卷》。这卷画本来表现的是武德九年唐太宗与突厥颉利可汗在长安城外便桥会盟的历史故事。可能是因为在契丹人眼里，在这个庄严正式的场合中他们必不可少的伙伴——鞍马，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幅画中顾及之绘画了契丹族种种精彩的马术表演，颇为灵活传神。由这个画卷我们可以的得知，鞍马的使用已经不只是用于打仗或是运输等生活材料，契丹人对鞍马的喜爱与崇敬让他们用马术表演的方式把鞍马变成了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这些辽代绘画里出现的鞍马的形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马匹的身上都戴着契丹游牧特色的马具和一些草原风格的装饰，这是游牧民族的人们用来表达他们对马的爱护的方式，他们对这些马匹的装饰也表达了这些人们对马的喜爱与看重。

在这些画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有些马匹身上有着华丽的装饰，或是被用作马术表演的注重艺术表演性质的马，但是这些马都不是一个空有华丽装饰或外表的架子，这些画作中的马都十分的漂亮，但它们的漂亮是因为它们的剽悍气质和它们那跃然纸背的厚重感。

三、结论

在中华文明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中，辽王朝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辽代鞍马题材的艺术作品让我们领略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风韵，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契丹民族而不是汉族的短暂统治中的异域风情。

我们可以从辽代流传下来的无论是壁画、绘画作品、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对鞍马的形象的描绘中看出，辽代的鞍马与其它朝代的马有所不同，辽代的鞍马身上流着经过了战争的胡马的血液，而且由于辽代契丹民族的粗骠勇雄奇和他们对骑猎的重视，所以辽代的鞍马大都十分健壮剽悍，富有野性，而且从画中就可以看出着这些鞍马的灵动、勇猛和血性。鞍马的这些特点都是辽王朝这个独特的时代和游牧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