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

以“情报圈”刺探干部喜好，以外币、银行卡“行礼”，花样出击的行贿人在反腐热潮中不断被曝光……在被查办总人数递增的同时，观察人士指出，一些个案中大量行贿人并未被严厉追责。

行贿人何以被“轻处”？

“这与查办案件操作难度有关，与不得不进行的‘截断有关，也与过往‘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有关，更深层则指向文化和权力氛围。”一位检察官说。

“刑九”前行贿人多被“轻处”

《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让长期匿于受贿者“光环”之下的行贿者命运陡转。

而在此之前，行贿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寥寥无几，这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

“云南省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受贿案，判决认定他曾为6家单位解决铁路运输计划问题收受财物，而这6家单位的老板却无一被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倪泽仁介绍。

铁道部窝案爆发后，闻清良因受贿被判死缓，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因受贿被判无期。

两起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行贿人分别向苏顺虎和闻清良行贿。

2003年至2008年间，苏顺虎接受某焦化公司总经理张某某的请托，为该公司提供帮助解决煤炭运输等问题，张某某先后3次给予苏顺虎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96万元。

2005年至2010年间，闻清良接受某焦化公司张某某的请托，为该公司提供帮助解决铁路运输计划等问题，单独或伙同情妇钟某，先后多次收受张某某的款物折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判决书中所涉“张某某”系同一人，是福建商人。“铁道部窝案爆发后，张某某作为证人作证，他还在办自己的公司。”上述知情人表示。

另一位律师介绍，他正在办理某市委书记受贿案，该案即将进入审判阶段，行贿人有谁、额度多少等信息均已确认，但是给该书记行贿的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均仍在职工作。

“轻处”背后的文化

行贿人被“轻处”，与过往“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有关，更深层则指向文化和权力氛围。

“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干部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一个央企老总出事，其下属几十个公司部门经理都会因行贿而被协助调查。”一位副检察长表示。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再加上我们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人们形成了“有事找熟人”的观念，而找熟人往往就是拿钱开道。

最初是用礼品，礼节性地意思意思，可事情大一些，关乎升官发财的事情，礼品力度就不够，必须拿钱收买了。而民间甚至有“人托人能搬动泰山”的说法，这是行贿人数量惊人的一个基础背景。

“我们查处了一个市委书记，查到直接行贿人有60多人，但实际上潜在的行贿人更多。”一位反贪局局长说。

该局长表示，首先，查处一个干部，可能牵出数十人乃至上百的行贿人。“查处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该局长说。

一个干部被提起公诉后，其身后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买官的干部和逐利的商人协助指控。但这些行贿者很少受到法律制裁。

“轻处”背后的真相

不知深层缘由的公众，看到行贿人最终被“轻处”，往往就此释放负面评价，甚至猜疑四起。

但事实上，这背后确有可值得讨论的根由，涉及法规，更涉及真相，比如这个所谓的“行贿人”，虽然是一个被索贿的对象，但如果其有重大立功表现呢？

“山西一李姓老板，喜欢送礼记账，给谁送多少都记下来。”一知情人透露，这位李姓老板跟过去合作的股东闹翻，该股东收买了李姓老板的司机，将记录上百名官员受贿情况的账本偷出，送到了检察院，该老板现在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近年出现的一些案件中，一些行贿者作证称自己遭到索贿，并拿出相应证据，这成为行贿人被“轻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受贿案件查处成功，往往是行贿人配合的结果。行受贿双方往往一对一进行，检方很难拿到证据。如果行贿人不配合，对受贿罪的指控就很难落实。”倪泽仁表示，配合的同时，相对应的则是有可能从轻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者都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以求从轻判刑或缓刑。”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说。

行贿人保存行贿账本，一方面是被索贿者的一种“自保”，另一方面，也是一些行贿人对受贿对象不“信任”、旨在威胁其就范的行为。这类账本往往会成为查办案时的重要线索。

近年一些举报中，这类账本出现的频次并不低，足见行受贿双方之间的“利益链”，并不会轻易变为坚固的“信任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