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有关语文教学的论述中，他一般不强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却多次将作文能力作为衡量语文水平的标准，在这点上，与叶圣陶注重学生阅读程度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

胡适认为古人所说的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手到才有所得。”他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面算是你自己的了。”

这看来只是增加了两个字，但实际上将整个读写观颠倒过来了。以往人们大多只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即强调“读”对“写”的决定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到“写”对“读”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胡适的“写”能促“读”的见解，除了含有须“边读边写”的意思外，也指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阅读能力的发展。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的教学构想中。他认为学生在“国语文到了明白通顺的程度，然后再去学习古文，所谓‘事半功倍，自然是容易得多”。

胡适对“写”的重视，还出于对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一切感想，一切书籍的泛览，一切聪敏的心得，都像天上浮云江中流水，瞬息之间便成为陈迹。所以，“勤笔”可以“助我思想”。

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把“能作国语文”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首要标准了。我们认为，胡适的读写观与作文教学观都体现了较强的现代意识，他把写作不仅看作是为了交流思想，而且把它看作是增长知识、开发智力的有效途径，是人进行学习的一种基本素养。他的这种认识，显然已经超出传统的对写作的狭隘理解，更为接近今天西方教育界所倡导的“学习通过写作”的大写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