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丽

内容摘要：文章考察了河南作家小说中的底层形象，在分析河南作家作品中的底层形象基础上，探讨河南作家底层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地域色彩。

关键词：河南作家 底层写作 地域色彩

“河南作家群”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庞大创作群体， 从徐玉诺、冯沅君开始，历经师陀，后经姚雪垠、李凖等文学大师，中原作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上个世纪末被文坛冠以了“文学豫军”的称号。而且新时期以来，孙荪、周同宾、王大海、卞卡、廖华歌等人屡有散文佳作在全国引起反响。近年来，郑彦英、王剑冰、乔叶、鱼禾等人的散文也颇受好评。经由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其成就、实力、影响之巨大，鲜有地域性创作群体能与之匹敌。受中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熏陶，他们的创作基调，是现实主义的，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非常具有河南特色。

新时期大量优秀小说的涌现标志着河南文学的繁荣。由于地域特征，河南作家在以描写农村生活见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宽作品的题材范围，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社会历史小说的重镇。南丁、张有德、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李佩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张斌等都不断有佳作问世。

李洱、墨白、行者、陈铁军、邵丽、乔叶、傅爱毛、蔚然、南飞雁、陈麦启等人的相继崛起，使河南的小说创作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作品从主题开掘到艺术创新，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当然河南作家之所以能在新时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河南文坛拥有一支有实力的文学评论队伍有着很大的关系。新时期以来，先是有孙荪、刘思谦、鲁枢元三驾马车的领跑，接下来有王鸿生、耿占春、艾云、陈继会等人的不俗表现，然后有何向阳、何弘、孙先科等人的崛起，使河南的文学评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独特的人文环境熏染下，河南作家向来有关注农民、关注底层人物的创作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至五六十年代，苏金伞、李卒、何南丁、张有德、段荃法等作家活跃于当时的文坛，写出了《三黑和土地卜》《不能走那条路》、《状元搬妻》、《婚事》等优秀作品。八十年代，张一弓、刘震云、叶文玲、乔典运、田中禾、李佩甫、张宇等一批作家，娴熟而又个性地运用现实主义艺术取得了不斐的文学成就，《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塔铺》、《新兵连》、《五月》和《满票》等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学者刘旭指出，“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也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地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

虽然，“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几乎已经成了当下人们的流口常谈，成了时髦的文学标签，但真正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却似乎并不多见。随着底层文学的出现，许多作家关注现实，记录底层的坎坷与曲折，无奈和悲苦，为底层哭泣、呼喊、寻找出路，河南作家也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日光流年》， 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学习微笑》， 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刘庆邦的《红煤》、《神木》、《到城里去》、《卧底》、《福利》，周大新的《大厦》、《湖光山色》，杨东明的《姊妹》，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作家真实的揭示苦难，为广大农民寻找出路，体现他们内心深深的忧患意识。

底层平民作为弱势群体，在阶层化日趋加剧、社会分配差别不断加大的现实环境中不具备充分的话语表达权，“当他们面对生存的各种不幸和痛苦时，当他们陷入各种生活的困顿和无望时，他们很难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呐喊，也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河南作家作品中，作家们选取了独特的视角，把底层作为一个阶层来看待，从普通人的立场，一方面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情感，塑造了一批丰满的人物形象，对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同情底层，除了同情之外，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把关注点升华为普遍人性的讨论上。

文化的缺失使底层的群体，始终处于痛苦而无奈的挣扎之中。河南作家群写底层农民，以农民的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农民生活的艰难，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反映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底层人民的心灵世界及他们对命运的挣扎。贫困、愚昧、卑微的底层，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赤裸裸、毫无遮拦地表现，写尽了底层生活的艰难、无助和无奈。特别是底层因文化的缺失而表现出的愚昧，上演出的乡村闹剧，由于权力的压制而丧失人格的卑微更是被河南作家叙述得淋漓尽致，无可取代。其创作中的乡村小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都是作家熟悉的人或事，他们卑微但有温情，愚昧但很朴素，自私却很善良，他们都在艰难的条件中勇敢的活着。

1.苦难与抗争——农民与农民工形象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表达方式，多少都会表现一些苦难和不幸，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相反，艺术家要表现悲伤的时候，整个时代都对他有帮助，以前的学派已经替他准备好材料，技术是现成的，方法是大家知道的，路已经开辟”世上的苦难大多数都是针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种种无声的悲剧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河南地处中原，一直是以农业为主，农村人口居多，河南作家在其底层叙述的作品中对河南农民苦难的生存处境表现的最为充分。

刘庆邦的《红煤》中的宋长玉在小煤矿上做普通矿工，每天从井下出来，除了牙齿，全身都是黑的，工作服上满是刺鼻的汗酸味儿，塌方、瓦斯爆炸让他时时处于危险的边缘，因为是农民轮换工，宋长玉喜欢上矿长的女儿后遭到唐矿长的明确拒绝，在接近矿长女儿失败后，转而又欲擒故纵的收服了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一步步获得想要的权力。《神木》中两个靠买点子发财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栽害其他的弱者，其手段之残忍也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农民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正面抗争，在这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智慧”。

阎连科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河南伏牛山区的耙楼山脉为背景，这里的环境极其闭塞，土地贫瘩，灾荒不断，人们靠天吃饭，连维持温饱都很难。小说《受活》中，许多村庄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冲击，导致许多人饿死，待社会恢复正常后，受利益驱使，“政绩狂”县长把他们当作赚钱的机器，纵然如此，他们辛苦表演换来的钱还是被抢劫一空。现在农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受“有钱就有一切”价值观的驱使，信仰坍塌，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自身都被这一消费主义的文化侵蚀着，经济收入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丁庄梦》中的丁庄人作为政府增长的劳工，以血的低廉价格和健康的高昂代价换来了短暂的富裕。但随之而来的死亡幽灵威胁着每一个村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同样选择了抛弃他们。农民在这样的“发展”潮中为何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这两部作品以让人难以平静的种种事实折射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现代命运。

河南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没有简单的站在弱者一方，对他们施以同情，而是深刻剖析了底层的生存伦理，以及底层丧失的道德和滋生的罪恶，这些小说不仅还原了底层社会内部的罪恶，更有一种人性上的关怀。

2.迷惘与坚忍———女性形象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被父权、夫权所剥夺，从而沦为男性的附庸品。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河南农民的道德观念，生活在乡村的底层女性也最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品质。

河南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也不自觉受到父权社会传统伦理的影响，这些在乡土文明烛照下的传统女性，在她们身上看不到独立性和自主性，只不过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产物。刘庆邦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天真质朴、纯真善良的乡村少女形象。

《一捧鸟窝》中的小青向燕子倾诉，和石榴说话；《梅妞放羊》中的梅妞与花草呢喃，与水羊说话；短篇小说《鞋》中刘庆邦通过守明为未婚夫做鞋的过程，表现了少女的爱情心理， 《种在坟上的窝瓜》中的猜小、以及《红围巾》中的喜如等乡村少女的形象，质朴，善良，纯洁，这种古典诗意美的少女形象正是在男权文化无意识压制下，按照男人欲求来塑造的理想女性，在男权文化的统摄和规约下，乡村少女主体性呈现处一种“流失”状态。

著名作家李佩甫被评论家认为是最具河南味道的河南作家，在李佩甫的笔下，乡村女性有两类，一是为情爱而生、为情爱而活的，情感上或经济上依附于男人， 完全是丈夫的附庸品，逆来顺受。《乡村蒙太奇》里的女人先儿明知道丈夫文秀有个心上人月琴，还是“只要一听说月琴回来，就让教书先生文秀去看她，每次都催着他去”，宽厚得简直不把自己当回事。《李氏家族》里的李永福要抛弃自己的妻子王月娥，离婚之后的月娥自己带着孩子过，此时“她己没什么盼头了，男人便是她的念想”，而李永福隔几天回来，她仍旧如待一家之主般的尊敬他侍奉他。这类女性形象有性格上的懦弱与无能，也有精神上的妥协与萎缩。

另一类与她们不同的女性则刚强坚韧， 带着一些叛逆因子，如《黑蜻蜓》中的二姐，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倔强要强， 承受着生活的艰辛，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李氏家族》中的李满凤泼辣能干敢做敢当，为了家庭操碎了心，“凡能挣钱的营生她都能干，凡能省钱的去处她都省”。对于这一类女性，作者是有赞美的，但无论是王月娥般的愚顺还是李满凤般的泼辣，在文本中总是设置在男人背后的，女人有天生的义务以男人为中心，在男性世界里等同于外物，无情地被蔑视和践踏。

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而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结果弄假成真。她虽然敢于反抗权力，坚持自我，企图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来捍卫生存价值，但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女性的觉醒，而是女性生存的困境。

阎连科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隐忍的，没有自我，没有独立意识，《受活》里的菊梅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在被柳鹰雀抛弃后依然毫无怨言地抚养孩子，再次见到已然成为县长的柳鹰雀时，又惊又喜，紧张中带着几分畏惧，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男性的附庸品，继而甘愿维持这种身份。

与男性作家不同，河南女性作家在底层创作中表现出女性的生存苦难与精神救赎，从女性视角切入，能够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去关注、思考底层女性的命运，表达方式也更加温和，作品中与男作家作品中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不同， 女性作家们通过底层女性的命运悲剧，表达对底层女性卑微命运的关怀，对造成她们痛楚的生存坏境充满了道义的愤慨和默默的温情。

邵丽的《明慧的圣诞》中讲述了出身农村的肖明慧在高考落榜后进城务工最后堕落自杀的故事，乔叶的小说《良宵》讲述混迹于城市洗浴中心的女搓澡工的故事，但她并没有刻意渲染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而是侧重于揭示她们坚韧平和的生存情怀。乔叶写出了一个普通女搓澡工艰辛工作中的“诗”意。

不管是柔弱隐忍还是坚强自立，河南底层写作中的女性形象大都被遮蔽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辐射下，她们的自我意识并不强烈，许多甚至甘愿充当男性的工具并以此为荣，而作家们对女性的态度大都是漠视的，“河南作家普遍对女性是漠视的，骨子里，女性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永远是他者，是属从……我在写作中只知道女人是人，而没有意识到女人是‘女性。这大约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河南作家所面临的集体的苦恼与困境。要真正写出关注女性存在的作品，我想需要改变的不仅是看待女性的观念，而是女性的思维。”

3.遗忘与吞噬———边缘人形象

在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他们大多是肢体上有残疾。往往是瘸子、哑巴、驼子、相貌极其丑陋，或者是患上了易传染的不治之症。这些人因为肢体的残疾或者容貌的丑陋，被世人嘲弄和遗忘，他们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比背负沉重苦难的农民或者农民工更加悲惨。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更加艰难。这群生活在底层的边缘人并不多，也常常会被遗忘和忽略，河南作家将这类人也纳入关注的视野，展现他们身上闪耀的美好人性，同时也藉此引起社会的关注。

《长在眼睛里的翅膀》中的张大手，是个只能用手“走路”的残疾人，人们视他为爬行类的怪物，但他坚强独立，靠替人修鞋维持生计，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虔诚和敬畏，在世人的冷漠和鄙视中卑微地生存，可就是这个卑微的可怜人却对另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孩子充满同情，收留了他，还努力满足他想坐飞机去上海的愿望。

傅爱毛的小说《嫁死》中的王驼子，虽然相貌丑陋，但踏实肯干，毫无怨言，对于愿意下嫁给他的米香打心眼儿里疼，甚至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不久人世后，为了让米香和她的儿子后半生的生活有保障，故意挖破煤层，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赔偿金。

《天堂门》中的端木玉，因丑到一塌糊涂，在学了美容化妆术之后，无奈选择了当一名遗体化妆师，与现实生活隔绝， 仅在网络世界里能寻到一丝丝安慰。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因为肢体的残疾与容貌的丑陋，在世人的嘲弄与不屑中，努力坚强地生活着，他们身上无不闪耀着美好的人性。

《桃花劫》中的王瘸子，“是个丑人儿瘸腿、缩肩、眯缝眼，个子不足三尺三，”执着而又卑微地爱上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哪怕她从来没看过他一眼，王瘸子还是对她“像侍奉祖奶奶一样尽心尽意”，正因为自己的丑陋，他对美的欣赏和执着也非同一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被世人嘲笑被世人戏弄，孤独落寞地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而又平凡顽强地生活着，并且做出了许多超出常人的成绩。通过作品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作者摒弃了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入作品，以悲悯之心、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忠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的残疾和丑陋可以被视为一种饱含着深刻寓意的象征化表达，但其中仍可以凸显出作者对这些边缘人的同情和悲悯之心。

综上所述，河南作家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对人的现实关怀，包含了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出了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高度重视，对人的价值的集中关注。

（作者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