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坐镇两江数年的曾国藩接奉朝廷谕旨：“着调补直隶总督。”北上出掌八督魁首，曾氏距离时人所仰望的入枢拜相又进一步。领袖疆臣，得陇望蜀，古时的人生赢家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然此际，曾国藩却满腹心事。次日，亲信幕僚赵烈文拜谒曾氏，与之长谈。据赵日记所载，对于直督，曾颇有踌躇畏难之意，“已具折谢恩，辞新命，如必不得请，亦不敢固执求退”。赵宽慰道：“朝廷用人，自有深意，以疮痍未复之两江，加之反侧不安之民气，遽移人心胶固之重臣于闲地，诚非草茅所能窥度其权衡之道，师亦知之乎？”此言落下，竟是不期然之许久沉默。最后，曾国藩终缓缓开口曰：“去年年终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常年于宦海浮沉，其判断绝非无稽之谈。

半月后，在写给故交吴坤修的信函中，曾氏自道“贪位不休，将来晚节覆竦，恐诒知旧之羞”。想必曾氏已料到了督直之结局很可能会晚节不保，但他却万万没想到“失节”之起因居然是一场教案。

“甚可忧耳”

是年底，曾进京述职。三度面觐两宫，其观感皆甚一般：“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除接受垂询，滞京期间，曾尚与往昔挚友、朝廷权贵多有往来，如：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拜倭艮峰相国（倭仁），久谈。拜文博川（文祥），不遇。

十二月十八日 文博川处谈颇久，归已更初矣。

同治八年正月初五 辰正一刻出门，至倭艮翁处一坐。

十一日 未末至文博川家赴宴。无陪客，宾主对酌，至酉初二刻散，归寓已天黑矣。

十八日 旋至恭亲王邸，久谈，约六刻许，系为请令倭相仍管部务，遂泛论他事也。

不难看出，倭仁、文祥是曾氏私下走访最多的两位，而此二人恰代表了彼时朝堂不同的政治势力。

先说倭仁。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号文端。倭仁久享理学正宗盛名，老成端谨，学问优长，颇受两宫太后器重，被奉为帝师。他“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可知其在当时地位之隆，影响之大。倭氏与曾国藩之交谊，可谓深长。早在道光年间，仅精通制艺之学的曾氏心折于倭仁的理学修养，时常向其求教。倭向曾传授记写日课心得，“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氏亦步亦趋，“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于此朝夕往返磨砺中，曾将倭仁的教诲告诫俱视作“药石之言”，自认“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可知曾氏将理学奉为毕生信念，以倭仁为首的理学大儒之熏染甚是关键。故，曾氏日后亦对此段经历念念不忘。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太常寺卿唐鉴，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之后倭、曾二人之境遇，堪称殊途同归，一立于朝，主持庙堂清议；一主于外，荡尽东南叛乱，一以文佐君，一以武勤王，终皆登高位，共开所谓“中兴”气象。正因二人同尊理学，且俱为清廷柱石，故韦政通先生倒流溯源，曾作出这番假设：“假如曾国藩不曾出京办团练，一直留在朝中，他能扮演的角色和表现的心态，大概和倭仁不会相差很多。”此说看似合乎情理，实为皮相之论。二人同属理学阵营不假，但彼此秉性之差异不可以道里计。早在咸丰初年，就朝廷如何“用人行政”问题，倭、曾二人各上一折。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这在咸丰看来“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则专就“用人一端”详加论述，指出“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此言颇得咸丰欣赏，“剀切明辨，切中情事”。不仅皇帝对二人印象已有定见，朝臣对倭、曾的特质亦洞若烛火。如一次咸丰召见吴廷栋，令其对二人略作点评，吴认为曾“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倭“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体”。一个“激”字，一个“迂”字，将二人气质类型刻画得入木三分。

况且单论治学，倭仁自然醇之又醇，堪为士林表率。而曾国藩之学问则随着接触世事愈深，愈趋于驳杂兼蓄。其将孔门四科概括为“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与“考据之学”，并不避讳积极吸纳诸子学为儒家所用：“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缺也。”倭仁株守儒学“内圣”一支，不越雷池半步；曾国藩侧重儒学“外王”一端，迈入经世之途，二人代表了晚清理学的两种发展路径。一言以蔽之，倭、曾二人可谓“同道异途”。

再观文祥一方。文祥（1818—1876），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文祥与曾国藩结缘在咸丰末年。彼时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八旗、绿营皆难堪大用，清廷部分权贵主张大力重用汉族官吏尤其是湘、淮军，文祥正是力持此议者。故对于曾氏而言，文祥有知遇之恩。且之后宦海诡谲，但其能屡屡化险为夷，文氏暗中护佑与保驾，亦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文祥一直是奕訢之股肱，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其协助恭王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辛酉政变后，文氏依然襄赞恭王，任劳任怨，故《清史稿》称其“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所以，文祥又是晚清“自强新政”的代表人物，与曾国藩的经世主张颇为同调。若将倭仁诸辈视为清廷中的“说理派”，那么文祥等人可称作“趋势派”。

然而，曾国藩对于文祥、恭王等“趋势派”的评价并不高。翻检《能静居日记》，可知曾氏私下对于恭王多有腹诽。同治六年盛夏一日，赵烈文与曾闲谈中，言及赴沪见闻，“见恭邸小象，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氏答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进而道：“（恭王）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已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作主。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虽未再加评论，倒也颔首默认。二人对话透露出的信息，无外乎奕訢贵为首席军机，居周公旦之位，却仅擅逞小智、耍聪明，缺乏儒家所孜孜以求的“大道”。这恰是与“说理派”的最大区别。是故曾国藩与“趋势派”之关系，可用“异道同途”形容。

于是乎，被杨国强先生概括为“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保守旧物同时却冲撞了旧物”的曾国藩，在1869年的正月里，已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与无奈：“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他似乎隐隐体味到理与势之间的矛盾与纠结越发强烈了。

“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

曾氏的如上研判，自是其循理度势的结果。不过此等眼光，又是在长期实务历练中得来。曾几何时，以骄倨之态驭外的叶名琛被士人视为攘夷之楷模，曾氏亦不例外。咸丰七年，粤海硝烟再起，彼时对于中、西情形缺乏具体认知的曾国藩，盲目以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故曾预测“此次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然咸丰帝狼狈“车驾北狩”的残酷局势打破了曾氏之自大迷梦，原来习以为常的骄横之态不过是一种虚骄而已。曾氏虽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回归现实，重新思考攘夷之道。他首先摒弃的便是叶名琛式的骄倨心态，承认“泰西诸国，久已遍行内地”，且“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故在处理外交方面，曾提出“推诚”示人。然而，曾内心鄙夷洋务，日常又不得不与之周旋，此等理势间的牴牾情绪，与日俱增，愈长愈繁，终使其心态产生一种极其微妙的变化。即深忧倘长期如履薄冰处理洋务，终有一着不慎冰破坠渊之日，用其自己的话讲：“久作达官，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所谓“叶相末路”，具体而言，便是“受唾无穷期矣”，一旦冒犯清议，那么“说理派”对自己的口诛笔伐，则较之朝廷的惩戒更为酷烈，对内心的刺激亦更苦痛。

敏感、警觉、踯躅、纠结，这些词汇似都不足以形容曾国藩此时的微妙心态。然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驻京期间，“说理派”又将其往深渊处拉近一步。正月初五那天，曾国藩刚从长安门外下轿，便被喊入内阁集议。原来前几日醇郡王奕譞曾递上一份《谨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议驱除洋人之法”，公然与恭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恭王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上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醇郡王指出“庚申（1860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那么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一、请垂询督抚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请密饬王大臣各抒所见以济时艰也”；“三、请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请摈斥异物以示天下也”；“五、请召见宿将以备不虞也”；“六、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详查夷人入城数目，以免患伏肘腋也”。若说一、二、五、六条只是陈词再提，那三、四两条则实属不懂世局的荒谬之言。说穿了，奕譞的主张即驱逐洋人，抵制洋货，可知这种天真到只堪发噱的念头，排拒西方现代文明的举动，在彼时皇族及士林中影响力依旧甚广。

不久，朝廷谕旨内阁集体会商醇郡王所上奏折内容。参与讨论者，俱是素来仇视洋务的“说理派”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曾“午正构思，及申初二刻脱稿，共千六百余字”。这份议复奏折竟对醇郡王大多数主张深表赞同，“除第二条颇有窒碍外，余五条似均可采择施行”。第二条之所以有异议，在于“若令各抒所见，必不能均在内阁起草，势将携回家中从容构思，恐满城周知，传播于洋人之耳。醇郡王此折关系极大，理宜密之又密，未可宣布太广”。文末，内阁众臣对于处理洋人问题之态度和盘托出：“三代以上非礼不能强国，三代以下非兵不能强国。今日抚驭外夷，实宜兼此二者，讲和则以礼制之，设备则以兵制之”。既然此折经众人熟商而成，自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想来其对醇郡王的主张不敢妄生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面貌示人的曾氏，内心深处就醇王一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苟同，半年后与赵烈文的密议时，他吐露心声：“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醇邸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无论直隶、江苏，亦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难知，能无隐忧？”一面深悉西强中弱之无奈格局，一面又只得附和说理派的颟顸言论，理势牴牾与交锋已将曾国藩之内心拉扯得首尾几乎不能相顾。

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这一次，他真真正正面临着当年叶名琛那般的情形。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发。次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促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恭王立即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未能先事预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事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当年叶名琛的覆辙已步步逼近。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国藩立刻后悔了。他对幕僚道：“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据说“清议方面，则深病国藩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知交中腾书责难者甚多”。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

更让曾氏揪心之事还在后头。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自然有口难辩，慨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对于如何处理津案，“说理派”与“趋势派”也很快在朝堂上化作水、火两个阵营：“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显皇之耻而作义民之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庚申避狄之役，岂可再见？”

为“说理派”敲过边鼓的曾氏，一旦遭遇具体事件，还须沿着“趋势派”的路数委曲求全，与洋人妥协。然而甚是吊诡的是，虽清议纷飞，谤言密布，但真正背后捅刀者却是端坐军机处的恭王诸人，为保崇厚一车可舍曾国藩一帅，在在是有小智而无大慧。与之迥异，作为“说理派”魁首，倭仁则能上疏为老友直言辩护：“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倭仁此论，即道出了曾国藩深瘀心间的苦衷，亦彰显出其对古来儒家君臣之道的硁硁坚守。

照此看来，曾国藩所面临的理势牴牾不仅有观念碰撞，更包裹着派系博弈，盘根错节，千回百折，故他心态之复杂纠缠可想而知又难以全然深知。

“理势并审，体用兼备”

经此一大劫，曾国藩心态再上一阶。

复回两江，曾联衔李鸿章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开启近代派遣留学生之创举。此举背后折射出曾国藩心态之变迁。津案后他曾讲过这么一段话：“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行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

曾国藩比“趋势派”更谙熟传统，亦较“说理派”更洞悉世局，故能提出“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的主张。然为此八个字，曾氏整整耗尽了一生的时光，并且令其始终无法释然之事在于，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钟情于传统的曾氏都无法摆脱儒学之“道理”被外来之“强势”所死死压抑而引发的内心之苦痛。作为晚清大变局中一位士大夫，曾国藩注定唯有“于理势牴牾中踯躅而行”。或许，这一代人无可跳脱的角色与宿命，即是如此。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岳麓书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