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英

车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改变，往往是复杂与辩证的，“从上面下来调研的大幅度减少了”。

从省到市县，调研减少的现象无—例外地相同

年初市里开大会，黄凡开上自己新买不久的白色标致将领导送到会场。领导是副厅级干部，黄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车改后，地市副厅级“相对固定用车”待遇被取消，黄凡的领导在市内的出行不再有公车接送。

散会后，黄凡发现，原来开大会时楼下停车场上是清一色的黑色奥迪或者帕萨特。眼下，楼下却停了五花八门的车，什么样的都有，公交站牌前也站了许多人。

多年难解的公车改革，从2015年底开始，自上而下，势如破竹。昔日，在几乎看不见人的黑色轿车里，一张固定的车牌号就是身份的识别器。如今，公车改革稀释了机关干部的优越感，官轿子文化也被打破，新的景象正悄然发生。

买车与学车

车改后不会开车的干部不在少数，陈广运就在此列。

任职某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的陈广运，是一位不会开车、年过50的“中老年”。车改之后，陈广运便想着要去学车，但他很担心自己能否顺利拿到驾照，尤其看到网上“学车不是学出来而是被教练骂出来”这样的帖子时，心里更没底。所幸，一位交通局朋友帮忙“关照”了一下，驾校教练倒是对他很客气，留给他练车的时间比其他学员稍长一点。几次练下来，陈广运感觉学车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黄凡的领导在车改后一直步行上下班。遇上刮风下雨，黄凡会主动开车将领导先送到家。“下班后领导是否需要送也主要是自己问得多。”黄凡说，“尤其单位离家较远、天气恶劣时，出行的确不便。遇到开会较多的领导，有时候同事也会轮流送一下。”

在黄凡的观察里，公车改革是大势所趋，对于被取消固定车辆的人来说，虽然短期内有不适应，但大部分是认可的。“没有车了也不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因为大家都一样了。”

车改以来几个月时间里，身兼办公室主任的黄凡，共审核通过了40多次用车申请。黄凡介绍说：“从我们单位用车来看，公车改革主要对市内出行影响多一点，公务出差用车影响不大。”

“线上+线下”的新组合

公车改革的路上，没有人会选择逆行。多数地方都采取公务用车服务平台统一调度、管理的方式，来为公车改革提供后续保障。

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与各地公车服务中心，成为公务出行用车的“线上+线下”组合。整个用车的流程为：用车人提交用车申请-本单位审核-公务用车后台接收订单进行派车一派车信息同时发至申请人与驾驶员的手机。

朱芸是某市直公车服务中心的调度主管。去年底该市车改后的第一天，“调度中心电话铃声、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大家手忙脚乱，整个中心都炸开了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领导也在现场指挥应对。此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培训、测试、模拟与规制——当第一天真正到来前，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朱芸回忆道。平台申请的第一天，用车申请人遇到各种问题的、担心车子没有预定成功的，都会再打电话来咨询与确认。这天，周芸看了下通话记录：光手机上就有50多条。

一周后，周芸和同事们渐渐把流程理顺，将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应付起来逐渐得心应手。

朱芸所在的公车服务中心，用车高峰期一天的订单有五六十个，淡季时平均每天30单左右。目前，这个中心共有114辆车，45名驾驶员，车型包括轿车、商务、越野、中巴和大客，这一支公车队伍将为全市70多家单位服务。

在技术的辅助下，公车管理变得智能化。“所有的公务用车都要通过这一平台申请，每台车上都会安装车载终端记录行车轨迹。”朱芸介绍，用车申请人可以在申请中备注需要的车型，也可以自选驾驶员。

昔日，在几乎看不见人的黑色轿车里，一张固定的车牌号就是身份的识别器。如今，公车改革稀释了机关干部的优越感。

“驾驶员的年龄都在30岁至45岁之间，几乎都是车改前服务于各机关单位的驾驶员。有的单位在申请用车时，也会主动申请以前的老驾驶员。”朱芸分析，“申诸老驾驶员有很多好处，比如驾驶员比较熟悉用车人的习惯，也会有针对性地做好出行准备。”

公车调度平台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用车信息也已形成一个数据库。朱芸从中还摸索出一些工作技巧。有一次市委组织部组织了一项涉及十多个单位参与的活动，在用车事宜上，组织部的原则是让各单位自行解决用车问题。随后，朱芸的调度平台上接到了超过十多单出发点、出发时间及目的地相同的订单。“我猜测这有可能是一次集体出行，于是找到牵头单位确认。”确定后朱芸与对方协商将十多辆轿车改为一辆大巴车，“对方很满意，说坐一辆车更好，大家相互之间还能聊聊天。”

“车改后”的新问题

像剥笋一样，公车改革正在一层一层完成。

仍以安徽为例，该省市级车改基本完成，部分区县也正在实施。毋庸置疑，车改遏制了公车浪费与公车私用。严管的氛围下，没有人会再去冒公车私用的风险。不过，事实也显示出，车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改变，往往是复杂与辩证的。

“从上面下来调研的大幅度减少了。”有关人士介绍。从省到市县，调研减少的现象无一例外地相同。

林增告诉记者：“调研减少现象虽与用车不是直接关系，但用车是影响因素之一。”他坦言，“省里改了市里也改了，你到人家那里去，人家也不方便。”

在林增的印象里，以前的调研“客观上存在多和滥，干扰基层、骚扰基层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他同时认为“很多必要的调研也是应该的。现在除了很必须很必要的下去外，更多的是通过文件资料传递信息，包括会议、开视频会，这种方法很便捷，但跟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是有差距的。”

林增还告诉记者：“车改之后，重点工作会选择下去调研，像这样的调研申请用车是有保障的，但保障也是有条件的，另外还需要努力争取。不像从前，想好了问题协调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长丰县杜集乡纪委书记朱迎春透露，一碗水端平很难做到，也存在部门受车改影响工作的。“比如需要上级验收的，上级部门说‘没车，我去不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派车去接一下，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去找上级部门，而不是他们来找你。”

车改正在向基层末梢延伸，改革中欣喜与忧虑同在。对于车改中出现的新问题，林增说：“也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据《决策》，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