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总的来说，实业外债利大于弊，如果没有外债，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修建那么多的铁路。当然，如果没有举债修建铁路，清廷或许不会在保路运动中垮台

中国历史上有朝廷不借贷的传统。这个传统使皇朝的财政收支都受到约束，但也使得财政变得僵硬，很难应付突发事件，如战争。

清朝早期的战费靠的都是历年储蓄，但几次战争逐渐耗尽了家底，到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后，清政府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无力应付这场战乱。面对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巨额经费，1854年，咸丰皇帝发出一封上谕，指示各地赶快组织商人富户报效、捐款，并对捐款较多的人家给予荣誉奖励。如果不愿意接受奖励的，还可以给予“借贷印票，分年还给，作正开销。仍按照银数多寡，分别建坊给匾，以示优奖”。允许政府向民间借钱，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1857年给官员的上谕中，咸丰皇帝再次要求卖官鬻爵实行捐纳。

朝廷虽然没有谈到向洋人借钱，但事实上政府向洋人借钱还是走在向本国臣民借钱前面的。这也比较好理解。高高在上的朝廷向自己的臣民借钱，总是放不下身段，但向外国人借钱则没有这种心理障碍。在咸丰皇帝嘱咐各地向民间借钱之前，上海道台吴健彰于1853年就向外国商人借款雇佣作战船只。1853年，江苏巡抚杨文定就报告朝廷说，太平军的战船多而官军的战船少，他曾要求上海道台吴健彰借用外国船只，但当时外国船只尚未到来，而前督臣陆建瀛又不以为然，借船的事情就放下了。战事紧迫的时候，杨文定只好命令吴健彰雇佣外国船只。因为事涉外交，他亲自给咸丰皇帝打了报告，而咸丰皇帝也同意了雇船的做法。从有关资料来看，吴健彰雇佣外国船只的费用，由江海关用关税担保，是向上海的洋商借的。在1855年和1856年，江海关分别从关税中扣除了这项借款，本息为12.7728万两。这次借款的细节历史上没有多少记载，但此次借款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借款的第一宗，是中国外债史上的处女债。

据不完全统计，1853-1872年间，清政府举借外债19笔，总额536.1432万两，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军事支出。与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战乱所耗费的数万亿两军费相比，这点借款不过是杯水车薪，对战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但举借外债，为清政府的财政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以后，每遇突发事件，需款孔亟，通过传统的征税等办法无法筹措资金的时候，举借外债就成为清政府的一个不二之选。

太平天国之后，左宗棠经营西北的战争，外债发挥了更大作用。

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外国势力帮助下率兵侵入中国新疆并自称为汗。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新疆。同时，太平军残部捻军与陕甘回民也联合作乱。1875年，清廷命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负责收复新疆事宜。但西征军的经费却没有保障。西北经济落后无法就地筹饷，而负有协饷义务的江南各省，经太平军蹂躏再加上清政府中央权威下降，都以入不敷出为理由，没有积极响应中央指令，向西征军提供经费。左宗棠被迫通过胡雪岩向外国借款。左宗棠论证说，“闻外国每遇兵事，贷兵饷于众商，指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亦易集，中国亦曾仿照行之，未为失体。”如采用外债，“与其入秦后，因待饷之故，于是牵掣，坐失机宜，曷若筹借巨款，一气贯注。”他还说：“窃惟从前江苏沪吃紧时，曾有官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充饷成案。臣在福建时亦行之，事赖以济。”左宗棠使出了杀手锏，变各省协饷为各省所欠外债，以此对付东南督抚的推托。按左宗棠的意见，各省如果拿不出给甘肃的协饷，那么就应为举借外债提供担保。他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这些被应协省份担保的外债，将来就由这些应协省份负责偿还。

1875-1881年，西征军共耗饷5237万两白银，其中6次西征借款达到1595万两，占全部西征军事开支的25%左右。西征借款期限一般不长，年利率10%左右，在当时的西方债市上属于较高的利率，但与当时中国的利率相比，相对还算较低。虽然西征借款受到舆论批评，被指为饮鸩止渴，但此款有力地支持了清廷收复新疆，平息回乱，粉碎国外势力分裂新疆的图谋，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如果没有来自国外的借款，取得西征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西征借款的意义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不能轻易否定。

如果说西征借款是清廷为弥补军事开支的不足，主动向国外借款的话，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巨额赔款而不得不举借的外债，则是被动的借款，也是十足的耻辱性的借款。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为筹集战费发行公债，清政府则没有充分筹集战费。战争结束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战费2亿两，赎辽费3000万两，以及承担日本驻威海卫屯军费150万两，总数是2.315亿两。日本对偿还期限还提出极为严格的限制。在短期内，清廷无法筹措这么多的银子，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到1亿两白银。

巨额的赔偿无力筹措，幸亏当时清政府已经能够从国际上顺利地借款，于是就向洋人举债，总共借了7笔外债。这些外债都是长期借款，期限在三四十年。1894-1898年，清政府所借的战费和赔款借款，总数达到3.5亿两，比甲午战争之前外债总额还要高出6.6倍。至1900年，7笔外债每年的本息偿付为2490万两，成为以后每年的财政负担。

甲午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刚刚开始，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焚烧教堂，引起八国联军干涉，发昏的慈禧太后居然向八国宣战。此次闹剧的后果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这项条约规定，中国向八国赔偿4.5亿两白银。因为当时全中国人口总数是4.5亿人，所以4.5亿两赔款就是人均一两，这是一种羞辱式、惩罚式的赔偿，是为了让中国人长一点记性。清政府砸锅卖铁也还不了这么多的账，就是把引起八国联军干涉的罪魁祸首们千刀万剐，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这笔赔款就转化成为借款，成为中国的一种负债，必须在39年之间还清。年息4%，连本带利要偿还9.82亿两，光利息就几乎超过本金了。

为马关条约赔款而举借的外债，和由辛丑条约赔款转化的外债，是晚清最大的外债。这两笔外债极为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成为长期的严重负担。如果说在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轻易与日本进行一场大战，虽然鲁莽，却还有取胜的可能性与战争的正义性的话，慈禧太后借着义和团的愚昧向八国宣战，则属于既无任何取胜可能，也没有什么正义性可言的轻启战端行为，是十足的愚蠢。战败而被强加沉重的赔款，完全是咎由自取。这是中国人民因为拥有这样一个昏庸的政府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大清举借的外债中，除了用于战费和赔款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用途，就是举办实业，尤其以修建铁路为主。

晚清中国修建铁路曾经一波三折。起初，修建铁路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光绪二年（1876年）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资本集团修建的吴淞铁路，第二年被清政府赎回，接着拆毁铁轨、铲平路基、推倒车站。甲午战争战败后，洋务派认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交通不便，军队征调迟缓不易，于是痛下决心，兴建铁路。但修建铁路需要巨额资本，国内资本有限，而且国内对于投资铁路也缺乏信心，于是，大规模举借外债修建铁路便成为优先选择。到1911年末，中国国土上共建成铁路9618.1公里，除外国直接投资的以外，中国自建铁路5858.4公里，其中依靠外债建设的铁路总里程达到5192.78公里，占中国自建铁路里程的88.6%。清政府修建铁路的借款，早期往往以路权作抵押，后来国内开展赎回路权的运动，但赎路权的经费又没有着落，于是仍然举借外债赎回路权。这种借款往往以厘金或土地税鸦片税等做担保。

甲午战争结束到清朝灭亡的十多年时间，是中国铁路建设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修建的铁路，多成为后来中国铁路的主干线，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晚清的各类外债，总数达到约13亿两库平银。其中以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成的外债为最大宗，总数6笔，占外债总额的61%；各种实业借款总数85笔，占外债总额的29%；海防、塞防及其他军事用途的借款总数78笔，占总额的7%；行政经费借款59笔，占总额1%。由此可知，晚清外债中压迫中国人民最为沉重的，当属对外赔款所转化或举借的外债。这种外债突出体现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颟顸自大。晚清实业外债总数不足赔款外债的一半，但是这些借款兴办的实业，有利于中国走向现代社会，也为中国积累了国有资本。当然，这些外债的举借和使用，往往由贪婪成性的官僚主持其事，很难说其中没有腐败自肥的事，也很难克服官营事业的低效浪费顽疾。不过总的来说，实业外债利大于弊，如果没有外债，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修建那么多的铁路。当然，如果没有举债修建铁路，清廷或许不会在保路运动中垮台。

晚清外债的年利率是逐渐降低的。早期一般在10%左右，虽然与国内借款利息相比不算高，但高出英国国债利率一倍多，从国际上看属于高利率。这与中国在国际债务市场上尚未形成一定的债信有关。由于晚清外债从未发生违约事件，债信相当可靠，风险大大降低，又加上晚清外债有关税、厘金、土地税等做担保，而且国外对华放贷者竞争激烈，所以晚期的借款利率一直下降到4%-5%，与英国国债利率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以这样的利率借钱搞建设，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平心而论，晚清外债并非都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上的掠夺性债务。

晚清外债中的一些长期债务在满清政权被推翻后，由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偿还；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南京政府继续继承这些债务，并予以偿还，不少外债在此期间完全结清。在日本侵占中国海关后，一些由关税担保的外债，一度完全停止还本付息。在日本占领中国的铁路后，有关铁路的外债也停止偿付。有意思的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伪也承认清政府为修建东北的铁路而举借的外债，曾经出现由中国政府和日伪铁路局双双偿还的奇事。另外，有些长期债务，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偿付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向德国宣战，于是停止偿付对德国的庚子赔款外债，而在战后邦交正常化后又重新协商偿还办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也停止偿付对日本的相关赔款外债。抗日战争中，中、美、英等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对中国参与此统一战线的回报，战后有关国家也免除了尚未到期的一些外债。也有些外债最后成为糊涂账，有少数借款在中华民国丧失政权时都未还清，其后也无从追认。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