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摘 要： 我国古代“技”“艺”教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有其特定的职业属性及文化特征。“技”“艺”教师身份各异，或在官位，或是有知识的庶民，或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人民。“技”“艺”教师本身智慧、勤劳，具有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育人精神。让后人看到立体丰富的教师群体。引发对当今教师角色的思考。

关键词： 古代“技” “艺”教师 职业属性 文化特征 教师角色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学科设置呈现出专业化与多元化并存，通识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共同发展的趋势，对人才的标准也更强调知能合一。加上近年来教育部释放出“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分别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的改革信号，“技能”，“技术”教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使得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越发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古代“技”“艺”教师与占主导地位的德师，经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群体的存在为我们思考当下教育形势与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技”“艺”的教学内容

我国古代“技”“艺”教育自最初夏、商、西周的“六艺”教育以后逐步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一方面包括对“士”——知识分子的艺能教育，即“礼”的教育，在西周的国学中，“礼”的教育处于“六艺”之首。对政治秩序，日常生活都作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文学和艺术的教育，涵盖音乐，诗歌，舞蹈，书法等内容；科技教育，涵盖算学，医学，天文，历法，农业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百工”教育，即对工匠的手工艺教育，与手工业相联系，几乎包括绘画、塑像、雕刻、铸造、制瓷、织染、建筑、冶金等有关社会生产技术及工艺美术的各个方面。

二、“技”“艺”教师的职业属性和文化特征

教育内容作为教育系统的因素之一需要教育者即教师组织实施，古代“技”“艺”教师身份不一，角色各异，决定了其职业属性的差异，并带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其角色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亦官亦师

夏、商、西周时期，奴隶主阶级不仅是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是社会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由此产生“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在官府”即教育机构设于官府之中，这就决定了官师不分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指为师者必为官或退仕。“是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也”，此时的教师处于“兼职”状态，以为官为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学在官府”逐渐被私学和封建官学所代替，教师成为专职，但封建官学中的教师保留了官师不分的特点。“汉代以及此后的各个朝代，只要政府举办学校仍然参照官教合一的原则，掌教其所属人员。不仅由官方选派，而且其待遇也按官品而给予；有些朝代还明确规定国子学、大学等各为几品‘衙门”。“技”“艺”教师作为古代教师群体的一部分，自然有部分位于官师之列，“官—师”二重角色决定其特有属性。

1.社会地位高

“西周国学由大司乐主持，他同时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设的教官乐师、师保、大胥、小胥等人。他们分别担任教学，教育工作”。汉代中央官学——太学的教授称博士，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同时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承担一定的政治职能。随着专科学校，职官制度的发展，博士官的种类也更加细化。如唐代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太史局，设文博士、历博士、漏刻博士，算学设算学博士，宋代太医局设太医博士，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在文艺教育方面，东汉的鸿都门学，唐代的弘文馆，宋代的画院均由官师负责，以集中教育资源培养所需文艺人才。可见官师的职业属性直接与国家事务，提高吏治相统一，因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汉代太学为例，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经济上，博士享有国家的月俸，属于“高官厚禄”之列，太学建有博士舍供博士们居住，朝廷还为他们制作衣冠，赏赐酒肉“劳赐”。政治上，汉代太学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相对于经学博士而言，从事科技、文艺专门教育的官师其地位相对较低，如唐代的律学，书学，算学博士，教职较低。到了明清时期，科技教育一度衰弱，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更毋庸说科技教师的地位。但“我国古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儒家理想人格‘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们实现此理想的最好途径是‘学而优则仕”，并逐渐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官师正是代表社会对“官”的向往，因而其社会地位整体较其他教师高。

2.教师队伍质量高

由于是官府办学，在教师的选拔、考核等方面较严格，保证了教师队伍的质量。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因此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对博士的挑选规定要德才兼备，身体健康，经过专经训练，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为人淳厚、质朴、谦虚，节俭等，由此看来对博士的选拔标准很高。由于天文，历法，医学等科技与业务部门联系紧密，如太医署是管理全国医药、为皇室提供医疗保障的机构。“艺术学校挑选教师，大都只看其艺术水平，不拘身份，不讲门第。教师队伍中，下有村优，上有皇帝，不论出身，均重才能，由此保证了艺术学校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同时通过考核的形式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如唐太乐署根据所教学生的质量考核教师的成绩，成绩较差者要降级或除名。

（二）私学教授

私学与官学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受政府控制，因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私学产生于变革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促进了学术下移，扩大教育受益面，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技”“艺”教师一部分以私学教师的身份实施教学，形成自身的特点。

1.形式各异

从事“技”“艺”教学的教师一部分是官员归乡教授传艺，如汉代王充仕途留滞，罢官归乡招生徒教学授业，其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而且教授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王充本身就是既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博览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私学的儒经大师门徒众多，私学创始人孔子则为最典型代表，修著六经，教授六艺，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培养了大批人才。又如董仲舒，景帝时即为博士，“教令国中”，“下惟讲诵，弟子传以久次扣授业，或莫见共面”。对于科技、文艺教育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学相传的形式，家学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东汉时的科技教育极发达，乃全赖私学和家学传授。如天文、数学、医学等多为家传世学或私人讲授。汉代书法教育是以师傅个别传授或家传的形式展开的。此外“技”“艺”教师还有学成后开展教化的庶民，讲授科学技术知识的佛道门下等不同人群。

2.人格高尚

对于教学活动，私学教师不仅仅将其作为谋生手段，更是寄予了个人的远大抱负，治学志趣，教师自身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兢兢业业，具有高尚的人格。万世师表孔子，以身作则，以“礼”教育学生，以践行“礼”要求自己，对于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对于艺术的追求。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创办私学，以授徒讲学为业，其精通经学，博通百家，又谙于音律，通宵古乐，为人正直，笃实，热爱工作，一生不进科场，淡于功名和仕途，全力献身教席。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称：“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程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元朝天文、地理学家刘秉忠出仕前聚学徒、同仁于邢台西紫金山共同研讨天算学术，倾心倾力，培养出张文谦、王恂等著称于世的科学家。而家传事业中家技代代相沿习，更需要家师兢兢业业教授技艺。“许多私学教师也经常帮助贫困学生，并且私学还长期关注普通百姓的启蒙教育，如东汉时期的赵典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而李恂在隐居教授时则居泽结草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由此看出教师对学生关爱有加，师生关系融洽。

（三）工匠技师

1.教学形式

我国古代百工教育采用“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形式，主要有官府艺匠机构培训，家庭作坊式教育，以及行会教育机制，没有系统的教育制度，承担培育艺徒职责的即为工师，官营作坊中的工师有工官和一般工师之分，都承担对艺徒的训练职能，唐朝的官营作坊，借用皇权的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代表了当时工艺最高水平。而由此也可看出，虽然官营作坊带有官方性质，但工师实质上还是来自于民间。家庭作坊中的工师，毫无保留地将操作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后人，并且亲自示范，甚至手把手传授。“家传技艺对外人不轻易泄露，采用一线单传的方式传习。”因而工师承载着地区和家族的使命。行会教育机制建立在无数个家庭作坊教育的联合上，具体体现为每个作坊中都存在的师徒关系。“师徒之间有师徒如父子之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在封建社会作坊主，师傅和学徒之间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可见行会中的工师有一定的权威。

2.文化特征

工匠技师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仅仅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而我国古代社会以“学而优则仕”为主流价值取向，其地位无法与作为士阶层的教师相提并论，虽然“个别工匠由于家传世业工艺精进而成为职宫，如隋朝阎昆，以工艺知名，为殿内少监，其子立德、立本早传家业。立德所制冕、大裘、伞等皆为世所称道”，但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但是工师代表手工业阶层中的杰出人群，通过自身的精湛技术，言传身教，培养能工巧匠，促进生产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是我国古代工艺文化教育事业的瑰宝。

三、现实思考

我国古代“技”“艺”教师带有阶级社会的印记，其“具有强烈的政治附庸意识，其终极目标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培养那些为官出仕的“士人”的教师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科技，工艺根本上是轻视的态度，只有与国计民生联系紧密的医学，算学才有较高的地位。由此可见，教师地位与国家政策、社会建设紧密联系。笔者认为，古代“技”“艺”教师可大体与当今的德育教师及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相对应。本文着眼于对后者的探讨。职业教育无疑是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以回应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其师资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及制度的支持，应科学研究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有效评估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制定教育规划，保障职业教师的权益，创造职业教师发展的有益条件。此外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演化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力，表现在对技能型、体力劳动持不看好甚至轻视态度的大有人在，怎样转变这一深入人心的观念需要长期努力。

在师生关系方面，封建社会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不乏融洽的师生关系，如前文所提长期资助学生的赵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工匠技师，实为难能可贵，更有孔子、胡瑗这样的大师以身作则，对学生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提出注重教师队伍的“双师”结构的要求，即教师要具有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和指导专业实践的能力，也有研究者提出“三师”型教师，即增加职业指导能力一项。但除了专业指导以外，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并未体现出来。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仅是专业的授予与接受的关系，必然是两个丰富的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培养技能型人才”，“劳动力资源”等概念下容易陷入社会本位的困境，需要教师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这就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当今职校教师可以发挥古代对“士”的教育的功效。“礼”的教育演化到今天是社会规范，为人处世等的教育，促进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文学、艺术的教育演化到今天可以总结为美育，培养学生丰富的感受力，而不仅仅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教师只有提高自我修养，才能以一个丰富的“我”影响培养出另一个丰富的“你”。

中国古代“技”“技”教师经过时代的流变已经具有了新的形态，但其智慧、勤劳，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育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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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年版.

[3]何锦山.中国古代艺术教育初探[A].教育评论，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