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剑云

陶易（1714—1778），字经初，号悔轩，山东文登（今威海）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举人。宦游湖南、山西、江苏，历官知县、知州、知府、道台、布政使，“学问该博，以经术为吏治”，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能臣廉吏。正当仕途亨通之际，无辜卷入乾隆皇帝严办的一桩文字狱而含冤去世。陶易任山西平定直隶州（治今平定县）知州6年，修建城垣，纂辑州志，教民纺织，被百姓誉为“陶青天”。特别是鼎建嘉山书院，开创了清代平定教育的新局面，为平定成为“文献名邦”作出突出贡献，其事迹被载入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

建城凿井修州志，平定州城“陶青天”

陶易出身于书香世家，因叔父早逝、婶母年轻无后，4岁便过继给叔父顶门立户。他刻苦自励，常秉烛夜读。乾隆九年（1744年），考取优贡生，肄业于国子监。乾隆十七年中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知县职派往湖南试用，历任桃源、浏阳、益阳、衡阳等县知县10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代理衡阳知府。次年九月，调任山西平定直隶州知州。

平定属于太原府，位于太行山西麓，东邻河北省井陉县，扼守山西东大门——娘子关重镇。因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雍正二年（1724年）的府州区划调整中，由县升为直隶州，管辖盂县、寿阳、乐平三县，素有“冲繁第一州”之称。平定州城为上下重城格局，陶易到任时，州城距离上一次维修已经有130余年之久，“颓堞败堑，蔓草迷离”。当时，正值乾隆皇帝诏令“天下郡县城郭间有倾圮者，各令所司分年修葺”。山西应修者有20处，而平定排在最前，工程最繁巨。陶易筹银11200余两，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八月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历时2年，“心殚于区画，口勤于告诫，躬劳于巡视”，修建上城435丈，含迎薰门（南门）、榆关门（东门）、月城;下城837丈，含拱岱门（东门）、瞻华门（西门）、望阙门（北门）。筑雉堞2114处，炮台、角台34座。门各有楼，并建水门以疏浚积雨，建卡房以维持治安。“楼橹雉堞焕然一新，巍乎壮哉成金汤矣。”嗣后，陶易又带头捐俸，将上城榆关门外的简易钟亭改建为“天衢阁”（钟楼），复建东关“朝晖阁”，并请冀宁道台梁国治（乾隆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题额。两阁俱为双层结构，高达数丈，东西呼应，蔚为壮观。与此同时，陶易还大规模重修州署大堂，复修社稷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八蜡庙、龙神庙、圣庙坊。这次修建城阁庙坛，工程浩大，是平定设州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壮举，奠定了平定城的基本格局和面貌，使平定成为晋东地区最具特色的繁华城市。

平定土厚水深，井泉很少，百姓只能吃地表浅层又脏又苦的浮水，人畜常病，苦不堪言。陶易到任后，亲率百姓择地挖井，挖至数丈后泉水涌出，从此当地百姓喝上了清冽甘甜的泉水。民众“濡公之泽”，称为“陶公井”，并建亭刻诗纪念。

陶易重视编修志书。他利用公暇余闲，勘察山川形胜，咨访耆老乡绅，整理典章旧制，删繁就简，纂成平定州志。即将刊刻付梓时，却被调离平定，只得将志稿抄存搁置。

断案理狱也是知州的主要职责。陶易在平定知州任上，“政洽化醇，远怀迩安”;“讼简刑清，移风易俗”;“摘发如神，奸邪屏踪”。史称其“官署清肃，案牍无留”，被百姓颂为“陶青天”。清代大学者袁枚就曾在著作中记述了陶易审理属县乐平的一个案例，清明廉正，“为合郡所悦服”。

重教兴学建书院，文献名邦开生面

平定自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升为州之后，在赵秉文、元好问等一批名流的影响和带动下，“彬彬郁郁”，文教日盛。乾隆以前，平定地区曾创建过冠山精舍（宋元时期）、吕公书院（元代至明初）、名贤书院（明代）、高岭书院（明代）、石楼书院（明代）。除石楼书院外，其余都集中在距州城较远的冠山，对于士子求学、州县官讲会十分不便。

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任知州王祖庚在上城城内关帝庙西，利用已经废弃的学院行署作为讲习之所，招生入学，创建了平定第一所官办书院。因上城在汉代曾为韩信驻兵处，旧称榆关，故取名“榆关书院”。并募捐银3683两，以利息作为教师薪金和学生助学金。

榆关书院的建立，因陋就简，尚属草创。陶易到任后，正逢礼部“咨查” 各省书院名目，他考虑到山海关亦名榆关，书院以“榆关”命名，既容易误会，也难以反映平定书院的地方特色，于是以发源于嘉山、绕城而过的嘉水为灵感，将书院改称嘉山书院，并编入《大清一统志》。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大规模的城建工作完成后，陶易又筹银3800多两，对嘉山书院进行彻底扩建、重建。

一是构堂掘井。陶易选址上城试院之西，修筑大门3间、二门3间、讲堂（即“千树堂”，由梁国治书额，寓意“树木得树人”）5间、号舍28间。又建耳房25间，一补号舍之不足，二作炊爨之所。整个建设工期长达1年。又在书院东侧偏隙之地掘井，上筑“东井亭”。陶易作《东井》诗以纪：“讲堂新辟润文河，义取王明受福多。莫道汲泉惟九仞，漫抛修绠冀盈科。”

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一十·名宦十》

二是崇儒敬贤。讲堂之后，修建崇贤堂5间，内祀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李冶、王构、吕思诚6贤，又增祀耿九畴、王克己、梁昱、乔宇、高光烈、蹇达、杨思孝、郗夔、孙继先、宋焘、冯守礼、朱一统、张三谟，总共19人。其中，在州署为官的6人，生于州城的6人，流寓州城的3人，生于属县（盂县、寿阳、乐平）的4人。令学子于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供奉祭拜，行释菜之礼，“以志景仰”。官于斯、流于斯者，仰其遗爱遗化;生于斯、长于斯者，存其流风余韵。“州人子弟进而瞻其容仪凛然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奋发，思之与齐，则他日人才之盛、风俗之美岂有穷哉！”书院最后面，建文昌阁，威严挺拔，内祀主持文运功名的文昌帝君，祈愿文星高照，仕途坦荡。

州府创办书院时，还需要发动属县在经费筹集、生员遴选上予以支持。嘉山书院也不例外。在书院修建时，平定直隶州所属的乐平县令朱敬修、署盂县令施大成、盂县令唐廷櫆、寿阳县令龚导江，以及地方士绅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陶易新募得捐助膏火银（学费）717两，连同前任知州王祖庚所存的3683两合计4400两，放贷给州县各典当行，按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以利息充实办学经费。

书院动工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历时1年工竣。落成之日，陶易在崇贤堂召集诸生训话：书院所以要崇祀这十几位前贤，不是看他们的科名焜耀、势位赫奕，而是因为其立德、立功、立言方面的突出贡献。并说：“今诸生揖让讲论，读书砥行，以尊师取友而来学，岂徒以登科第受爵禄而已？必也取法圣贤，剖晰道义，孝悌廉耻修之于身，而于天地人物礼乐食货兵刑之书，博学详察，体用兼该，踵武贤哲，以无负圣天子棫朴之化，而易亦得藉手以窃附，于以人事君之义讵不休哉。倘无志于不朽之业，而苟且利禄，卤莽名教，又何足算哉？诸生其共勉之。”

陶易还倾心写下《嘉山书院记》，勒石刻碑，记述书院修建始末，对书院及士子寄予厚望。又以《嘉山书院》诗抒怀：“辟成艺苑育群英，文学风传石艾城。借得公余无俗累，携朋来听读书声。”

陶易在平定州执政6年，与当地同僚、士绅和父老结下了深厚感情。在任满赴淮南前，他写了《将之淮上留别四首》诗，分别致同官、致绅士、致父老、致书院诸生。在《别同官》诗中，他称：“专城六载托同舟，乍奉除书许暂留。敢以龚黄夸卓绩，每怀杨赵愧风流。”在《别绅士》中，他歌颂了平定“满城甲第擅清华，水绕山围处处嘉。景物楼台千雉堞，书声灯火万人家。名贤勋业光青简，耆老篇章散赤霞”的人文繁盛，又称“考献征文吾辈事，书成珍重寄天涯”，对“重辑州志，尚未付梓”耿耿于怀。在《别父老》诗中，劝说父老“尚有遗风歌黍粟，须知本计是农桑。茨梁共验敦耕力，襦裤还凭络纬忙。记取篝灯勤夜作，漫抛机杼叹无裳”。并在诗末自注：“州不纺织，余劝勉谆谆，未有成效。”对6年来未能改变当地“重农轻织”的旧习深表遗憾。面对刚建成数月的嘉山书院，陶易感慨万千，创作了《别书院诸生》诗：“崔嵬高阁讲堂开，往哲羹墙好溯洄。绠汲甘泉通道脉，阶环玉笋尽仙才。九天鹗举排云翮，三月龙蟠起蛰雷。图始经营还记否，使君亲为辟蒿莱。”期冀诸生未来能如九天大鹗，展翮奋飞;似三月龙蟠，掀起震耳蛰雷。

惹祸仁厚心，冤死文字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陶易离开平定后，历任江苏淮安知府、江安督粮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升任江苏布政使（从二品），成为专管全省民政、财赋的省级大员。

陶易所处的乾隆时期，既是清代对文化事业重视最高、成果最多的时期，也是实行文化禁锢、文字狱最酷烈的时期。一旦案发，动辄株连九族，甚至殃及试图控制局面的正直官员。陶易担任江苏布政使的第二年，就遇到一起文字狱，这就是清代历史上四大文字狱之一的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江苏东台县士绅蔡嘉树因为与同乡已故举人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发生土地纠纷，到布政使衙门告发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有反清复明的逆诗。陶易在状纸上批道：“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报复。”未予受理。

蔡嘉树不甘心。同年八月，又向时任江苏学政刘墉（乾隆进士，后历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以“宰相刘罗锅”知名）检举。刘墉认为《一柱楼诗集》“语多愤激”，呈报乾隆皇帝，奏称徐述夔曾因故被取消乡试资格，可能“因愤生逆”。这引起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对诗集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尤为恼火。作者原意是“期待明天早晨能展开翅膀，一举飞到天神居住的地方”，但乾隆认为是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批道：“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诏令“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依“大逆凌迟”罪将已经去世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掘坟戮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兄弟5人斩立决;徐家16岁以上男子一律流放，15岁以下男子及所有女子永为旗人奴婢。全部家产造册入官，仅田产一项就有一万四千亩。江宁府藩司衙门幕僚陆琰因将此案等闲视之，“系有消弭重案”，从大逆罪斩;扬州知府谢启昆因办此案延宕半月，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充军;东台知县涂跃龙因查究不力，亦被革职查办，杖一百，徒刑二年;为徐述夔《和陶诗》作跋的毛澄被流放3000里之外。连乾隆曾宠信的已故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也受牵连，被撤销谥号。陶易被指控在处理逆诗重案时“怠玩错谬”，又企图反坐控告之人，下旨革职逮捕，依照“故纵大逆者”罪处斩立决。陶易递解赴京时，百姓夹路相送，哭声数里不绝。有士人愤慨赋诗：“蔡家一门弹冠庆，江南黎民尽悲声。苍头华发孤臣泪，断头何惧赴京城。”陶易极度悲愤，途中病发，至京十日卒于狱中，时年64岁。

陶易一生有多部诗文集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惜阴诗草》《游雍随笔》《平定杂诗》《平定备采》等。将自己歌咏平定的诗作汇集成册，这在历代平定州牧和在平定寓居的诗人中尚属首次。

事业踵相继，文脉代相传

乾隆五十年（1785年），山西学政戴衢亨将嘉山书院改名为“冠山书院”。嘉庆十八年（1813年），知州吴安祖补修。道光二十年（1847年），知州文光重修。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州葛士达筹巨资从省会太原购回经史子集及算学、海防等图书90余种980余册，并制定《冠山书院藏书规条及书目》，纤悉无遗，面面俱到，建立了山西书院史上最完备的图书管理制度。

正是有了像王祖庚、陶易以及后任者吴安祖等一批有作为的州官“亲辟蒿莱”，嘉山书院及后来的冠山书院才能迅速崛起，成为山西书院翘楚。仅在嘉庆丁卯科（1807年）乡试，就一次考中解元（全省第一名）、举人、副榜15名，留下了“文献名邦”的美誉，被盛赞为“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衡繁第一州”。据统计，在整个科举史上山西共考取进士3725人，而平定州（含乐平、盂县、寿阳3县）就有344人，占全省9.23%，名列山西第一。全省进士达百人的县有7个，平定州有其二：盂县161人，名列第一;平定108人，名列第七。这对于一个北方小州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推行“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冠山书院被改建为官立平定中学堂，是山西最早兴办新学的7所中学之一。民国时期，更名为平定中学。1981年，更名为平定县第一中学校。百年名校，桃李芬芳，从这里走出了民国才女石评梅，解放区第一个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台长、气象学家张乃召;中国核燃料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张沛霖;著名翻译家关其侗，著名史学家张恒寿;矿床地质学家、中国钨矿地质勘探工作的开拓者康永孚;原山西大学校长甄华以及王谦（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雨亭（原山西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等十几位省军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