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弥渡新发现的9通碑刻、3部家谱对研究明代大理军屯历史有重要史料价值。其承载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汉族移民屯垦的历史及明代大理军屯兴修水利的历史。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应用。

关键词：弥渡 新史料 大理军屯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7-0377-01

弥渡是明代大理军屯的重要地区，大理地区的大理卫、洱海卫、蒙化卫等军屯组织皆曾从内地移民来此在进行屯垦。如今弥渡的许多村庄名称都还带有戍守屯田的痕迹，反映出明代汉族由外省大量迁入该地的历史事实。日前笔者在对弥渡新街镇、寅街镇、苴力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许多文献未载的家谱、碑刻史料对研究明代大理军屯历史有重要意义。这次调查发现有碑刻9通，家谱3部，其承载的内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一、汉族移民屯垦历史

明政府在云南屯垦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于内地的汉族兵士，这些屯垦军士背井离乡来到云南随着军屯的开展而落籍当地，为云南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在弥渡调查发现的族谱、族谱碑为人们提供了明代前往大理弥渡进行军屯的汉族移民珍贵史料。新街镇铁柱村的沈氏宗祠《维修沈氏宗祠碑记》记载：“我沈氏自始祖沈儒、沈源二公于洪武十四年从江南应天府竹子巷随右副将军沐英开滇征战大理，至今已六百余年，后裔发展已二十余代。”[1]指明这里的沈氏祖籍应天府，两个始祖是随明军征伐大理的军户，后在弥渡屯垦故而在此落籍。《维修沈氏宗祠捐资功德碑》记载了2006年维修沈氏祠堂的沈氏族人的捐资情况，并标明其居住地，主要有：“山田村、沟仕阱、兴隆村、凤仪镇、弥城、寅街村、新地村、阿克营、嘉会邑、大地村、头邑村。”[2]从这些沈氏族人的分布地可知，从沈氏始祖在弥渡屯垦定居开始，经过600余年的历史变迁，沈氏族人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是在弥渡，少数迁至大理凤仪镇。

在祠堂里还有族谱碑记载了住新德村和凤仪镇的沈氏分支的谱系。住新德村沈氏谱系从沈氏四氏祖记载至十一世祖，凤仪镇沈氏谱系则是从十世祖记载至十四世祖，这可以为人们提供这两支沈氏族人迁至现居地的大致时间。此外还有道光二十九年的《新建祠堂功德碑》《重修祠堂功德碑》，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军屯出身的沈氏后裔在清代修祠堂记祖德的过程及捐资情况，对研究军屯汉族移民在落籍地宗族的形成、发展有重要价值。

寅街三家村赵氏宗祠中有《三家村祖祠碑序》记载：“先祖赵世荣祖籍南京应天府，从公元十三世纪来到云南弥渡，先在关邑村居住，因历年山洪泛滥难以居住，到明朝中叶迁今三家村居住。”[3]这里提供的信息是这里的赵氏始祖也是落籍于此的汉族移民，应该也是随明朝大军来此的军屯户，以及赵氏族人早期的历史。族谱碑则为人们进一步揭示了赵氏有三始祖，三家村的赵氏是其中赵世荣的一支，并将本支的一至十三世祖刻于碑上，是详细的军屯家族史料。

苴力镇庆丰里的自氏宗祠有《自氏家谱碑》记载了自氏一祖落籍当地发展的曲折历史。据《自氏家谱》里的自姓渊源记载：“据历代相传，庆丰里自姓原籍江西南京应天府大坝槐树湾滑石坂。明朝时期来到云南。来时只是鲁恒和鲁立兄弟二人。由于初到异乡，举目无亲，难以立足，只有投靠小西庄自千户门下，鲁姓改自姓，落籍庆丰里。”[4]从《自氏家谱》可知，明代汉族移民军户在大理弥渡的发展并非均是一帆风顺，自氏始祖即为移民军户中势力较弱者，因此以投靠大军户改姓以生存。家谱中还说明当地的千户一门的自姓因交横跋扈，朝廷下令缉捕自千户一门，自千户族逃亡外地而只留改姓的自姓一族的历史：“自千户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凡路过其花园者，均需骑马下嘛，坐轿下轿。朝廷官员因未下马步行，遭到其家卫兵毒打。皇上便派兵前来查办。自千户获悉，深知事态严重，星夜举家出逃，远走临沧一带，不剩一人。……此后自姓聚居较为集中之地，仅有庆丰里一村。”[5]自氏族人在明末清初即修建有宗祠，现在自氏宗祠中仍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的《自氏家塾碑记》，记载了自氏族人办家塾，传播儒家文化的历史。祠堂墙壁上墨书的“孝悌忠信”“行必笃”的儒家名言也彰显了自氏后人以儒学传家的家风。

青苗村刘氏宗谱也记载了刘氏始祖随明大军来云南落籍青苗的历史：“明朝政权在云南的统治逐渐稳固以后，实行向云南大量移民政策，以此改变云南地方的民族结构。人们的始祖刘球珮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军官，被委派到青苗坝子屯田、戍守并管理地方事务。刘球珮戎马半生，而立之年把青米苗坝子作为终年之所，落籍后，以农桑耕织为业，竭力开垦良田，置办产业。到晚年时，已是田多地广，山多林密，成为一方富户。”[6]刘氏始祖为军屯官吏，落籍弥渡屯垦戍边，不仅发展了当地军屯事业，刘氏也置办私产，富家一方，为人们提供了基层军屯官吏的社会生活史料。

弥渡的《师氏族谱》详细记载了师氏始祖屯垦边疆，师氏后人发展地方建设、人才辈出的汉族移民史：“始祖考毓秀公，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师旷里，后迁太原府。明洪武十三年从戎。十四年，随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征云南，……公因战功卓著，号首庸。为巩固边防，明王朝首开屯垦戌边之例。公被委大理卫指挥，总理屯务，遂率本部进驻弥渡。是时，弥渡尚无县治，归赵州管辖，人烟稀少，少量土著者多择山腰向阳通风地而居，河谷平川因瘴气疟疾少有人居，故弥渡坝区大部属莽荒未垦之地。……明代屯田制度以卫、御、所设置。弥渡属大理卫主要屯垦区，公为大理卫指挥使，总理屯务，故定居弥渡。因深谱水为农耕之首而选下川之龙潭。娶字氏为妻，诰封五品宜人，生五子：则、增、禄、初、武为五支传后。随公而至者，奎、蒲、石三族居南，取名下武邑。”[7]据此，师氏有四始祖，一族居武邑、三族居下武邑。武邑师氏始祖曾任大理卫指挥使，来当时荒蛮的弥渡总理军屯事务，并记载了定居地的由来，后分为五支。师氏始祖经过艰辛的发展，弥渡屯垦事业取得较大成效，改变了最初荒田较多的局面，其他卫所也在此设立军屯组织，“弥渡因可耕地广，故增设蒙化卫，景东卫各一屯垦点。十三世祖范公有言‘唯我始祖，河东甲姓，汾右翘材，服弓矢以从戎，开草莽而创业，是对始祖的精辟绝评。”[8]

师氏后人在地方上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对地方的移风易俗也有较大贡献：“而以五支传后的子孙，于村内逐次建了祖祠、文庙，于龙潭属地建了龙王庙、观音阁。六百多年来，倡学上进，人才辈出，忠孝慈惠，爱国爱家。吾祖源地弥渡武邑及周边，户逾千，丁三千有余。为当地大姓旺族，可谓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实为祖先之传承，祖辉之光耀也。”[9]师氏族人以儒学传家，有地方文化建设之功，在云南分布广泛，人才辈出。

二、明代大理军屯兴修水利历史

除了汉族移民史外，笔者调查到的弥渡一通明代水利碑则反映了大理军屯的相关历史。明代军屯田地多与民田犬牙交错分布，故而在军田与民田的用水问题上时常发生纷争。军屯组织则要与地方政府协商解决军田与民田的分水比例、共修水利设施等问题。景泰六年《共修水利碑》记载了军屯组织与地方政府一同修建游蜂坝的历史。军屯官吏是这项水利工程的首倡者：“卫镇抚孙谦进曰：‘民事莫重于农，而民之所忧，惟旱为甚，不可无以备之。县境有地曰游蜂场，四山环列二中为巨津者三，俗呼为海子。其源深以长，其流散漫而广衍，非筑坝堰以时启闭，则水不为利。”[10]县令与参政二公愕然，相顾曰：“此急务也”。军屯田地需要农田水利，地方政府发展生产也离不开水利灌溉，基于共有的需求，军屯组织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水利建设。

在兴修这项水利设施的过程中也是卫所官兵担负主要职责：“指挥同知张磐，县令赵彦享辈庀材。指挥佥事吴瑾，千户丁晟、董役叠石为坝。高三十尺，长二百五十尺，广半其长之数。中为斗门，视水之大小以节启闭，……水之所注，可以溉田万顷而利民于无穷，其实与民亦足称矣”。[11]这项水利设施颇具规模，灌溉面积较广，惠及当地军田与民田。碑刻中军屯的职官称谓可与正史相互映照、记载的军屯官吏也是研究当地军屯历史的重要线索。

三、结语

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碑刻文献时代性强、地域性强、保存持久，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可靠、时地分明的原始材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13]这两类文献的价值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这次云南弥渡新发现的家谱、碑刻文献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明代大理军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史料价值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应用，以求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历史事件更清晰、更完整、更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参考文献

[1]《维修沈氏宗祠碑记》，现存弥渡新街镇铁柱村沈氏宗祠。

[2]《维修沈氏宗祠捐资功德碑》，现存弥渡新街镇铁柱村沈氏宗祠。

[3]《三家村祖祠碑序》，现存弥渡寅街三家村赵氏宗祠。

[4]《自氏家谱碑》，现存弥渡苴力镇庆丰里自氏宗祠。

[5]《自氏家谱》，现存弥渡苴力镇庆丰里自荣昌家。

[6]《刘氏宗谱》，现存弥渡苴力镇青苗村刘氏后人家。

[7][8][9]《师氏族谱》，现存弥渡新街镇师氏后人家。

[10][11]《共修水利碑刻》，现存弥渡新街镇铁柱村。

[12]徐建华.家谱地方性特色及价值[J]福建论坛，2005，（9）：56.

[13]何如明.碑刻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以《金石录》和《集古录》为例[J]考古与文物，2005，（4）：89.

作者简介：康丽娜（1980-），女，河南焦作人，大理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研究方向：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