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社会，新媒体的兴起对人们的自我感知和社会结构都起到了重构性的深刻影响，引申到文学领域，则集中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传播影响上。以武汉作家作品的传播为例，一方面，以往经典的文学作品囿于传统媒介的普及形式在当下渐失受众群，另一方面，新生代的作家凭借新媒体发展的大好时机迅速崭露头角，这无疑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作家作品在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的困境与突破。

关键词：武汉作家 自媒体 大众传播

早在上个世纪，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提出过“媒介即讯息”的相似理论。其含义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因此，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仅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更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媒体语境便是在信息化社会里，由新媒体社会影响的普遍性扩张进而内在化从而形成的改造社会结构的一种独特的社会传播体系，是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和制约人们认知和实践的一种意义背景和文化形态。值此新媒体发展势头正旺之际，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都深受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夹缝中求生：传播瓶颈期和机遇并存

当电子媒介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其语言的多义性引发了意义的去中心化，以及自我意识的消解，同时这种语言的“再包装”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及整个社会关系都进行了重新构型。在此过程中，新媒体语境随之诞生。放眼当今的“泛文学”时代，新媒介层出不穷，它们不仅给文学提供了新的寄居空间和存在方式，同时也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完成了大众对文学审美理念的更新。

谈及武汉作家的作品，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武汉作家以极富质感的笔触，撷取大量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细节进入文体，捕捉大量特有的镜像与风貌，讲述了一个个下层市民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温度、有血肉，总是散发出浓浓的寻常巷陌的烟火气，展现了武汉纷繁细微的市民生活，折射出武汉这个城市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变迁。在新旧媒介转变时期，武汉作家作品的传播难免遭遇瓶颈期。在有关武汉作家作品自媒体传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新媒体的诸多新特性掌握甚至主导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与途径。据统计，一般的大众读者偶尔会在微信公众号及微博上看到武汉作家作品，其中31%左右的人会进一步地持续关注相关动态。而新媒介的及时效应和信息爆炸式的传播速率使文学作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固定的、单一的文学作品难以长期占据人们的视野。同时，武汉作家作品的受众较为有限，以武汉本地人为主，受众关注度的起伏不定，导致受众的流失率偏高。这样一来，武汉作家作品的传播不仅受到了地域的局限性，还面临着新媒体语境下淘汰率极高的信息筛选机制的制约。由于以往经典的文学作品受限于当时传统媒体的普及形式，武汉作家作品整体的知名度并不高，加上现今新媒体轮番“轰炸”式的挑战，武汉作家作品的传播陷入了僵持期，输出和输入的双向联动也渐渐失去了原动力，与媒介联系的密切程度发生了质的转变。

但瓶颈期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在新媒体的大语境下，“微信文学”横空出世，作为泛文学语境下一种崭新的新媒介文学形态，其立体化的裂变传播方式恰好给文学的广度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微信朋友圈、微信群这三种基本方式的互动传播，产生了广播效应、圈子效应、集群效应甚至是蝴蝶效应等多样化的传播效果与影响效应”[1]，匪我思存等作家已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来进行作品的推广，对武汉作家而言，这些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新媒体语境中的传播机遇。

二.“泛文学”勃兴：自媒体平台的开放性和局限性

新媒介的普及运用，加速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衰退与“泛文学”的勃兴。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媒体对作家作品的传播影响如何，此次研究我们选择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作为自媒体实体的研究方式。微信是一种为个体提供信息、供其传播内容且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平台，与腾讯QQ、微博、百度贴吧、BBS论坛等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它的社交活跃度较高，用户年龄群集中在中青年群体，大多分布在一线大城市，有利于作家作品的代际传承。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末的统计数据，“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在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中，由于长尾效应的作用，即便从整体上看文学并非生活的主流，但在微信朋友圈中依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对文学内容的信息传播，例如，仅仅某一单篇的文学作品赏析与评论，转发数动辄超出10万人次，就已经超出一本文学期刊的订阅数，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转发超过百万次”。[2]这种传播现象突破了传统的文学阅读的方式，也加深了我们对自媒体传播作家作品的思考。

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时空的限制被打破，我们不仅大量地生产、传播着声音和影像信息，而且实现了它们的历史保存。自媒体作为电子传播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从大众传播体系中衍生出的新型人际传播模式。结合自媒体的相关特性，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武汉作家作品自媒体传播的三个特点：跨文化性、地域特色性和时空移位性。有学者认为，传播即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共享意义，微信作为自媒体平台的典型代表，其传播方式既有人际传播的非制度化、双向性、灵活性等特征，更兼有集群式分享功能及意义类别化的属性，无疑是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的传播平台。调查中，我们发现接受者更青睐那些具有鲜明地域文化元素或具有跨文化性的作家作品，如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便是选取武昌的一条历史老街昙华林作为描写对象，地域特色不言而喻。匪我思存的多部作品（《佳期如梦》、《寂寞空庭春欲晚》等）被改编成影视剧，其小说在内地、香港、台湾甚至越南都有发行，这说明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不仅能在精神层面使人们突破了文化、地域的局限，如今借助自媒体这一物质载体，其传播效应也有了形式介入的跨文化性。此外，在以自媒体为依托的情况下，武汉作家作品的传播是以微信等平台为物质载体实现了地域亚文化的多向度辐射。这种渗透进人们日常信息获取模式中的辐射力，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既有的传播序列性，以一种陌生化的视野给身处不同时间、空间中的人们以新意、以弥补，形成类似于超越日常范畴的一种非日常反应机制，即自媒体传播作家作品的时空移位性。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媒介从人体“延伸”出去的过程也是媒介不断获得自由性和独立性的过程，它们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从而反过来制约或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武汉作家作品的自媒体传播效果而言，新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无疑助长了泛文学语境的发生。

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现代新媒介的应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精神产品的商品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文学等级秩序的崩溃与文学经典主义的消退，并最终模糊了文学的边界。”[3]可见，在各种新媒体传播的日益影响下，文学改变了其固有的形态，似乎不再纯粹地以经典小说、古体诗和名家散文等形式示众，而是借助大众传媒中的多种介质，开始以剧本、广告文本、网络文学、微博文学、手机文学、微信文学等多元化的形式与传统的文学形式一起融合相生。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推广作家作品，能使受众及时反馈对作家作品的看法，积累了一定的受众群，但作家作品对受众的影响力还有待考察。

三.参与式互动：传播主体的流动性和多样性

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社会主体——人，能够主动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进行调整，使之平衡。正因为这样的可塑性和创造性，人们便能不断发现和克服社会信息系统的障碍因素和传播隔阂，使之不断走向完善。社会信息系统之所以是一个存在着众多可变因素的系统，是因为参与系统活动的个体或群体是伴随着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主体。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完善，高度密集的信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了完全的共享，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新媒体的“主体”在不断“位移”，其中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而以此为契机，我们通过创立微信公众号初步探究了自媒体对作家作品传播的影响，从调查结果上来看，大众对今后自媒体传播作家作品的预期更偏向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一方面，传统媒体在运营根基和体系完整性上仍有可借鉴的经验性和固定的受众群，它的历史积累和实践检验都是大众传播中的重要理论指引和行动依据；另一方面，新媒体代表了时代最前沿的传播技术与创新理念，有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普及速率，为传统媒体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范式。这样一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相互作用对双方均能有所助益，二者相辅相成，解构了传播主体的单一化和绝对化的权威性，使得话语权不再被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左右，两头均有侧重，且相互制衡。

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使传播的“多级主体”变得复杂而混沌，由于人机交互化的虚拟性，受众往往不用再关注信息的发布者是谁，因为他们自己每天都可以扮演信息生产者、发布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听讲者”，他们都能够参与到传播的过程之中，建造自己个人的传播平台，并自由地发言与传播信息，成为传播系统中“独特的我”。正是这种传播主体性的认同感，为新媒体语境下作家作品的传播打通了更多渠道，在媒介延伸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学意义的广泛传播。作为潜移默化的软实力，文学的感染力在传播主体的嬗变中无形地在发挥作用，引导着受众参与其中，并鼓励他们去进行互动，促成了传播的“情境式”变化。在这样的“情境式”中， 开放性、个体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平台得到足够的自由性和自主性，“一对多”、“多对一”或“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使全体传播者都互为主客体关系，传受关系不断产生偏离与游移，最终反馈到传播主体再作用于受众心理，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受众自主性、参与性，以及传播的群体交互性毫无疑问为新媒体文化的确立提供了可能。而自媒体理念不过是传播仪式观在数字化时代的理论延伸和具体呈现，它将受众的参与放在新媒体传播的首要位置，从而进一步促成了参与式文化的发展。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对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的再现。而语言文字作为传播媒介的基本载体形式，对文学作品的发生和流动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如今，科技的力量使我们步入了新的媒体语境中，媒介的更新换代也预示着文学作品流传形态的变异。毋庸置疑，新媒介狂潮席卷而来，社会各层面均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文学领域，历史遗留的种种原发性难题加上传播媒介的转型使得作家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面临棘手的困境——经典文学作品与时代思潮的不相容性逐渐浮现，优秀文学作品囿于传播渠道的闭塞无法跟上现代媒体的导向流，快餐化阅读的风尚加速了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进一步阻碍了多元化文学文本的大众传播。然而，新媒介所带动的社会思潮的转向并不具有决定性，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介体系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主体所衍生出的技术产物，若能对新媒体语境中文学思潮的形势加以把握，再把这一经验运用到作家作品的传播上（例如通过微信自媒体平台），同样也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危机常常酝酿着转机，困境也往往孕育着突破，对于新媒体语境中作家作品的传播，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寻找能为我们所用的有利因素，方能把握住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何明.《泛文学语境下微信文学的传播模式及其影响效应》，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8卷第5期，第677页。

[2]何明.《泛文学语境下微信文学的传播模式及其影响效应》，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8卷第5期，第677页。

[3]王建.《“后文学时代”文学等级秩序的崩溃与文学经典主义的消退》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5卷第6期，第812页。

本文为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江汉大学2014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科研重点项目“自媒体对武汉作家作品的影响研究”（201411072010）成果。

（作者介绍：朱洁茹，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13级学生。本文指导教师：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