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林

1978年，我准备参加高考。

我的学习基础较好，又勤奋刻苦，是老师们眼中公认的好学生。可是，给我上课的刘老师担心我身体太差，一阵风吹来，就要将我刮走似的，如果紧张地复习备考，身体很可能吃不消。刘老师对我爹娘说：“得给孩子加强营养，每餐白米饭是少不了的。”

当时的条件，一天能吃上一顿米饭就是幸福生活了，哪里还能说什么加强营养的话哩。

于是，娘养了16只母鸡。娘听人说，有了鸡，就有了“鸡屁股银行”；鸡下蛋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财源。可是，连人都没有吃的，下蛋的母鸡到哪里去寻食呢？

队里的禾场上有。

队里的禾场，是队里打场晒粮的场地，只要是有阳光的日子，禾场上总是晒着谷子或者小麦。我们的家离禾场不远，隔着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晒好了谷子，禾场上劳作的人们就回家去了。娘就站到了家门口，“咯啰咯啰！”娘一阵吆喝，16只母鸡跟了出来。又一阵大声的“哦嘻”，16只母鸡，像16架小飞机，飞向了河对岸的禾场，争先恐后地吃起了谷子。一袋烟的工夫，娘长长的一声“咯啰——”16只母鸡又像小飞机一样飞了回来。

娘的鸡窝，每天都会有16个鸡蛋，一个不少。娘的“鸡屁股银行”办出了成效，用鸡蛋换成了钱，换来了油盐，时不时地买些鱼肉回来改善生活。我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一顿能吃上好几碗饭。娘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高考前几天，我放学回家，队长焕叔找上了门，说娘的鸡偷吃了禾场上队里的公粮。娘听了，反驳道：“你就知道那禾场上的鸡是我家的鸡？我家的鸡能飞过这么宽的河吗？”焕叔听了，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娘瞅着空子，又将鸡赶着飞到禾场去吃谷子。鸡飞回来的时候，娘大声地清点着，只有15只鸡了，少了一只母鸡，豌豆花色的母鸡。下午时候，娘数鸡的声音更大，还是只数到了15，少了那只豌豆花色的母鸡。娘到禾场去找队长焕叔。没找着焕叔，娘却找到了那只母鸡。鸡已经被人用砖头砸死，拉出了鸡的食囊。食囊破开了，是一粒粒饱满的谷子。娘大声哭骂：“是哪个缺良心的害死了我家的鸡……”

禾场上没人敢和娘答话，都怕自己被冤枉成了杀鸡人。娘骂了几句，提着死鸡，走回家来。当晚，我们的晚餐自然是那只母鸡了。娘用炉子小火煨汤，递到我的面前，说，就要高考了，得好好补下身体。娘的脸上堆满了笑，没有一丁点失去一只鸡的痛苦。

可是，第二天上午，娘又去禾场开骂，骂那个没良心的杀死我家母鸡的人。娘似乎走得很急，穿着爹那双大大的布鞋。骂了几句，晒谷子的人自然又不敢应对。穿着大布鞋的娘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大大的布鞋里，满是谷子。下午，娘又穿了大大的布鞋，去禾场骂那杀鸡人。

几天下来，大大的布鞋里的谷子，居然装满了我家的米缸。娘说，这下我家的小子高考前的白米饭不用愁了。

喝了鲜鲜的鸡汤，吃了白白的米饭，果然，我的高考很顺利，考取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临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娘对我说，你去队里每家每户道个谢，算是代替我了。要知道，你考试前吃的白米饭是队里的粮食哩。

他们不是有人打死了我家的豌豆花母鸡吗？我反问道。

娘只是笑，像个小孩子一般。

（选自《北京文学》）

【推荐语】 本文写娘为了给高考在即的“我”补身体，养了16只鸡，并暗地里耍了一些心眼儿，不动声色地占了队里的便宜。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做法显然是要被批判的，但是文学作品绝对不能仅仅只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上去解读。在作者温馨质朴又略带幽默调侃的笔调下，我们看得到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所凸显出来的人性的复杂。正如《北京文学》评论所言，这些旧碎片像珍珠“构成了一段既苦涩又不乏温馨的回忆，成为特定时期投下的光影，好看耐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