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用11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9个师同敌人“决战”。在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红军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广昌已难以继续坚守。

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继续进行防御。

在当时军委集体领导不正常的情况下，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和其他军委成员一样，不能与闻所有重大的军事决策。因为许多重大的军事问题已经不在军委会上讨论，甚至不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决定，而直接由李德发号施令了。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非常苦闷，一方面他提出的很多军事指挥上的建议，不被李德理睬；另一方面李德做出的并经博古批准的许多错误的作战计划，要由他来负责组织实施。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5月，六届五中全会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博古、李德从前方回到瑞金，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7月，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中革军委又命令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经过调整部署，集中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

8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被国民党特别机关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叛变投敌，供出了中央红军要向西突围的计划。因为当时中央红军的各项重大行动都要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路线是先用电台将文件发往上海局，然后由上海发往苏联的海参崴，再转往莫斯科。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情报，立即通报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随即下令各部队和民团抢修碉堡，为了加快修建碉堡封锁线的速度，还将追堵红六军团突围的2个师调往湘南赶筑碉堡封锁线。

西线国民党军队的异常活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他亲自赶往雩都（今江西于都）侦察敌情，考察敌人封锁线的薄弱环节，选择突破口和行军路线，为红军突围做准备。

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有利害冲突，他虽被蒋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对“进剿”红军并不积极，生怕蒋的中央军乘虚入侵广东，动摇他“南天王”的宝座。9月，陈济棠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电约我方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

周恩来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很快就确定了谈判方案，选定了何长工、潘健行（潘汉年）作为红军参加谈判的代表，且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以及联络地点和办法。

经3天3夜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了5项协议：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粤方供给）；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我军进入陈防区可用陈部护照。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实现了南线暂时的稳定局势，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蒋介石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在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红军通过侦察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通信，已察觉到敌人即将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决定将突围行动提前1个月。但是由于博古、李德一直命令红军在前方抵御敌人的进攻，各项准备工作难以迅速完成，使得红军突围行动一再被推迟。

为了准备战略大转移，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了“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仍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

在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而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但周恩来从保存革命干部的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尽自己的职权和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在毛泽东去留的问题上中央有争论，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周恩来的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

为了保证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的安全，周恩来不同意把这些同志分散到各野战部队中去的主张，指出他们不仅难以跟上战斗部队的行军，甚至还会贻误部队的战斗行动。最后决定将他们编成休养连，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他还亲自指派何长工兼任连长（后由侯政出任）。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女同志和小孩一律不得跟随部队走。邓颖超那时有肺结核病，经常发烧，痰中带有血丝。周恩来日夜操劳，忙于转移的各项工作，不能照顾有病的邓颖超。中央做此决定之后，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又与邓颖超是夫妻关系，他不好向中央再提什么意见。毛泽东可不管这些，当他得知中央这一决定后，一面安慰贺子珍，一面立刻到中革军委提意见：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部队的卫生、民事甚至地方政治工作，都不能离开女同志。中共中央終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贺子珍、邓颖超都包括在内。于是，邓颖超和贺子珍等一起被编入干部休养连，随卫生部行动。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向瑞金、雩都地区集中。

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周恩来随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

周恩来站在雩都河边坡顶上一棵大树下，目送一队一队拖着庞大辎重的红军将士，缓缓从浮桥上走过，内心感慨万端。3年前，他奉中央之命来到这里，是要把中央红军建成一支强大的部队，把中央苏区扩大到几个省份……3年后，他却不得不带领这支部队离开中央苏区。他久久地佇立着，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似乎不忍离去。

红军要走了，苏区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一时，叮嘱声夹杂着哭泣声、祝福声在夜色中回荡……

看到出征的同志们和留下来的人们分别的场面，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这一去，不知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还要做出多少流血牺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在这一群群送行的人当中，就有他的岳母杨振德，老人家也被留下来了。夫妻俩走了，留下一个老人，说什么也是不可能放心的。可有什么办法呢？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岳母也跟着大部队走，当然不难办到。但他说什么也不会那样做的。

邓颖超正挥泪与母亲告别。杨振德比刚来苏区时消瘦了一些。在苏区的这些年，她一直在中央红军医院做医生，利用多年学会的中医知识和临床经验，给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得知女儿要随女婿远征，她上山采了几包草药，分别时刻一再嘱咐女儿在行军路上如何用药调理病体。

出发时，周恩来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10月21日，红军向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一举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并俘虏部分敌军士兵。这时，陈济棠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命令其南路军部队退守广东，朝天放一阵空枪后就让开了进入湘南的通道。周恩来也命令部队放还了俘虏和缴获的武器。

接着，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蒋介石在得知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并不十分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仍决心消灭红军于湘粤赣边区的碉堡封锁地带。他命令周浑元、薛岳各集结15个团左右的部队待命。这本是红军迅速行动的极好机会。但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行进在南岭山区的崎岖小路上，队伍之中，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长官、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尾相衔，十分拥挤，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着庞大队伍的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曾经能征善战、行军如飞的红军主力军团此时怎么也快不起来，成了抬着中央“红星”和“红章”这两顶“轿子”的轿夫，行军十分艰难，有时一天只能走10到15公里。

看到队伍在泥泞的山道上缓慢地行进，周恩来十分焦虑。他和朱德一面令部队减少不必要的担子加快行进速度，一面命令前卫部队坚守通路上的要点，保障大部队安全通过。

11月3日，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率领15个团组成的纵队从遂川出发，沿着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跟踪追击；命令薛岳率领第六路军经萍乡赶往衡阳，防止中央红军北上；命令湘军和粤军沿湘粤公路南北对进，阻击中央红军于宜章、郴州以东地区。

为了保证红军能够突破敌人衡阳至曲江的公路封锁线，周恩来赶到前方，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命令他带1个团在前面开路，掩护部队通过粤汉路。周恩来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并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李聚奎有些顾虑：担心部队撤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最后难以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来了，笑着向他解释：“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

交代完任务，周恩来仍不放心，他披一件旧黄布雨衣、穿着草鞋，又于11月8日赶到担任前卫的第一师第三团。在急行军中，他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有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每逢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他总是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每当宿营时，他就到连队了解情况，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指战员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在跟三团行动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双眼布满血丝。

11月11日，红军攻占了封锁线上的宜章县城，打开了通路。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这时，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里，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忧虑的面孔。朱德讲话时，伍修权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队伍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

“我看，还要再甩掉那些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可博古却对此大加反对：“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居高临下开始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朱德对他不着边际的空论嗤之以鼻，对周恩来说：“崽卖爷田不心痛，没坐过月子不晓得生娃娃难啊！”

伍修权直译过去，李德气得直瞪眼。

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无法及时跟进过江。当时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100公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50多公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情况十分危急。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周恩来、朱德临危不乱，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十分诚恳、坚决地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应该果断地布置和指挥！”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用望远镜观察着湘江浮桥上拖着沉重负担缓慢过江的队伍，心一阵一阵地紧缩。按这样的前进速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啊！他咬了咬牙，手臂一挥，大声说：“下命令，把所有重担丢掉，轻装前进！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在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了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密集。无数红军战士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面对红军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灰心丧气，一筹莫展。这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了起来，他奋力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这时，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

12月10日，红军在广西龙胜县龙坪这个壮族聚居的村镇宿营。这天晚饭后，经过一天长途行军的周恩来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夜间12时左右，警卫员魏国禄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劈劈啪啪”的燃烧声惊醒。他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的住房后边失火了！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恩来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这一惊非同小可，魏国禄顺手抄起一条毯子就冲进了房间。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恩来已经被惊醒，魏国禄不顾一切地拉着他跑了出去。不一会儿，这间房子便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周恩来刚出来，马上就派身边工作人员去看望其他首长，并了解部队的情况。之后，在龙坪镇查出来3个贼头贼脑、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正是他们伪装成红军混到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的。

次日，国家保卫局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讲解红军的政策，彻底揭穿敌人的罪恶阴谋。当群众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无不义愤填膺。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就将这3个特务枪毙了。同时，周恩来还责成供给部进行调查，对受难的群众给予適当的救济。

12月11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

次日，周恩来在城外山坡上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负责人紧急碰头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路线问题。周恩来首先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原定的行军路线上，蒋军已布下重兵……”李德不等周恩来把话讲完，就抢着说：“我们一路来，蒋军不是也布下了重兵？他们布他们的重兵，我们走我们的路。”

一直沉思的毛泽东这时按捺不住了， 大声说：“李德先生，什么我们走我们的路，不能走原定计划的路了！我们应该进入贵州，那里的敌人兵力相对比较薄弱。”李德冷冷一笑，说：“我还以为你毛泽东果真有什么超人的妙计！我们到贵州去干什么？你们别忘了，我们的原定计划是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在那里建立苏区。这个计划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

毛泽东也冷冷一笑，说：“我知道原定计划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但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你想去，蒋先生不让你去啊！”李德一拍桌子，指着毛泽东吼道：“毛泽东，你太过分了！你连共产国际的决定都不放在眼里，你到底想干什么？”

周恩来脸一沉，厉声对李德说：“李德同志，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说话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嘛！”李德气忿忿叫嚷着：“无视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哎，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呢？”周恩来用批评的语气说，“有什么观点开诚布公地谈，这是允许的嘛！”

会议最后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在进入贵州边境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许多老百姓不敢接近部队，每到一村都很难找到人。吃的东西就更加困难，连脱米用的水磨、石臼都被反动派强迫老百姓藏起来或破坏了。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搞到了一部分稻谷，可是没有工具磨，脱不出米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着急，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对大家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叫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也要把米脱出来！”会上决定，每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3顿吃的米来。

会后，周恩来找来两块瓦片，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

在周恩来的号召和影响下，将士们都开始搓米：有瓦片对瓦片搓的；有石头对石头搓的；有的干脆就用手搓，手上搓出了血泡，但仍然愉快地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买卖公道，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国民党反动派那些恶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12月15日，红一方面军突破蒋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攻占黎平县城。

红军攻占黎平后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部队是要按原计划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改变行军线路进入黔北，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博古、洛甫、朱德、陈云、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李德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苏区，这是我们的原定计划。这个计划是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现在，我们只能按照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行事，不要去考虑什么别的计划了。”毛泽东针对博古的话打头阵说：“能够按原计划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现在蒋介石已在我们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重兵，我们硬是要去的话，那就等于往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

博古板着脸，提高了声调说：“我们没必要这样争论下去了。别的我都不说，要改变行军路线，是要请示共产国际批准的，可现在我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不经共产国际批准，我们能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吗？”

周恩来的脸一直阴沉着。经过一阵长时间的苦思，他以较温和的语气说：“敌人在我们去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料到。也就是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对此，我们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博古怨懑地瞅了周恩来一眼，说：“恩来同志，这种背离原则去考虑问题的方法，我是坚决反对的！”

这时，李德以严厉的目光把与会者扫视一遍，以训斥的语气说：“我一直搞不清楚，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原计划？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这是最佳方案！怎么能够一见敌人稍有调动，我们就害怕，就要改变原定计划了呢？”毛泽东喷了一口烟雾，说：“李德同志，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而是策略问题。”

“这叫什么策略？哼，分明是蒋介石把你们吓坏了！见人家部队一调动，你们就吓成这样子，还要改变行军路线，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国际路线！”李德吼道。周恩来一听气上心头，指着李德责问道：“李德同志，你这是什么话？”

“你们竟敢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我看你们谁有那么大胆！我不同意，你们休想！你们……”李德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厉声责问，一直喋喋不休。周恩来怒不可遏，猛一拍桌子。由于太使劲，桌上的马灯都滚落到地上。站在门口的警卫员范金标赶紧跑过来，把摔灭了的马灯重新点起来。整个屋子的人，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两眼瞪着李德，怒斥道：“李德同志，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们一向尊重你。但你也要知道，你是個军事顾问，不是‘太上皇，不能居高临下地对我们指手画脚，更不能对我们无端指责！”面对周恩来的训责，李德无言以对，一甩手便怏怏而去。博古见状也慌忙追随李德跑出门去……

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人互望了一下，又不约而同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果断地说：“别理他，我们继续开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

第二天，周恩来和朱德向全军发出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决定全军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乃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强调目前中心目标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过了乌江以后，1月7日夜晚，在行军中接到前边部队传来消息说：我先头部队已攻占了遵义城。听到喜讯，红军战士浑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天亮了，雨也停了，东方露出了少见的太阳，红军战士人人面带喜色，个个精神振奋，大踏步地向着遵义城前进。（题图为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