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公车上书”的代表人物，同时还是我国现代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与陈望道、黎锦熙、叶圣陶、夏丏尊等人，共同为批判语文教学中的八股遗风、建立科学的语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作文教学思想，这本著作是由他本人审阅，为1923年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的笔记整理而成。该书详细讲述了写作各类文体所应遵循的规则以及提高作文水平的方法，系统而深刻，其中不乏科学而务实的见解，对于今天的作文教学，仍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所讲只是规矩

对于我国传统写作教学的弊端，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教中文的最大的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因而他在确定作文教法的原则时明确：“所能教人的只有规矩。”在他看来，“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对于“规矩”和“巧”的关系，梁启超也有他自己精彩的辩证分析，他说：“世间懂规矩而不能巧者有之，万万没有离规矩而能巧者。”显然，他认为作文教学应以规矩为重，教师的职责和义务是教学生做文章，而非做好文章，因为“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出来的”。这里的“规矩”其实指的就是写作应遵循的标准和法则，《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大部分篇幅讲的也都是文章作法，他所揭示的这种立足于科学性的写作原则是作文教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课改推行至今，对于在课堂上是否要讲授写作知识仍然争议很大，那么究竟还要不要讲“规矩”呢？由于过去讲了太多的“规矩”导致现在的新理念直接排斥“规矩”，提倡完全放手让学生自由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这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得作文中出现了许多不伦不类的新型文体，并且很多学生还因为所谓的“创新”文体而获得高分。必须承认，过去的确是有一部分学生深受“规矩”之害，但这也不能成为完全摒弃“规矩”的借口。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写作规范是习作教学的最低限度，写作教学不是让学生只专注于自由创新而是要教会学生写什么就是什么，文体必须清晰明确，这就好像在孩子还没有学会走的时候就让他们跑，这是荒唐的，也是行不通的。此外，写作规范并不空洞，实则包含了许多具体的知识，例如如何取材，如何结构作文等。但有些教师，因为害怕被人质疑而放弃教授这些“规矩”，也是值得斟酌和反思的。

二、应用文最为重要

由于传统写作教学教的多是脱离实际的八股策论，梁启超提出了作文和作文教学应重在“应用”的观点。他把作文划分为应用之文（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和非应用之文（情感之文）两大类，认为非应用之文不必人人都会，因为其中“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而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文最为重要”。可见，他认为作文要为世之需，写作教学要以实用性的应用文为重。

而现如今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很多学生练习写作也仅仅是为了能够应付老师，为了在考试中夺得高分而并不是因为兴趣，更不是因为实践应用之需。这就导致出现了很多“假大空”的作文，对此很多教师也是见怪不怪，相反还表扬学生文学底子深厚，文笔优美，这种评价导致所谓的 “美文”大行其道，这样的训练导致学生的写作能力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新课改要求作文教学要回归生活，梁启超主张写有实际用处的日常应用之文，也提示我们，作文教学应回归生活，要多教学生写跟生活需求有关的文章，如日记、书信、请假条、读书笔记、新闻短评等。因为这些才是学生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从事现代化生活与工作的工具，这才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构筑坚实的平台。

三、重思维，轻修辞

因为受到根深蒂固的“载道”说的影响，认为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是“从道中流出的”，所以学生作文中是否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就变得无关紧要。这就导致了传统作文教学重心的偏离，对于语言基本功训练远甚于思维逻辑性的训练。而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开头就提到：“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而要把思想传达给别人，首先自己就要学会整理思想，养成整理思想的习惯，而整理思想的过程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首先，他强调在给学生提供材料的时候，可以把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材料都列出来，用来考察学生的选择能力和综合能力，这就是非常好的思维训练过程。其次，他还主张“一题可做数次”，也就是让学生发散思维打开思路，全方位地了解一个题目找到解题的更多方法，也可使学生触类旁通，学会迁移；再次，他还主张在每学期开始时先要教学生以作文理法，使学生知道看文如何看，做文如何做，条理清晰，不慌不乱，然后等讲到某一类文章的时候，再着重讲该类文章的理法，此外他还认为“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也就是说，教师一方面要说明写作思维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揭示教师自身形成思想的思维过程。这样，学生便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最后，梁启超对思维的偏重还体现在作文评改上。他认为评改时可以偶尔提醒学生注意修辞，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文章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也就是“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所以，我们认为梁启超实际上开创了写作教学“以思维为中心”之先河。

当前的作文教学和作文研究，更多地是关注体验、认知、情感和表达，作文训练重修辞、轻思维的现象非常普遍。但事实上，学生的思维品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作文质量。因此，作文教学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基础上，要重视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这是提高写作水平切实有效的一个途径。当然，培养学生的写作思维，目的并不是要每个学生都能写出优秀的作文，而是为了充分开发每个学生的写作潜能，激发每个学生的写作灵感，尽可能地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用准确无误的词语和有自身特色的语言，有条有理地说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在作文教学前，先让他们认真揣摩分析已经获得的材料，选择并整理出对自己行文有益的内容，进而整理出文章思路把握住文章全局，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立意准确、深刻；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审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作文题目，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反过来思考，鼓励学生积极讨论，训练思维的灵活性、辩证性、独特性，这样文章的论述才可能见解独到、严谨周密；另外也可以在课堂中安排些有助于思维训练的游戏，让学生的观察、想象、联想等作文必备的能力在轻松的活动中得到提高。除了课堂上的这些训练，教师要引导学生留心观察生活，用自己的“慧眼”去观察身边的事物，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四、求“真”求“达”

梁启超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总的来说是比较实在的，简而言之，就是求“真”、求“达”。所谓求“真”，就是要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他认为写文章要有真实的内容，反对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瞎想、胡乱编造，他要求：“教师对于学生不能接触到的人事景物要提供材料，让学生切实掌握；学生能够接触到的人事景物则通过普遍精密的观察得来。”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真”。在梁启超的眼里，文章是率真性情的流露而不是简单地语言堆砌，文字的组合，写作要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而文字本身，也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所谓求“达”，这其实也就是作文的目的所在，即能把自己的思想如实地告诉别人。梁启超关于“达”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所传达的恰如自己所要说的”，也就是写作要把自己心中所想付诸文字，力求不多不少不错。二是“令读者恰恰理会我的原意”，也就是自己在文章中传达的意思要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被误解。梁启超“求真求达”的要求，比起传统作文教学求“通”来看，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他提出的“真”和“达”都有不同于前人之处，且都是有感而发，与叶圣陶关于好文章须“诚实与精密”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实际的作文教学中，教师为了帮助学生对付考试，片面让学生积累好词好句，在作文时堆砌一些词藻而不顾“我的意思”，然而不管学生用什么好词好句都难以生动真实地再现他脑海中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想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头脑中没有“真”的东西，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生搬硬套、矫揉造作，还有甚者只是为了凑够字数，应付差事。此外，现在语文教材中大多是散文，还有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却又经常被要求写基于“生活真实”的记叙文，这就导致学与用严重脱节，学生在缺乏素材积累的情况下往往会胡编乱造使得作文严重失真。其实文章的基本标准就是可以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思想，真实地表达、再现自己的生活，还原事物的原貌。好的能打动读者的文章一定是真性情的流露，这就要求作者要有敏感的心、细腻的情，留心生活中的真、善、美。教师可以先从观后感、读后感的作文形式入手，不必拘泥于课堂作文，可以以随笔或日记的形式让学生多练笔，观后感、读后感是最简单便捷的抒发真情实感的写作样式，学生看过、读过、亲身经历过，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将个人的情感很好很真切地表达和宣泄出来了，以此为铺垫，以后写其他的文体也能够做到“有我之境”，抒“我”真情。此外，教师也不要一味地要求学生写“生活真实”层面的真人真事，学生也可以写文学性强的文章。但无论是哪一类文章，都要求能够做到叶圣陶大力倡导的“我以我手写我口，我以我手写我心”。

一代教育先驱梁启超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揭示了作文训练和作文教学的规律，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现代写作理论建设和教学的新大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虽距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都相当有创见性。作为新时代的语文教师，要结合自己的作文教学实际情况，把他的作文教学思想当做一种宝贵财富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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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黄初.梁启超作文教学四原则[J].江苏教育，1991，（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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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永兰.现代写作理论建设之先声——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管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7]黄邵英.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的历史视角[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周颖 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