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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学科范畴内“音乐书写”的观念与实践

2016-05-14陈金玲

人民音乐 2016年8期
关键词:建构音乐系统

陈金玲

乐分析在民族音乐学内的特殊意义是“音乐书写”问题在学科领域内一直被不断探讨的原因之一。从音乐本体风格的描述到音乐文化意义的阐述,“音乐书写”在个案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中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早期,当受西方主流音乐文化影响的学者在对非西方音乐进行一手资料搜集,尤其是进入无文字社区面对诸多从未被任何符号书写过的口传音乐时,原有的认知符号系统显然无法胜任在声音时间组合和运动走向复杂多样的非西方音乐的描写与分析。同样,“非西方音乐的书写”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如何处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也逐渐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话题中心。如在音乐与文化关系问题的争论中,“临响记写音乐”被认为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的职责所在,有无乐谱和音乐分析甚至成为民族音乐学学科边界的参数之一,不然何异于人类学、民族民俗学学者的民族志中的音乐文化描述①。先有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mbostel)、萨克斯(C.Sachs)等欧洲学者在学科反思中注意到西方主流音乐描写工具在遭遇非西方音乐时的捉襟见肘②。1958年,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cge)为尽量规避研究者在聆听音乐时的文化选择性又提出了 “规约性”与“描写性”③音乐书写(music writing)的两种类型。

以上理论,尤其是西格对“音乐书写”的洞见,触发了沈洽这位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引介者对于如何建构一个知识分享平台以完善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并能让欧洲和非西方音乐在同一体系中进行对话的思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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