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华

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拙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谈到中国传统音乐学分支学科时曾经提到：“乐种学是近十余年来新兴的一门学科。袁静芳、董维松两位教授均有专论问世。袁静芳《乐种学导言》、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问题及分类方法》对此多有论及。”{1}书中引用袁静芳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乐种、乐种学的界定、乐种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作了简略介绍，表达了对乐种学学科建设的殷切期待。此后不久，当我拜读几乎与上书同时出版的袁静芳教授这部厚重的著作《乐种学》时，激动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深深地为该著在乐种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该著立论的宏富、缜密、科学所感动。

笔者认为，该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强烈的学科意识和有的放矢的问题意识。

学科意识，指的是该著从构建《乐种学》这一学科理论框架的目的出发，论述乐种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述乐种的物质构成、形态特征、乐种与社会文化、乐种体系，以及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等，使乐种学成为一门系统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确立了它在中国传统音乐学这一学科中的分支学科地位。

问题意识，指的是该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为学而问，以问求学。针对乐种学学科建设中所必须解决和所遇到的疑难，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比较问题、分析问题，寻求回答问题的答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做到研究、写作的过程就是做学问的过程。为《乐种学》学科建设不断设问，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学科建设的过程。尤其侧重于对《乐种学》是什么、《乐种学》为什么、《乐种学》如何为等问题的求索。

一、《乐种学》是什么

这是《乐种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乐种学》是以乐种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在回答“《乐种学》是什么”的问题之前，要先回答“乐种是什么”。《乐种学》的作者，从对研究现状分析所发现的“界定不够准确”“研究对象偏颇”“方法亟待更新”和“基础建设薄弱”{2}等问题分析入手，提出“必须名实相符，界定准确”“明确研究它的对象与目的”“改造研究方法”{3}等学科科学化的三个步骤，而明确乐种的界定：“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架构，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成为乐种。”{4}并且进一步论述了乐种的基本特征：“1.历时性的时代标志；2.共时性的地方差异；3.共通性的社会功能；4.类型性的模式结构；5.传承性的运动规律；6.变异性的更新发展”。{5}

在以上层次鲜明的对乐种界定与乐种基本特征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来回答“《乐种学》是什么”的问题，就显得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

《乐种学》作者在对“乐种学的性质”的论述中，体现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既指出它的独立学科性质，又注意到它的交叉学科性质。作者在对其独立学科性质的论述中指出：由于其研究对象“着眼于存活在民间、寺院、道观内众多乐种以及诸乐种所蕴藏着的大量而丰富的传统音乐资料”，所以，“在进行乐种考察时，注重追踪其生存、发展、变异的社会轨迹；在分析研究时，寻求它们的不同模式结构，总结其音乐形态特征。”以求“类归其乐种、乐种族、乐种系的体系层次，认识乐种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6}作者在对其交叉学科性质的论述中指出：“乐种学虽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它并不能割断与其他学科的密切关系，独立是相对的，与各学科的协调关联是绝对的。”{7}从音乐学的角度，应当关注“乐种学的研究与乐器学、乐谱学、乐学、律学、曲式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等学科有着近缘关系。”{8}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应当了解，乐种学的研究“与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还指出：“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交叉，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相互借鉴，是当代新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向。”{10}进而明确乐种学的研究对象，对乐种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完成了对于“《乐种学》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

以上这种由对乐种研究现状的分析，到乐种界定学科科学化的三个步骤的论述，再到乐种界定、乐种学的学科性质、概念界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体现了作者对逻辑学演绎归纳研究方法的纯熟运用。

二、 《乐种学》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在《乐种学》中，作者设有“乐种学在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地位”一节，直接从“乐种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乐种”的视角来作提纲挈领的阐述。作者指出：《乐种学》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有四，一是“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总体认识”；二是“有利于认识文化艺术与社会诸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三是“有利于对文化源流体系的梳理和理论探索”；四是“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建设”。{11}这是基于对“乐种作为文化”这一观念而引申出来的命题。作者认为：“乐种学的研究对象（笔者注：乐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高层文化（与自然文化、原始文化相对而言），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

《乐种学》的作者，正是由于从以上这一认识出发，所以无论是在“乐种的物质构成”中，对主奏乐器在乐种中的体系化特征、历时性特征、融合性特征，定律乐器在确定宫调时其指法（或弦法）的研究价值，不同地区、不同主奏乐器的不同演奏技巧与风格，不同地区、相同主奏乐器的不同演奏技巧与风格，不同地区、相同主奏乐器、相同演奏技巧与风格，乐队组合在乐种中的类型化特征、历时性特征和多重性特征，不同体系的乐种、相同体系的乐种在不同地域的乐队组合风格和相同体系的乐种在相同地域的乐队组合风格等的论述；或者是在“乐种与社会文化”中，对乐种与社会世俗文化、乐种与社会宗教文化、乐种社会文化功能的特征与衍变等的论述中，都是在对作为文化的乐种，它所体现的各地域、各历史时期、各乐种体系的文化特征的研究，而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乐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研究有利于从文化脉略中来理解中国传统乐种，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总体认识，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科建设。

三、《乐种学》如何为

这是一个涉及《乐种学》研究的方法论、理论框架和行为方式的问题。

在方法论方面，《乐种学》作者“根据众多科学方法的概括程度和应用范围”，将其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并指出：“乐种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其方法论的原则；以一般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方法为总体工作设计、安排的指导；乐种学所应用的专门工作方法，应根据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阶段和特定的研究课题，而采用单项或多项综合的研究方法。不排斥传统音乐的分析方法；应重视和发展我国传统研究中的考证方法；但要特别注意吸收应用20世纪兴起的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学的科学分类与调查研究方法。”{13}

《乐种学》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乐种学》全书各章节，无论是对于乐种学学科性质的阐述，或者是对乐种的物质构成、形态特征和乐种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关系的论说，都贯穿着物质与意识的基础与能动作用的阐释；对乐种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又贯穿着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斗争和运动、变化的观点。这是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为指导来进行《乐种学》研究的实践。

“所谓系统，就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14}《乐种学》作者从其若干要素组成有机整体的系统论原理出发，设计了由“乐种物质构成”（含：乐器、乐谱、乐队）、“乐种的形态特征”（含：“旋律发展手法”、“宫调的游移与转换”、“曲式结构”）、“乐种与社会文化”三章构成的“注重追踪其生存、发展、变异的社会轨迹”；{15}设计了“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和“乐种的形态特征”，来“寻求它们的不同模式结构，总结其音乐形态特征”；{16}设计了“乐种的体系”（含：“乐种体系划分的原则与层次”、“乐种体系的类别与主要艺术特征”），“从而类归其乐种、乐种族、乐种系的体系层次”；{17}并加上“乐种学导言”，作为绪论，阐明构建乐种学体系的总体构思。

在各章或若干章组合中，根据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阶段和特定的研究课题，而采用单项或多项综合的研究方法。如：由“乐种的物质构成”“乐种的形态特征”“乐种与社会文化”三章组合而成的“物质构成”“音乐形态”“社会文化”三维研究模式，是对梅里亚姆、赖斯两种“三维研究模式”的活用。它既没有对梅里亚姆“观念、行为、音响”三维研究模式的生搬硬套，也不是对赖斯“历史的构架、社会的维持、个人的创造”三维研究模式的原样模仿，而是从中国传统乐种、中国传统乐种学研究的特殊性着眼，选取了这三个维度来研究中国传统乐种的音乐形态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缘由。又如：“乐谱”“乐队”“曲式结构”“乐种考察前的准备工作”“资料梳理与类归”等节，对我国传统研究中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考证方法的重视和运用，使历时性的研究能往纵深发展。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根据中国传统乐种的特征从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跨文化音乐比较研究方法中得到启示，创用“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并运用于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曲式结构模式研究和《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已对乐种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运用以上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构筑了完整的《乐种学》理论框架：

一、乐种学导言（含：乐种，乐种学，乐种学方法论原则，乐种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地位）；

二、乐种的物质构成（含：乐器，乐谱，乐队）；

三、乐种的形态特征（含：旋律发展手法，宫调的游移与转换，曲式结构）；

四、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含：考察前的准备工作，实地考察须知，资料梳理与类归）；

五、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含：研究方法与社会文化，模式分析法、模式分析法运用实例）；

六、乐种的体系（含：乐种体系划分的原则与层次，乐种体系的类别与主要艺术特征：鼓笛系乐种，笙管系乐种，琵琶系乐种，唢呐系乐种，胡琴系乐种，鼓钹系乐种）；

七、乐种与社会文化（含：乐种与社会世俗文化，乐种与社会宗教文化，乐种社会文化功能的特征与衍变）。{18}

这一理论框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音乐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其系统性在于：不仅研究了乐种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而且研究了乐种系统整体与部分（各构成要素）之间，整体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综合、精准地考察乐种的目的。

其科学性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和联系、发展的视野，来研究乐种的生存、发展、变异的社会轨迹，类归其乐种、乐种族、乐种系的体系层次，合乎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

其音乐性在于：与当时出现的个别音乐学论著只有“民族”“文化”“行为”，没有或者缺少“音乐”的现象不同的是，《乐种学》全书以音乐（主要是乐种音乐）为中心，论述它的不同模式结构，总结它的音乐形态特征，归类它的乐种、乐种族、乐种系的体系层次，追踪它的生存、发展、变异的社会轨迹，既有丰富、鲜活的音乐的分析，又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文化缘由的追踪，真正实践不仅研究它的音乐形态特征，而且研究形成这些音乐形态特征的文化缘由，实现文化脉略中的音乐研究。

其创新性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民族音乐学“三维研究模式”、逻辑演绎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传统音乐乐种学理论框架。

笔者认为，袁静芳教授以上成绩的取得，是与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历程和音乐学术研究的行为方式分不开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质是顽强刻苦脚踏实地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是“行万里路”，到民间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有传统音乐演唱演奏活动的地方去，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投身到传统音乐的歌山乐海中去，学习、体验、熟悉传统乐种音乐，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品其神韵，悟其精髓。我们尊敬的袁大姐静芳教授就是这样，以其长期刻苦深入的实践，进行了鲁西南鼓吹乐、冀东音乐会、北京京音乐等民间乐种的现场参与、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是“读万卷书”。袁教授不仅平时在北京查阅与传统音乐有关的文献资料，聆听、观摩相关的音响、音像、CD、VCD、DVD资料，而且到全国各地查阅与传统音乐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方言等文献资料，并将实践所得之体悟与文献资料两相对照，进行分析、综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袁静芳教授就是在这实践—理论—研究—立论的循环往复中，创造出了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

衷心祝愿袁大姐静芳教授有更多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