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辉 宋博媛

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在教育领域则实行派出大批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等措施学习西方文明。同时，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战胜国，显示了日本向西方学习后的强大实力，因此，毗邻中国的日本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模仿对象。此中，中国各地纷纷设立师范学堂，因国内师资严重不足，雇佣大批日本人“教习”来华任教。这一举措曾在新式学堂兴起初期风行一时。日本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近森出来治①作为众多日本教习中的一员，曾于1905—1909年近四年间在直隶优级师范学堂（今河北省保定市）任教，教授音乐。

张前先生在《中日音乐交流史》中，曾对近森的音乐教育活动做过较为详细的记述。②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史料，以近森的音乐著作为线索，整理其生平各个时期所从事的音乐活动尤其是音乐教育活动，重点探讨近森在直隶师范学堂期间的音乐教育活动及成果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

一、近森出来治来华前的音乐活动

（1875—1904）

近森出来治（下称近森）明治8年（1875，一说生于明治6年即1873年③）10月出生于日本南部四国地区高知县（省）的高冈郡佐川町尾川村。④近森与日本著名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亦好西洋音乐）为同乡且颇为熟识，牧野认可近森的音乐才能，曾力劝其报考东京音乐学校。⑤约于1894年，近森作为高知县的特选生进入东京音乐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校之一）本科师范部，进行系统的音乐学习。明治30年（1897）7月，近森作为东京音乐学校本科师范部7名毕业生之一顺利毕业。⑥

东京音乐学校毕业后至赴清前，即1897—1904年期间，近森曾先后在高知县师范学校（明治30—32年）、新泻县高田师范学校（明治33—34年）以及和歌山县师范学校（明治35—37年）等处担任专职音乐教谕（即教员）。⑦作为东京音乐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近森的赴任得到了校方的热烈欢迎，其教学实践也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例如，彼时担任新泻县师范学校教谕的入江好次郎在其《新泻县的音乐》通讯稿中提到，“新泻县高田师范学校自建校以来至去年（1900）为止一直缺少音乐教师，近森出来治君（东京音乐学校毕业生）的来任并对该工作鞠躬尽瘁，相信其功劳必在不久的今后得以彰显”⑧。近森在和歌山师范学校教过的学生坂田冬太郎著文《恩师近森先生》回忆，“在赴任之地，流传着这样的评判。‘这次，一位叫近森出来治的老师要来这里。老师是（东京）音乐学校的优等毕业生，是很能干的人，一定是为了振兴和歌山市的音乐界而特别选拔到这里的。结果是老师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⑨。

这一阶段，除在上述各所师范学校担任音乐教员外，近森的其他主要音乐教育活动还包括创作“唱歌”（日本学堂乐歌）、编著西方乐理教材。1900至1901年，东京音乐学校小山作之助编写的《新選国民唱歌》及其修订版《新撰国民唱歌》先后出版。该唱歌集是为普及音乐之用，曲目难度适中，两书中的第五首曲目《日本海》（乐谱相同，《新撰》较《新選》充实增加了两段歌词）为近森作曲。⑩

明治34年（1901）7月，由近森与伊與田能盈共同担任作曲的《地理教育——土佐唱歌》（“土佐”为近森故乡高知县旧称）出版。该书由近森和伊與各作一曲，配以100段歌词，生动地描述了高知的人文地理风貌，乐谱采用五线谱、简谱并行的形式。{11}

明治35年（1902）7月，近森编写、作曲（词作者不详）的《仪式唱歌》（第一）出版。该书共有《始业式之歌》与《终业式之歌》两首，即学校每学期举行开学式与结课式时共同演唱使用的曲目。{12}同年11月，近森的《乐典摘要》出版。全书共94页，系统地介绍了“数字谱”（即简谱，共四章）与“普通乐谱”（即五线谱，共十五章）。{13}

明治37年（1904）3月，近森创作的《日露（俄）交战唱歌》（第一编）出版。此外，该书封底还附有近森《新式乐典教科书》《乐典摘要》两书的售卖介绍。{14}同年5月，近森作曲的四卷本《言文一致——日本唱歌》出版。该唱歌集每卷10首共40首唱歌均由近森创作，歌曲以“六七岁至十二三岁的儿童”为对象，内容包括“花鸟风月优美之物、天真无邪之物、关乎修身道德之物” {15}等，曲目有《春之野山》《雪》《风筝》《萤火虫》《好孩子》《善道》等，每首歌均配有精美的符合主题的插图。曲目安排上由易而难，第一、二卷曲目歌曲旋律起伏不大，简单易学，第三、四卷曲目则使用了半音、6/8拍子等手段增进音乐学习的深度，音域变宽，音乐起伏变化较大，但整体曲目难易程度仍以儿童较易接受为准。

二、近森出来治在华期间的音乐教育活动（1905—1923）

（一）任职直隶师范学堂期间的音乐教育活动（1905—1909）

直隶师范学堂成立于1902年，1903年将校址定于直隶保定的北关外，开始正式大规模招生，为全国最早设立的师范学堂之一。

经过直隶学校司顾问、兼任直隶师范学堂总教习渡边龙圣（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明治32—35年任东京音乐学校校长）从学力、人格等方面的严格遴选{16}，明治38年（1905）2月，近森以150两俸银的高薪受聘至直隶（优级）师范学堂，合约自同年4月起、期限为4年。{17}根据1904年10月该校的课程表{18}，近森到任之前，该校未曾设置音乐课并且也没有音乐教员，近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其在华的各项音乐教育活动。近森在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活动，主要在学堂开展音乐教学、编著乐理教科书、乐歌书籍以及研习中国传统音乐等方面。

1.开展音乐教学，举办“音乐会”，传播西洋音乐基本乐理和唱奏技能

作为东京音乐学校师范科的优秀毕业生，且在高知县师范学校等几所师范院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使得近森在直隶师范学堂的音乐教学活动卓有成效。

首先，近森在音乐课上教授歌唱、风琴等唱奏技能，而乐理方面则以五线谱为中心教授乐谱、拍子、记号、音阶、音程和转调等基础知识。正逢学堂创立初期，乐器与教材都相当缺乏，近森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乐器方面，近森曾专程回国为学堂采买了多台风琴。教材方面，为了尽快创作出适合中国学生演唱的歌曲，近森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中文，谙熟四声等规律。{19}

一场由近森组织学堂师生开办的音乐会可窥见其教学之成果。这场音乐会于明治39年（1906）上半年举行，器乐方面有风琴、钢琴、小提琴独奏，钢琴与小提琴合奏、胡琴、钢琴与小提琴合奏及钢琴四手联弹；声乐方面则有独唱与合唱，曲目涵盖中西，形式丰富。参演的日方人员，除了近森，还有担任物理、化学教学的关本幸太郎和在保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的寺本三二两位教习。其中，寺本三二毕业于和歌山县师范学校，在音乐会上与近森共同表演了钢琴小提琴合奏《华盛顿进行曲》《小天使》《春雨》《越后狮子》《六段》《八板》等多首曲目和钢琴联弹《合奏曲》，两人同中国学生姚氏表演了胡琴与钢琴小提琴合奏《西皮》《二黄》等曲目，寺本还表演了风琴独奏《家》《进行曲》。关本幸太郎原为东京高等师范教谕，在音乐会上演唱了一首《露营之梦》。近森则包揽了独唱《秋叶》《须磨之曲》，钢琴独奏《大进行曲》《花园进行曲》以及上述与寺本合奏节目，全面地展示了其作为音乐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水平。此外，参演的中国学生演出的节目既有风琴独奏《练习曲二首》，合唱《送毛伯温》《乌鸦歌》《雁字歌》《出军歌》等西洋音乐形式的曲目，也有《赛船》等中国歌曲的独唱以及上述中外乐器的合奏。{20}中国学员的节目很好地向来宾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也客观地反映了近森的高超教学水平和重视中国本土音乐的开明态度。

在近森发给日本国内著名音乐期刊《音乐》的通讯稿《保定乐信》中可以了解到此次音乐会的受众、演出效果和近森对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些设想。

音乐会的“目的之一是慰藉远离故土生活在千里之外的此地的日本人的寂寥，之二是让清国重要的官吏们见识发达音乐之种种”，因此，下午举行的正式演出，“来场观众中除了有五六十名日本人（原文注：保定府现住日本人计百余人）之外，还有清国方面的直隶省范台（藩台）、帛台（臬台）及道台、知府、知县、各学堂总办、高等军人等数十人”。近森介绍，“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有人还打听音乐的曲调或歌词的意思，我们为此也特意准备了翻译好的说明”。此外，音乐会还在当天上午演练给师范学堂“全体学生听”{21}。经近森等人细致缜密的准备、教习及演出学生以高超的唱奏技术，向政府要员以及学堂的普通学员展示了独唱、合唱、独奏、合奏、四手联弹等西洋音乐体裁和音乐的表演形式。

近森在《保定乐信》中还提到，“虽然‘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传统还有影响，尤其是在这所新兴的学堂里依旧是不允许女性进入门内一步，但是本次音乐会上，却有数名日本的男女听众……希望下次也能有中国的女性来听……虽然是小事，但是确实对于音乐来讲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性意义的开端，值得记住”{22}。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感受到近森力求突破封建传统，希望以聆听音乐会的方式促进男女平等的观念。

在乐信的最后近森还提到“现在，哪一个学堂都设立了音乐课，新设立的学堂里，音乐也同其他学科一样成为必须设立的科目，从当初的设想发展到现在这种令人愉快的事实”，“下一次音乐会中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演奏者人数，对该国丰富的国民音乐材料进行采谱，加入吹奏乐，营造更加热闹的氛围”{23}。这一方面说明新式学堂音乐课在当时中国已逐渐普及，成为新式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显示了近森作为在中国传授西方音乐的日本音乐家，在西方音乐是一种“发达音乐”的认知下，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仍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保持尊重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多元音乐文化平等的意识。

2.编撰合乎时情的乐理教科书及乐歌书籍

学堂任教期间，近森先后编撰出版了《新选乐府》《新曲钵之木》《乐典初梯》和《清国俗乐集》等多种类型的乐理、乐歌书籍。

明治39—42年（1906—1909），六卷本《新选乐府》{24}先后出版，全书共180首乐歌，五线谱结合中文歌词印刷。近森创作以及编入的乐歌在音乐上“采用了适合中文四声音调与发音的音乐”，同时在内容上也“合乎清国国情”{25}。该书秉承由简而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期出版的第一卷最初是一些作为音程练习的简短练习曲，以一两句歌词配之；而第一卷后半部分以及第二至六卷则以完整的乐歌为主。曲目的歌词取材广泛，既有王维等古代诗人的诗词，也有沈心工、曾志忞、黄遵宪和近森本人填词的作品。在学堂音乐会上演奏的《送毛伯温》《扬子江》等多首乐曲均出自该书。该书也受到了日本国内音乐界的期待，“我们确信，（这两卷）在所有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为）清（国）人（创作）的音乐教科书中最为优秀，是近来编撰出版的众多此种唱歌集中高出一筹的好书”{26}。

学堂的高俸银薪资使得近森在保定的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其个人音乐创作也得以继续。明治40年（1907）出版的《新曲钵之木》为日本歌唱曲集，石川戏庵（名弘，戏庵系别名或号）作词，近森作曲。{27}曲集采用五线谱记谱，独唱谱与三、四部合唱谱相间的形式排版，分“佐野之段”和“镰仓之段”两部分，有佐野常世（男高音）、妻（女高音或女低音）、旅僧（男低音）、和北条时赖等几个角色设置，通过每个人的独唱以及合唱队的演唱来演绎故事。

同年，近森编写的《乐典初梯》出版。在序言中，近森提到“但中国现今教育新用音乐正属草创，如本书所说者未必无少补。而其由粗入精、自近进远，是亦学者不可躐等者也。予不自量有志斯学，窃期他日著一乐典，以蕆厥事。故先著本书以为跬步之端，而至夫闲邪正颓，和平人心，风化世道，则另有君子在焉，岂敢僭拟乎”{28}。可见近森为促进中国新兴的音乐教育事业，自谦地表明尝试编写该书是为了写作较为全面的乐典。全书共分为乐谱论、拍子论、诸记号、音阶论、音程论和转调论六部分，采用被称为“普通乐谱”的五线谱简要地介绍了初级乐理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书声明为中国教育所用，且行文、速度力度等术语几乎全部采用汉字表述，但是音符的音名与升降音记号的名称却未用汉字，而是沿用了“イロハニホヘト（即do，re，mi，fa，sol，la，si）”“嬰（即升号）”“嬰之反对（即降号）”等日语名称。作为“尝试”之作，出现此类日中互译较为生硬、不完善之处亦可理解。此外，该书外观上采用了“乳黄色布质封面上印蓝色书名”，被日本国内评说很“有中国风情”{29}。

光绪33—34年（1907—1908），近森编著的两集本《清国俗乐集》先后由中国新书房出版，此为近森编写的书籍中唯一一部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之书。{30}该书是一部使用京剧音乐作谱例的乐理书籍，共两集，第一部分为“说”，是对“风琴键盘之组织、乐谱、拍子、调子、诸记号”等简单乐理知识的介绍，第二部分则为使用五线谱加歌词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天水关》《洪洋洞》等剧中的28段著名京剧唱段。

从唱段选取上，近森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严格的甄选，“择词意俱佳者”“流粗野鄙猥者，一切附之不取，窃恐郑声乱风化，大负音乐教育之宗旨也”{31}。

此外，该书内封还登载了几幅两名清人合奏风琴、京胡唱京剧的照片{32}，颇为罕见。就此近森也曾在序中指出，此书既可作研究该国风俗进行教育人士的参考书之用，还可以“并在家庭，团聚和乐，弄风琴等，弹倡娱情者，亦可以取则于此矣”{33}，即希望如照片中展示的那样，风琴伴奏京剧演唱的形式可以普及到普通家庭中去。

不可否认，该书在记录京剧音乐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曾志忞在《歌剧改良百话》中，从唱段来源选定、节奏句逗、板式类别及速度用语的记述规范等方面表达了对此书的批判态度，认为该书“大约传授者并非上等角色，所以板、眼、节、句均不合现今京中通行之本，兼之全书二编，虽有数十出之名目，然每出中只有正板四句或六、八句而已，将中国特有之摇板全不载入，说白无论矣。且每段乐句并未注明乐色，应严重Adagio、应疾Allegro、应徐Andante、应加慢、应照拍等符记均未分别加入”{34}。近森这一阶段久居保定，所观所听之曲自然以彼时保定经常演出的演员以及琴师处听来为主；且近森并无中国传统音乐根基，教学之余接触京剧时间毕竟有限，因此，有上述不足则是必然，而这些不足也是该书未曾在京剧界的专业和业余人士中普及且留存于世的原因之一。

客观地审视《清国俗乐集》的内容，可以看到近森作为一名在中国教授西方音乐的日本教习，将西方乐理作为记录音乐的手段而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媒介来传授西方乐理知识的音乐教育观念。

3.研习中国传统音乐，最早尝试用五线谱记录保存中国传统音乐

在进行学堂音乐教学和编写乐理、乐歌书籍之余，近森还于此间认真地研习了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

近森在1919年为辻听花（日本戏剧家，名武雄）《中国剧》所作序文中，提到自己在华期间曾从事过的戏曲音乐研究工作，言“曾在北清有年，关于戏剧之音乐稍有研究，颇觉有味”{35}。

《清国俗乐集》作为近森研习中国传统音乐的成果，其内容已在上文做过介绍，不再赘述。1915年出版的曾志忞的京剧曲谱《天水关》（京剧第一集）与1930年出版的刘天华记录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均用五线谱记录，配有传统工尺谱，被认为是我国较早运用五线谱记录戏曲音乐的专集。而近森《清国俗乐集》两集的出版则表明京剧音乐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历史上限可提前至1907年，可谓研究戏曲音乐记谱的重要史料。

在《清国俗乐集》序文中，近森提到“欲研究是国风俗，并作制其国乐者，不可不先调查其普通。于是公务之暇，就著各乐家，亲听其说，并习其吹弹歌谣，据泰西乐谱法，一一记其节奏”{36}。近森自比中国古代“采风”之官，授课之余遍访京剧名家，听、学其唱、奏，并利用西方现代乐理知识予以记录成书，可谓从理论技术层面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极大努力。此外，通过对《清国俗乐集》的成书过程的了解，我们可以追想出近森在异国从事音乐教育、传统音乐研究之时亲力亲为的行事风范和谨严的写作态度。

（二）离任直隶师范学堂及至执教于日系女校期间的音乐活动（1909—1923）

学堂聘期满后，近森大约并未归国而是转至北京生活有年。{37}大正4年（1915）近森离京赴大连，任日系大连神明高等女学校音乐教师，大正7—12年（1918—1923）兼任日系大连第一中学校和神明女高两校的音乐教师。

1915年，近森为日本著名词作家吉丸一昌的诗作《田舍的夕暮》作曲。{38}

此外，这一时期近森还相继创作了《新年之歌》（1913）、《征独歌》（1913）、《旅行之歌》（1917）、《世界漫游之歌》（1921）、《他乡之月》（1921，用别名“近森桂洋子”）等歌曲。{39}

三、近森出来治归国后的音乐教育活动（1923—1940）

大正12年（1923）近森返回日本并移住南部地区鹿儿岛县，至昭和9年（1934）退休，任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简称“一高女”）音乐教谕。昭和15年（1940）10月6日逝世，享年65岁。

近森由中国返回日本后，仍工作在音乐教育的第一线，除完成学校音乐教谕的工作之外，还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创作各类学校校歌、编著乐歌书籍以及在家中开设钢琴教室教授钢琴等音乐活动。

近森的作曲作品包括一高女校歌{40}、鹿儿岛县立奄美高等学校女学校校歌{41}、鹿儿岛县日置市和田小学校校歌{42}、和歌山县新宫市蓬莱小学校校歌{43}等。

近森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方面的不懈坚持和突出贡献，得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高度认可。在昭和14年（1939）11月23日举行的东京音乐学校创立60周年纪念式上，近森作为32名“音乐教育功劳者”之一，受到了文部省（即教育部）的表彰。{44}

四、近森出来治任职音乐教习期间

音乐教育活动的意义

在保定直隶师范学堂任职音乐教习的音乐教育活动，在近森65年生涯中虽然短暂，但是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界其意义却十分深远。

首先，近森所在的保定直隶师范学堂为全国新兴学堂之首，近森在学堂创立之初近四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此教授音乐课程，组织音乐会，并协助学堂完善硬件教学设施。其活动必然对所教学生、学堂其他中方教师产生了良好的直接影响，而通过其组织的音乐会等学堂活动，也必然对于省内外其他学堂产生了一定的间接示范带动作用。因此，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直隶省的音乐教育事业而言，近森的将近四年基础音乐课程的有效实施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其秉承的中西音乐并重的教学理念则创造性地开启了一种较为全面的视野，其组织开展音乐会等手段更提供了一种可以遵循并发展下去的教学模式等等。总而言之，近森的音乐教育活动为直隶新兴学堂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带来了诸多裨益。

其次，近森编写出版的多部乐理书籍，用中文浅显易懂地将西方乐理，尤其是五线谱等知识进行说明，这些书籍的刊行本身已属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之事，这些书籍极大促进了清朝末年时期西方音乐知识在河北的传播。

最后，近森本人虽推崇且熟谙西方音乐，但是同样重视并尊重民族传统音乐，曾有过“只是西洋音乐不行。必须是基于西洋音乐理论，由日本人创作的音乐才行”这一独特的“日本音乐创成论”{45}。因此，近森在京剧等中国传统音乐领域的涉足，并且将之与音乐教育相结合的实践可谓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可以理解为“传统艺术进校园、进课堂”的教育理念之萌芽，将传统音乐的学习纳入学校音乐教育之中，相较于辻听花等单纯研究中国戏剧戏曲的日本人士而言，近森此举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承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