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珊珊

【摘要】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历经清代末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时局动荡，西安的经济经历了动荡、混乱的一百年。西安的金融经历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迁，由动荡、混乱走向统一发展。本文通过挖掘和总结分析史料，总结了清朝末年到解放前西安市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金融机构，银行，当铺，钱庄，银号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历经清代末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是西安金融动荡、混乱的一百年。西安的金融经历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迁，由动荡、混乱逐渐走向统一发展。1897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破土而出，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各地一共出现了20家新式银行。这标志着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而当时西安的经济和产业都不发达，缺乏产生新式银行的气候和土壤，所以，在金融舞台上，仍然是清一色的旧式金融机构，依然是众多的当铺、钱庄、银号和票号。

一、传统金融组织的逐步没落

清朝末年，西安有当铺20多家，到民国成立后，西安仅剩下了7家。民国初年，陕西省内战不断，在1926年陕西省城被围困时，西安仅有的几家当铺也被迫停业了。后来陕西省政府为解决贫苦大众借贷无门的困局，多次提议重新设立典当铺，于是在1931年令省民政、财政两厅拟定了《陕西便民质营业章程》。在省、县当局倡导鼓励之下，西安、渭南、大荔、富平、榆林、户县等地，先后又设立当铺20多家，其收当对象大多是一些贫苦工人、农民、小商贩、手业者、职员等，或因失业、疾病、丧葬嫁娶等临时的困难，或因被迫偿还债务、缴纳税捐等紧迫需要。

西安的钱庄、银号，最开始大部分都是由匹头庄兼营，到清咸丰年间才真正开始独立出来，演变成了专业的钱庄、银号。到光绪年间西安的钱庄、银号发展到了156家，大都是合伙经营，股东承担无限责任。钱庄和银号实际是一种性质。长江流域一带一般称为“钱庄”，而北方各省及广州、香港等地多称为“银号”。银号和钱庄的主要业务基本是一样的，主要就是兑换，后来开始逐渐开展存放款业务。钱庄、银号的兴盛主要是靠政府公款和权贵的账户往来。

清同治年间，西安有5家票号，分别是陕西籍榜眼出身的高岳篙开设的万福源、景胜永、景福成和本省翰林出身的李岳顺开设的万顺隆、敬顺生。最初的票都是山西人创立的，山西票号的发展当时盛极一时，在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设有分号，清光绪时山西票号在西安设立的分号有祁县帮的合盛元、大德通等11家的分支号，平遥帮的日升昌、新泰厚、百川通、、协同庆、天成亨等9家。进入民国以后，银行的相继成立，南方的钱庄也逐渐壮大，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原来票号大部分业务，因此票号家数不断减少，甚至有个别改组为钱庄或银行。

二、新式银行的设立和兴盛

西安地处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先对来说不太发达，银行业起步也比较晚。西安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宣统元年十二月设立，大清银行在西安设立的陕西分行。 大清银行是1908年由户部银行改称的。大清银行除代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公债、库券，办理公款收付等中央银行业务外，也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当时西安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秦丰官银钱号和私营钱庄、票号、当铺等，而且大清分行成立不久，因此大清银行陕西分行的业务很少发展。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清银行陕西分行由秦陇复汉军政府接管，改设为秦丰银行。

民初至国民政府前期，国家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在西安设立分支银行，主要有：中央银行西安分行、中国银行西安分行、交通银行西安分行、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这些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随着陇海铁路的修建和延伸而在西安增大业务。

民国4年中国农民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中国农民银行是1935年4月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的。根据《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该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农业债券和土地债券等特权。四省农民银行也曾经在民国23年6月设立西安办事处。

民国23年12月中国交通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民国31年中国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两大银行，于1927年和1928年分别将其总管理处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条例，加入官股，成为“专营国际汇兑”和“发展全国实业”的特许银行。 1933年中国银行回陕复行后，即办理一般存、放、汇业务。民国33年9月开始代理中央银行办理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民国35年西安外汇开放后，又开始承做国际汇兑业务，为工矿企业引进国外设备提供了方便。

1943年3月邮政储金汇业局在西安成立分局。它的前身是在上海成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1935年3月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其主要业务是举办活期、定期储蓄、汇兑、抵押放款、购买公债或库券、办理保险等。

在近代西安银行业的发展中，还有一个短短的小插曲就是民国25年6月，在西安设立的边业银行分行。这个银行最开始由徐树铮在民国8年下半年筹建。民国13年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战胜直系，徐树铮下台，边业银行被接收重新组建。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张学良在关内重办边业银行。这个银行除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主要办理东北军军需款项划拨及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民储蓄业务。但是开业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乱军闯入边行抢劫，并枪杀了经理王德骏。后来张学良被监禁，边业银行便停业了。

抗日战争期间，陕西没有沦陷，接近敌占区，是通往大后方交通要冲，游资密集，新式银行迅速发展。国民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在西安设立分行分局分库。这些行局利用国家政策逐渐垄断了西安金融市场，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安推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其次沿海一些有相当实力的民族资本金融业也相继在西安设立了营业机构，西安的信用供应量有了明显增加，它们通过融资、投资与一些新兴工业建立了关系，对生产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到1944年，西安的各种金融机构逾百家，成为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金融中心。

抗战胜利后，西安的官僚资本金融势力一度更加扩张，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垄断走向垮台。商业金融不但因继续受到种种限制，更由于战后游资大量东移，正常业务不断萎缩，它们大都从事高利拆放和金融投机，从通货膨胀中分沾利益。不过，金融业毕竟不能靠投机而生存，到解放前夕，西安的金融机构只剩下了62家。

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洗礼，近代西安的金融机构从最初的典当铺、钱庄、银号的逐步没落，到随后逐步兴盛起来的新式银行，西安由于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其各个金融机构的发展较之全国都相对比较落后，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陕西的金融更是呈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