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

《老炮儿》这部光听名字就足够让人兴奋的电影，不仅一扫中国电影之前的靡靡之风，让中国电影重获阳刚，有了血性，更重要的是它替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们挣回了“尊严”。冯小刚凭此霸气外露、浑不吝的六爷形象拿到金马影帝，管虎则创造了目前为止第六代导演最好的电影票房。《老炮儿》的成功让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当前一众青年导演面前刷了一把存在感。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当下中国电影这个场域，跳出与那些拉低观众趣味的青年作品的比较，将《老炮儿》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那么《老炮儿》还能算作是一部好电影吗？抛开一切外在的话题，回到电影的艺术处理， 《老炮儿》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主题处理、叙事编织还是思想走向上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陷。

一、断裂、主观的人物处理方式

就影片而言，管虎给老炮儿的解释 “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斗争的故事”{1}， 而冯小刚给出的解释是：“有情有义有血性，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同时又是不合时宜的人。”{2} 非常明显，主创们想要给中国电影留下一个悲壮的时代英雄形象。然后，观影过后，笔者却发现影片中存在众多与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相龃龉的地方，人物形象前后断裂。从剧作的角度来说，“六爷”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犯了一个大忌，即人物的行动不符合人物的性格，肆意地进行主观上的拔高，极大地损害了人物的可信度。

首先，老炮儿“六爷”身上的“戾气”破坏了这一人物的“正义性”。但这个“戾气”绝不仅只是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指出的语言的粗鄙化。《老炮儿》里面的脏话以及俚语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塑造六爷这样一个混不吝的人物形象的必要包装。“六爷”身上的“戾气”表现在人物的行为习性上。影片开头上来用了三场戏来形塑六爷的性格，第一场是六爷收拾小偷，第二场是六爷收拾没有礼貌的路人，第三场是六爷收拾警察。三场戏下来，一个隐匿于胡同之中守“礼”而富于正义感的江湖大哥形象赫然于银幕之上。然而，三场戏里不易察觉的行为细节却大大破坏了这一形象。第一，六爷让小偷把钱包捡起给主人寄回身份证的行为实在难以用一句“讲究”带过，六爷根本就不在乎小偷是否会把身份证寄回去，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小偷在慑于被抓与暴力袭击的情况下做出的承诺会兑现。六爷这一行为完全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正义无关。往深里说，这一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只管依着“规矩”行事而不管“规矩”的对错与事件的结果。第二，路人问路一场戏，六爷在年轻人退步，称其为“大爷”之后，依然不满并带有侮辱性地让鹦鹉喊自己“六哥”的行为使人物身上的戾气暴露无遗。进而也就破坏了这个人物的正面性，而“礼”则恰恰是支撑这部影片人物形象的根基。尽管他还是向年轻人指了路，但其之前的行为已让这一举动打了折扣，而之后那句“不认路，还在胡同里瞎转悠”更直接拉低了人物的人品。第三，替灯罩儿摆平警察的一场戏，六爷在此被呈现的俨然一副古代社会调停纠纷的“乡绅”姿态，就连警察也得让他三分，他以“礼”僭“法”地将灯罩儿和警察各打五十大板，不仅让自己在周围人中的威信又长了一寸，也暗合了观众对现实不满的抒发。然而，现实怎样，每个人心里自有答案。回到故事里，警察打人必须受到惩戒，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但是以暴制暴，以警察慑于六爷的暴戾之气而了结事件，除了助长六爷的暴戾之外，别无他益。就叙事而言，这场戏的作用在于凸显六爷好打抱不平以及在他周围人的心目中的正义形象，大可不必搬出警察形象，以一黑帮头目代替，有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现在这样处理，或许是影射社会里警察、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会与观众产生共鸣，结果却弄巧成拙，破坏了六爷的美好形象。

其次，“六爷”最后给中纪委的信，将影片之前牢固地树立起来的懂“礼”、 守“规矩”的人物形象一下击垮，这比人物身上暴露出的戾气要严重得多。它直接破坏掉了六爷这一人物的立场。这场戏一出来，六爷直接就从英雄跌落到一个不讲信义、不守规矩的地痞。前一刻还在愤愤不平于世道的衰落，以及年轻人的不守规矩，下一刻自己也就坡下驴，这与影片要塑造的“坚守原则、不合时宜”的六爷形象太不相符。之前小飞刚刚因为六爷的仗义与守规矩、不报警而与之许下有可能功亏一篑、失去父亲、失去家庭的承诺，六爷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两人还握手言和，结果随后就出现了六爷破坏承诺、出卖朋友去报警的情节，并且还玩弄文字游戏，美其名曰“举报”。导演管虎对举报情节给出的解释是：“北京人本来就生活在天子脚下，布衣也怀家国，出租车司机也说中央政治局组成。六爷是这样一人，他是把这个事儿分得特别清楚，是在理儿上的。小飞跟他说的特别清楚，你只要赢了，你随便处理那个东西。 北京的规矩是，人死为大，只要对方人死了，所有人放下刀，放下枪，对方赢了。”可问题这是生活逻辑，而六爷是一个活在故事逻辑中的人物，故事的逻辑要求六爷要信守承诺、要遵守规矩，这比什么都重要。导演在此混淆了故事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差别。但既然影片涉及了反腐，很显然，举报这一情节就必须要有，但它其实完全可以在不破坏六爷形象的前提下完成。从剧作的角度来说，方案有二种，一是让六爷在最后冰湖一站获胜，举报顺理成章；二是如若六爷败了，让灯罩儿或其他人完成举报行为。把地痞流氓当做正面英雄来塑造是商业类型电影要极力避免的，它会破坏掉人物的公信力。

影片最后野湖茬架的高潮戏，是全篇一个非常出彩的段落，从艺术处理以及场面调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精彩的，日本军刀、将校呢、开阔的空间、激烈的鼓点、头顶的光束，将一位久经“战场”江湖大哥寻回尊严的悲壮感与悲凉感成功地烘托了出来，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艺术煽动力的段落不仅升华、放大了六爷的正面形象，同时也俘获了观众的共鸣、同情和眼泪。然而，联系到前面六爷的戾气与背信弃义，这场极具煽情的戏份的危险便显而易见。好的人物形象塑造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第一，鲜明的个性。第二，复杂的人性。第三，客观化的处理。《老炮儿》做到了有个性、有人性（他与儿子、与话匣子、与兄弟朋友、与敌人乃至与路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他非常丰满的人性面），但却不够客观，人物形象前后的断裂，使人物缺乏生命力，变成了导演的木偶。

二、不可遏制的说教与叙事的哑炮

走进电影院看完《老炮儿》的感觉就像是走进教室或者是回到了家里被老师或家长训斥了一顿一样。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如果不能靠美去打动人、感染人、鼓舞人、影响人而是沦落到了说教的地步，那与一篇论文还有什么区别。而造成影片说教的根源在于影片没有处理好思想与对立思想之间的关系。根据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的分析，当导演认为影片的“思想是必须向世人证明的思想，而且已把故事设计成一种对那一思想的不可辩驳的论证时，他便把自己推上了一条说教之路。由于他把艺术误用和滥用于说教，他的剧本就会变成一部论文电影，一通略加掩饰的布道，因为他想通过一部影片而一举改变整个世界。说教根源于一种天真的热情，认为电影就像手术刀一样可以用来切除社会的毒瘤”。 故事要想不落入说教，导演必须将想要传递的思想与与之相对立的思想赋予同等的力量，二者在影片中对抗着往下走，直到最后决出胜负。就《老炮儿》而言，如果要想观众不被感觉说教，那么作为前辈的六爷身上所承载的价值要与小飞及其他年青人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同样强大。然而在影片中以六爷、焖三儿、灯罩儿为代表的长者却被导演当做楷模来树立，他们被赋予了所有的正面价值，而年轻一代则一无是处。因此，《老炮儿》的说教便无可避免。影片里的年轻人要么不懂礼貌（胡同问路的年轻人），要么不讲义气（晓波的室友），要么就是下手没有轻重的生瓜蛋子，要么就是张扬跋扈的纨绔子弟（小飞一伙）。如此一来，影片中的青年人完全被放置在了一个道德的洼地上，他们无法给观众造成任何的好感。因此，老炮儿们与小炮儿们之间的每一次较量就变成了一次老炮儿们优良品德与青年人恶劣习性的展示，从而完成说教。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因为双方还没开战，一方已经在观众的心里输了。如果影片能够客观中立地去表现交锋的双方，最重要的是不预先给青年人戴上道德败坏的帽子，然后再去探讨导演关于父一代和子一代的传承问题，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真正的触碰到新与旧、传统与现在之间关于传承什么以及如何传承的核心，而不是像现在造成一种几乎父辈的所有都该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下来的态势。

更重要的是故事也会因此更加精彩，叙事也就更加顺畅、完整。《老炮儿》现在的叙事存在严重的断裂感，有两处该爆发的地方或者说观众期待的高潮都出现了哑炮的情况。第一处是小飞与老炮儿们第一次信誓旦旦的野湖约架没有如约出现，这本是影片第二幕即“对抗”段落中一个重要的情节点和小高潮，但却被导演以极其简单粗暴的处理给回避掉了。先是晓波被偷送回来，后又用龚叔转嫁，看似顺理成章，但实则已把观众积累起来的情绪硬是给堵上了。整个对抗段落也就只剩下六爷、焖三、灯罩儿与小飞一伙在车库的一场小高潮，显得非常单薄。第二处是影片最后那场没有火拼的高潮戏。观众殷切期待的交锋最后竟完全变成了对老炮儿精神的高山仰止和对青年的“盘道”，一场没有对手的煽情表演。

影片最后小飞流下的眼泪和晓波开办的聚义厅，在充分满足了老炮儿们的道德优越感和存在感的同时，也暗示了子一代对父一代的臣服。说教在此达到了最高潮。跳出影片，这一处理充分暴露了隐匿在影片背后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的不自信，当一个导演开始说教的时候，也就是他艺术枯竭的开始。新世纪之后，随着商业电影的崛起，第六代导演一直在不停的改变以适应生存，然而其根深蒂固的艺术教育经历使他们始终无法彻底投向观众的怀抱。管虎之前的《斗牛》与《杀生》具有非常强烈鲜明的作者风格，从中也能够看到他对艺术的野心，《斗牛》里对“承诺”“规矩”的质疑，《杀生》里对“规矩”的破坏，加上寓言式的表达，都给人一种非常犀利的感觉。到《老炮儿》，管虎却讲起了“规矩”，开始以一副长者的姿态训诫晚辈。联系到第五、第六代导演们目前被青年导演们围剿的趋势，以及他们对子一代电影的各种不满。《老炮儿》的这次说教便具有了更加宏大的象征意义。我们实在不愿看到父一代以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子一代臣服，也不愿将《老炮儿》看做是父一代的一次告别，我们更愿看到一种不带戾气的切磋。这样我们才能明辨的去看待“规矩”与“质疑”、“礼”与“法”及其背后的“传统”与“现代”。

三、被正义化的“规矩”

最近一段时间“规矩”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先有徐浩峰的《师父》引发大家对江湖规矩失落的哀叹，现在《老炮儿》又来试图重拾“规矩”。按照字典的解释，规矩是指一定的标准、法则和习惯，属于一个中性的词汇，但就当下中国社会以及很多文化作品对“规矩”一词的使用而言，它已被先在地赋予了一层褒义，好像一个人守了规矩就是守了正义一样。而很少有人去考辨规矩的好坏，无论是具体情境中的规矩还是“规矩”背后所隐匿的“传统”与“礼治”。《老炮儿》既是对当下这一文化症候的利用，同时又进一步为“规矩”贴上了一层光环，将规矩正义化了。影片中六爷作为“规矩”的化身，他的胜利就是“规矩”的胜利，他的悲壮也就是“规矩”的悲壮，伴随着影片最后小飞感动的眼泪以及聚义厅的开张，“规矩”顺利地在影里影外得以“传承”。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老炮儿们的规矩是什么？合理吗？影片上来第一场六爷收拾小偷的戏体现出来的规矩是以暴制暴。接下来收拾路人、收拾警察两场戏深化了六爷不容任何人挑衅的权威，以及一旦挑衅便有可能遭受的报复。进入故事的主线，晓波被小飞拘禁，六爷选择不报警，他单刀赴会去找小飞，在已自知他儿子晓波“不仁”“不义”在先的情况下，依然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地痞作风现身，并和一帮年轻的地痞争斗起来，而影片最终以野湖茬架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一种简单的以暴制暴的逻辑。所有这些就是六爷的规矩。当影片最后，弹球儿刁难路人那场戏出现的时候，导演完成六爷的精神传承，但笔者却不禁一阵冷颤，难道与人为敌的乖戾就是我们该传承的？

第二，影片让子一代不带质疑地完成对父一代规矩的传承的背后所传递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传统“礼治”当下是否应该不带批判地接受。一层一层来看，首先，影片中小飞一伙年轻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下的中国青年。如上文所分析，《老炮儿》中的年轻人被扁平化了，在他们身上当下年轻人的所有优点都被遮蔽了，我们不否认年轻人里是有混蛋，但是踏踏实实干事情，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大多数。如此一来，小飞最后流下的感动的眼泪所暗示的臣服便具有了极大的片面性，它只是导演和主创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完全无视年轻人创新精神下的自我安慰。其次，假使小飞们能够代表当下的中国青年，那么子一代对父一代难道就该如六爷和主创们所希望的那样，事事都毕恭毕敬地照做，没有一点质疑精神（小飞一伙从开始就没有对六爷解决问题的方式表示反对，到最后小飞更是主动地服膺于六爷的规矩）。最后，影片所传递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传统背后的规矩即“礼治”是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费孝通所言：“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好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因此，子一代对父一代保持尊敬是一种文明，但是，这并不代表子一代在关涉真理的问题上应该妥协，老炮儿们过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代表在今天依然有效，他们的“礼”也并不具备先天的正义性。“传统”曾经被不加分辨地抛弃过，今天又在被不加分辨地被找回来。如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实须引起世人足够的警惕。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