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莹

2006年，王德威在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以下简称《“有情”的历史》）里，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抱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文指出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传统文类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尚有与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抒情主义”文学流派，该流派最重要的作家便是沈从文。4年之后，他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中的“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部分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抒情中国”一章中，他列出了“抒情主义”话语体系里的代表作家，其中，沈从文所占篇幅最多，也呼应了在《“有情”的历史》中他作为“抒情作家”的代表地位。

在《“有情”的历史》里，作者认为：“‘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其中，“抒情”有三种主要定义：第一、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文类的“抒情”。与“五四”主流的写实主义作品相比，“抒情”文学以语言“形式”超越现实主义，指明“语言”本来就是世界呈现自身、演义流变的一部分，“而非透明的逻辑预设产物（例如露骨的写实主义或者任何意识形态的准则）”。①故抒情文学可以“暂时脱离决定论式的牢笼”②，以更多具有可能性的方式表达现实；第二、作为一种知识方法的“抒情主义”，即相关文论研究；第三、作为一种生存情境之编码形式的“抒情主义”，即个体的生存行为。抒情诗人（包括抒情作家、研究抒情传统的学者）“拒绝”介入现实的姿态，其实包含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抒情”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情感结构”，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建构其特殊的国家民族想象③。王德威为其“抒情主义话语体系”奠定了以上文学史叙述框架之后，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④中的“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部分⑤进行了实际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操作。在“抒情中国”一章中，他列出了“抒情主义话语体系”里的代表作家，认为他们能够“自觉地用语言重现世界”，“在精炼的词汇形式中，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⑥王德威认为“抒情”作家注重语言修辞，以此作为抵抗所谓的“写实主义”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规训。其中，沈从文在此章节中所占篇幅最多，也呼应了在《“有情”的历史》一文中他作为“抒情作家”的代表地位。

在王德威的论述中，沈从文是一个不满意现实主义的作家：“‘现实并不能自我表现，而是需要被表现”，他“使用抒情方式描绘中国现实，从而质疑了现实主义在‘反映世界中的特权位置，同时也重新划定了抒情主义的传统边界”。⑦呼应上述三种“抒情”特征，沈从文除了是以“诗化”语言进行抵抗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之外，他的生存选择也是一种“抒情”。然而，仅仅根据王德威的叙述是否就可以确凿地判定，沈从文便是反叛现实主义原则的“抒情作家”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其“抒情”系统将会失去一个有力的例证，甚至会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本文通过对 “抒情”的沈从文论述进行再解读，利用相关资料与文献佐证沈从文在写作和生存选择上是否具有王德威指出的“抒情”特征，从中窥探王德威所提出的“抒情主义话语体系”在作家内涵建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抒情”里的沈从文

众所周知，研究文学史与研究历史一样，首先应考虑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⑧。第一，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客观本体的存在，即应该相信作家“本体”的存在，并且“有一种追求历史的本真性的执着。”加注释承认历史的可知性，以及历史叙述的客观基础或制约性之后，我们可以不断接近历史本体，虽然永远无法完整复原它。第二，研究者（历史叙述者）应该对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估量和认识。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坚信自己能够发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阐释者的角色”。⑨这两点恰好是王德威在建构其“抒情主义话语体系”时有所忽略的问题。对沈从文的小说、杂文以及其后半生事业生涯抉择进行解读之后，王德威认为沈从文是“抒情”的代表作家。在阅读这些相关论述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沈从文的历史“本真”面目是否含有“抒情”。“抒情”和沈的个人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先后”关系，即沈从文的个人写作志向中有没有提及“抒情”在其创作中包含了特殊的意义。厘清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和思潮建构的主体，其作品、创作意图、读者反映等方面是否能够对应王德威的“抒情”特征，依然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

《“有情”的历史》指出，沈从文的小说作品里包含“抽象的抒情”，其小说的反讽意义在于这些文字虽然看起来没有寄予深意，“但这样的表层结构很可能就是它的深层结构：它拒绝阐释学的深文周纳，而认定文字就是文字，除此别无其他”。⑩在此解释中，沈从文非常强调语言的诗意表达，也肯定“缘情”“辞发”的无限可能，又再次照应了所谓的“抒情传统”。同时，1940年代之后的国家危机让沈从文深思他的文学事业。近乎意识流的作品《看虹录》是他与现实渐行渐远的表现，他看出人只能以情辞和抽象形式来保存文明。1949年春，沈从文自杀是“因为他明白他所执着的抒情事业决不能见容于充满史诗号召的时代”。{11}自杀未遂之后，他转为研究民间工艺器物以及民族服饰，王德威认为他“看尽了各种运动的风起云涌之后”{12}，只能以考察古文物来表达自己的“抒情”意志，以此延续他的“叙事”。

另一方面，王德威注意到，在沈从文1952年寄出的家书中，他提到《史记》的叙述核心不在“事功”即事件的记载，而在于“有情”即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有“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13}，那才是艺术的创造，抽象的抒情。十余年之后，沈从文又写下“抽屉里的文学”——《抽象的抒情》，王德威指出：“他明白文艺创作不论如何美好，一样可能在时间的流转中被摧毁，被遗忘。”{14}真正能留下来的文学经典，不能仅仅依赖文学理论的指导，更多的是“情绪”的释放。王德威认为，此文写于大跃进尾声，沈自己的“抒情”意向实际上和当时的政教权威相背离，他被这两种意识拉扯得十分痛苦。抒情作为“个体”情绪的释放，实际上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它以一种与主流相背离的方式体现了历史的另一面。继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诞生是沈从文近二十年里在“外力的干扰，实时的发掘”不断编织和拆解其叙事的成果，此刻“垂垂老去的沈从文亲身体会了抒情之必要，抽象之必要”。{15}

在王德威的论述里，一方面，1930年代的沈从文以“抒情”写作讽刺写实主义的写作主流；另一方面，1940年代之后的沈从文转业是因为他拒绝“介入”主流话语，《抽象的抒情》等文章不仅是他对“抒情传统”回顾，也是他自身“言志”的一种做法。王德威形塑的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个以“抒情”来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广义诗人，一个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写作中释放个体“情绪”、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留存于历史的作家。

二、另一个沈从文

王德威笔下的沈从文是一个通过“抒情”写作自觉与主流政治拉开距离、保持文学自律性的富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但现实中的沈从文果真如此吗？

他认为，沈从文作品以朴实语言表达人物、风格和事件的“表层结构”可能便是其“深层结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丈夫》 《黄昏》等作品以抒情语调描写在乡村发生的悲惨与不公，“将不协调的喻象和主题连在一起，以凸显人在对抗矛盾”。{16}然而，《从文自传》写到作者从军中看到的杀人、不公实在太多了。此种经历成为其“招牌”写作——“乡土神话”的许多原型和素材。但是，沈从文是否在写作意图上已经包含了这种对“表层结构”的深刻运用，即以“乡土神话”表达历史政治的暴力，依然需要进一步追溯和印证。沈从文的前期作品（1920-1929年间），如《是到北海去》（1924年12月）、《公寓》（1925年1月）、《狂人简书》（1925年1月）、《怯汉》（1927年年6月）、《第一次作为男人的那个人》（1928年11月）……都是充满了郁达夫式苦闷的“自叙传”，而沈从文转向“乡土神话”的“抒情写作”则源于徐志摩等京派文人的鼓励。学历不高的沈从文跻身《晨报副刊》这群“大家”之间，与主编徐志摩的欣赏和宽容有莫大关系。由此，沈声名鹊起。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其多样文体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蜜柑》，奠定了他的文学事业。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17}

京派文人的鼓励以及写作前期的摸索，使得1930年代的沈从文以诗化的“乡土神话”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萧萧》（1930年1月）、《丈夫》（1930年4月）、《边城》（1934年1-4月连载）等评价较高的作品皆来自这个创作阶段。“用故事抒情作诗”是沈从文的“乡土神话”的特点，他将“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以抒情点染、烘托大自然和美好人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未必如王德威所说，有着讽刺现实主义的文学动机。解志熙指出：“沈从文之所以如此呕心沥血营造这个充满爱欲之美和人性之善的桃花源，还有着意为民族性的改造别树人性典范的崇高理想。对此，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是很自觉的。”{18}从《<边城>题记》中便可以读到：

我的读者应该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所有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19}

1930年代的写作是沈从文通过前期的“自叙传”写作磨练之后，在京派文人的鼓励下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苦闷”情绪，而且沈从文也表达了自己具有与“五四”文学一样的文学理想——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如此看来，1930年代“诗化”写作并非是因为他企图以纯粹的语言“形式”讽刺现实主义，抵挡意识形态准则的暴力，反而可从中看出他是以另一种创作方式体现了“五四”文学的重要功能。

在解释《看虹录》的写作意图时，王德威说：“只要仔细思考他所谓的抽象的抒情，我们就了解，恰恰因为他看出历史的暴虐每以自噬其身为代价，在毁灭的威胁下，人所能作为的是以情辞、以抽象保存文明于劫毁之万一。”{20}这一解读也和沈从文从事写作的实际历史语境相差甚远。194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陷于精神危机{21}，似乎再次回到了“自叙传”式的“呓语”写作。《看虹录》（1941年7月）《七色魇集》（1949年初成集）等作品展现了沈从文喜欢自我表现、自我分析的文学趣味。他自称要“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感情发炎的候症”。{22}《看虹录》等并非王德威所说的是沈从文想要与现实远离的作品，而是回归到前期“自叙传”风格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感情发炎”的产物。1948年，在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会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有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23} “红绿灯”问题之后的反省也展现了沈从文本身想要努力重新加入“主流”文学队伍的决心，但是力不从心，他其实并不会如王德威所说的那样认为历史将会把自己的存在价值淹没掉。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沈从文依然关心国家命运，支持抗战，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沈从文又坚决反对‘作家从政而宣导‘文运重建，极力要求文学脱离政治和商业的羁绊，重新与教育结盟”。{24}在这两种意识的挣扎当中加上1948年以来开始的批斗，沈从文的精神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从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三个十年中的转变来说，沈从文确实有自己的“抒情”，即“情绪”的释放。但是这种释放，是通过一种苦闷的“自叙传”风格、即“诗化”抒情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可以说沈从文在“抒情”写作上并没有包含对主流写作的讽刺，他展开的苦闷甚至疯狂的“呓语”写作，乃是一种对前期写作的回归，并最终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另一方面，王德威认为沈从文的“抒情”主要体现在建国后所写的《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以下简称《事功和有情》）、《抽象的抒情》这两篇文章里。《事功和有情》是沈在土改期间，无意中阅读《史记》列传，“继续前一天对个人命运和历史文化创造的思考，夜不成寐。”{25}之后写下的感想。沈以管晏和屈贾来代表“有情”和“事功”的矛盾：“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26}显然，其中寄托了他自己所遭遇的关于文学和思想的困境。在当时，沈从文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27}但是他又不愿意承认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事功”的要求，便只能从《史记》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学中寻觅解释和安慰，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明白“事功”和“有情”的矛盾乃一种常态之后，或许能够缓和个人与历史的矛盾，在历史责任和文学使命的微妙平衡之中安身立命。在《事功和有情》里，我们可以轻易读出沈从文对现实功名的某种执着而不得的痛苦。

而《抽象的抒情》想表达的基本上和《事功和有情》的主旨如出一辙，即文学创作在表现个体情绪和生命欲望之后能够留存于历史长河的“旧观点”。解志熙认为，此文中的开篇句子：“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28}更看出了沈从文是努力运用新习得的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史来说话。而王德威却认为：“唯其有了《抽象的抒情》这样‘抽屉里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论述才得以在社会主义呼啸时代里留下线索。沈从文所谓的抽象、情绪和唯物主义的关系，时至今日，依然值得辩证。”{29}这两篇文章是沈从文面临个人与国家、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时，试图解决思想危机的产物。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搁笔”，是因为他的“思”不能与“信”结合。通过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宏观思考，他能在时代和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他在建国之后转向古文物。晚年的他曾承认：“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30}沈从文建国后的事业转向是他基于对自己现实处境的忖度之后的选择，并不是王德威所说的拒绝“介入”。

关于沈从文在1930年代的创作机遇、创作意图，1940年代的创作衰退以及建国以后的个人精神变化的详细情况，应以更详尽的资料论证，以上只是针对王德威研究中的几个观点的提醒和修正。

这种选择性组合的论述使王德威的文章看起来十分连贯，特别是他以一个“情”字将古今中西的各位文论家、理论家甚至历史学家的观点串联在一起，也将比较文学专业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单从对沈从文的含有“情”字的文章加以组合和解读来看王德威的学术风格，他的文学史研究像是一首美丽的诗篇，让人联想翩翩，但却失去了文学史中应有的对历史语境的完整交代。如牛学智指出：“批评话语中过于抬高批评主体的情感感受，势必会同时压低批评运行的理性观察因素……当我们不能在作家的文学经验之中发现个体与大时代对峙时的现代性体验，并把它主题化、理论化，而要离开文学去建构，那么，如果作家并没有其它可资参照的文本怎么办？”{31}一方面，作为一个理论建构资源，沈从文本身固有的与时代主流相矛盾的情绪，造就了王德威提出“抒情现代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王德威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角度上，以抽取和组合的方法将沈从文的文学意义通过再解读的方式扩大，未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王德威对沈从文形象的塑造似乎急于推出一种抗拒“五四启蒙”叙事史观的传统，而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缺失了对时代和人性复杂关系的把握，这或许也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针对传统革命叙事的矫枉过正之处。

三、沈从文与“抒情主义话语体系”

在王德威先前的研究中，他已经提出沈从文的抒情风格是有意为之的，沈从文以强调修辞和意义上的审美性来抹消写实文学与“抒情”的界限，具有一种“批判的抒情”{32}。王德威认为短篇小说《黄昏》里“砍头”情节的轻描淡写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去质疑和批判砍头的合法性和当权者对生命的漠视，“沈从文的修辞策略使紧迫和不紧迫的主体在同一叙事层面上隐现自如，甚至造就一种参差的和谐。”{33}当这种意图猜想渗入到文学史论述时，无论是“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还是对沈从文的所谓“历史化”解读，都可能陷入了非历史的想象式分析。除了“诗化”小说为“抒情”立论之外，沈从文这种挣扎在个人与历史、国家之间的知识分子形象使他更符合王德威的“抒情”系统。如上文指出，如果沈从文拒绝“介入”的证据都不成立，“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也会岌岌可危。王德威将“抒情”套用于沈从文研究，北美汉学研究传统对其影响甚大。但是，沈从文是否能够支撑“抒情主义话语体系”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课题的建构，依然需要更加周密和详细的考证。本文尚没有讨论王德威相关论述中的章节沟通，例如《“有情”的历史》后半部分的“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的论证堆砌，而仅仅从其对沈从文的解读切入分析，用意在于指出，如果“个案”解读中尚存有待商榷之处，那么“整体”的各个有机部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勾连都难说是有效的。

另外，“抒情”如果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资源的现代化继承，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应该将这种传统“细化”到诗与小说的互动如何从古典形态进入现代形态（包括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等）的过程，而不是诗与小说家之间的互动。

当然，王德威的“抒情”建构还在进行当中。2014年他与陈国球合编的《现代之抒情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号称是“中文知识界关于‘抒情传统论述的第一部论文合集”，其作者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海外汉学家、台湾学者等。他们都为“抒情传统”立论，而王德威作为编者想借此建立自己的现代抒情体系，不失为一个高效的方法。但要在西方的“抒情”面向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之外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一脉，仅仅依靠《有“情”的历史》显然是不够的。

注释：

①②③⑦⑩{11}{12}{14}{15}{29}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3页、第53页、第6页、第40页、第55页、第55页、第55页、第7页、第56页、第8页。

④新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由孙康宜主编，2010年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2013年本书中译本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⑤⑥《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62-618页、第567页。

⑧钱理群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三个基本认识：第一，承认历史客体主体的存在；第二，承认历史的“相对性”；第三，认识到研究者自身的时代认识局限。详见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⑨钱理群：《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第305-306页。

{13}沈从文：《1952年1月25日家书》，《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16}《剑桥中国文学史》，读书·生活·新知 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71页。

{17}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18}{24}解志熙：《欲望的文学风旗》，人间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1页、第95页。

{19}{20}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9页、第54页。

{21}{25}{27}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页、第81页、第83页。

{22}上世纪在三、四十年代之交，沈从文的感情生活确曾深陷危机之中，他也再次将自己的体验与想象注入创作，代表性作品便是四十年代最重要的两个创作集《七色魇集》和《看虹摘星录》。沈从文陷入爱情痛苦，这种痛苦被他称为“感情发炎”。详见解志熙：《欲望的文学风旗》，人间出版社2014年版。句子引用于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27页。

{23}沈从文：《致吉六——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6}沈从文：《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抽象的抒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8}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30}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31}牛学智：《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由王德威的批评实践说开去》，《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1期。

{32}{33}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 老舍 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北美汉学界‘诗言志研究”（项目编号：14GWCXXM-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