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的出场与批评的限度

2016-05-14陈进武朱晨

创作与评论 2016年9期

陈进武朱晨

如今，“代际”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批评话语，也正是对“80后”作家进行考察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对“80后”作家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种具有高度宏观和概括性的代际视角考察“80后”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以《萌芽》杂志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契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群体出场，轰动了文坛。批评界始终对这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年作家群体保持高度关注，这一作家群体一度成为研究热门。近些年来，已经或即将到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再次迎来了全新的集中出场。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以《创作与评论》“新锐”栏目为中心对“80后”作家的出场进行考察，以此探寻文学批评与“80后”作家的互动可能性及其限度。

一、“互联网+”话语场域中的群体出场

从出生时间来看，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的青年作家被称作“80后”作家；从群体特质来说，青年不仅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而且更是指一种精神气质。所谓“80后”作家并不单纯是狭义上的“80后”和“90后”等这样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广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出生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独特精神特质与鲜明价值取向的青年作家。在“互联网+”的话语场域中，“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的新型机制和“期刊、批评家和文学史”的传统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影响着青年的写作与出场。{1}关于这一点，李德南指出青年作家的出场包括“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网络文学平台与传统文学机制，并强调三种机制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也并不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那般整齐划一，他们依然可能拥有个人的主体性和写作风格，可以根据各自的文学抱负和价值观来调整写作节奏和方向，让写作获得新的质地，甚至是从一种机制跃至另一种机制”。{2}

20世纪末，消费化、市场化对文学机制进行消解的同时启动了重构，为了“自救”，众多出版媒体转向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当时正处于青春成长期的“80后”作家正是市场化浪潮中的首个受惠群体。一直将“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作为办刊理念的《萌芽》杂志具有发掘与培养新锐作家的传统，在出版业纷纷进入市场的冲击下也不得不找寻出路。为应对市场化带来的生存困境，《萌芽》在1998年连同全国七所知名高校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商业性、文学性并行的平台几乎瞬间就将“80后”作家聚拢，发掘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许佳、周嘉宁等新锐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作家出场的影响，最大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作家出场空间分散化限制，充分利用市场化、消费化对文学积极方面的影响，以商业运作的模式，为作家提供一个集中化的出场空间。从效果上来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确实创造了“80后”作家群体集中出场的峰值。

至于网络平台对“80后”作家出场的作用则体现在对写作者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与塑造之上。其中，即使不乏韩寒、周小平等非类型化文学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辰东、唐家三少、耳根等类型文学写手。网络媒体几乎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世界、作品、读者、作家的传统四要素，将作家主体地位彻底颠覆。网络文学创造了其独有生态的文化语境、文本语境、作品语境，其向度纵深是反作者职业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媒介视域下的文学最终将走向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预言。{3}而通过传统机制出场的作家，如甫跃辉、孙频、林森、叶临之、蔡东等，坚持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芙蓉》等传统文学期刊作为写作阵地，他们的出场是纯文学在新时代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再出发。这类作家写作稳扎稳打，注重对文学的“形式实践”与“思想探索”，具有鲜明的写作个体性。

尽管“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多样，也在创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论写作的起点有多高，这些青年作家期望以一部或几部作品而迅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不可能。与此同时，“现如今的文学杂志早已进入了一个市场化转型的时代……面临着紧迫的生存压力”，{4}因此，各大文学期刊纷纷进行改版转型。在生存困境的重压之中，一些文学杂志彻底丧失了文学独立性，沦为市场的奴隶，但更多的文学期刊则坚守文学阵地，在秉承文学精神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出路，顺应研究走向调整关注重点。恰是如此，“80后”作家再一次以群体的形态大规模地进入读者与研究者的视野。翻阅文学期刊，会发现一批“80后”作家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的版面。《广西文学》推出过“80后”作家专号；《芳草》也推出了“80后”作家的小辑；《西湖》杂志的“新锐”栏目自2013年起开始推介“80后”作家；《山花》于2008年第5期设置“80后新趋势”栏目，2010年第1期至2012年第23期设置“七零后VS八零后”栏目；《名作欣赏》于2014年第7期开始设置“文坛纵横80后”栏目，并开辟“80后现场”等专栏，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作家个体化特征，以“个案”形式呈现、评介青年作家的创作。而李云雷、张莉、杨庆祥、黄平等青年批评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也以多种形式推介青年作家。

由湖南省文联主办的《创作与评论》早在2012年第10期开始设置“80后文学大展”栏目，并于2013年第1期正式更名为“新锐”。该专栏由谢有顺和李德南出任主持人，以高质量的“作品+评论”的独特形式，不断推出“80后”作家作品，并展开对其讨论，栏目极具张力，在国内相关研究期刊中独树一帜。“新锐”栏目敏锐地把握着“80后”创作的脉搏，正如主持人在“卷首语”中所言：“个案的形式在杂志上展现‘80后的写作实绩，给那些文学新锐以一个较为集中的出场空间，从而实现批评与写作之间的有效互动，拓展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认识空间。”截止到2016年第3期，“新锐”栏目（“‘80后文学大展”栏目）推出了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文珍、陈崇正、张怡微、胡竹峰、李晁、草白、陈再见、马金莲、霍艳、蔡东、马小淘、孟小书、吕魁、包倬、叶临之、纳兰妙殊、双雪涛、曹永、宋小词、莫华杰、毕亮、钱佳楠、手指、吴纯、周李立、王海雪、于一爽、周嘉宁、彭敏、池上、王哲珠、寒郁、丁东亚、飞氘等41位“80后”作家。可以说，一方面，“新锐”栏目中出场的作家覆盖了1980-1989年亦即“80后”所指代的十年间出生的作家，是文学期刊对“80后”作家的集束式展现，也是真正的“‘80后文学大展”；另一方面，这种不间断地推介也显示了“80后”作家群体已经悄然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而新的“80后”文学的展示也预示着当代文学版图的新变。

二、多维度与多向度的“80后”作家创作

当下面临的是裂变时代，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与生活图景中，我们的写作方式、传播路径和接受对象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有作家将写作困境归因于文学边缘化，但文学若处在时代中心，无疑是非常态的状况。事实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作家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更为紧要的事。然而，这种新状态下“80后”作家的出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由于知识谱系、精神质素和情感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青年作家的写作与前辈作家存在代际间的“断裂”；二是同为青年作家的“70后”作家以“代际”的形式出现在文坛，而“80后”作家的群体出场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表述，实际上则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在重要文学刊物。同时，也因个体经验的多样，青年作家同代际间的共同性也并不统一。

从创作内容来看，青春的彰显是“80后”作家写作者必涉的主题，吕魁、周嘉宁、笛安等“80后”作家笔下既有青春期的躁动与叛逆，又有青春时代的缅怀和祭奠。不过，“80后”作家写作早已不再是如《三重门》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只是“青春文学”的状态。有的“80后”作家“一味地求新求变，认为只有在新与变这一轨道上的文学才有价值，这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文学作为人心和灵魂的表达，除了变道，应该还有常道。”{5}不可否认，曾经被贴上叛逆、感伤、个性等标签的“80后”青春文学，在以“断尾重生”式的突围后，也在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常道”。随着个体经验的成熟，这一代人的创作也表现出无限可能的向度纵深。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写作时间不算太长，但他却以独特的反类型化青春故事书写为“80后”作家提供了一条转型之路。他的短篇小说《安娜》{6}讲述了“我”与一个带有叛逆倾向的少女安娜的爱情故事。相较于其他青春题材小说侧重描写“青春期的创伤性经验”，《安娜》则更强调了工人子弟的“我”与富家小姐安娜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而最终矛盾也在两人情感的高潮后彻底爆发。如同小说中“被风吹破的玻璃窗”，双雪涛以青春的痛感叙写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了趋向纯文学写作的传统路径。”{7}

这样一批“80后”作家的创作具有更加丰富的维度与向度。首先新乡土的审美建构。甫跃辉、陈再见、马金莲、林森等来自农村，他们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青年一代对于乡土的反思。“80后”乡土作家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文字如同乡土本身一样充满质朴的真实。如马金莲的《醉春烟》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西海固三代女人的悲剧，以及贫瘠所带来的痛感，在相当的深度上触及了“青春、童年，以及贫穷与死亡的阴影”，提醒我们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贫瘠依旧“如此坚固地存在着”。{8}而田耳、盛可以、叶临之、手指、蔡东等则将目光聚集到小城镇或大都市的底层，思考在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城乡间的断裂和流动的凝滞。恰如蔡东《通天桥》以“高墙”意象暗示了外来者想要融入城市所不能逾越的障碍，小说以荒诞的笔调将现代城市的冷漠、无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其次是先锋性的继承与再出发。“80后”作家对实验性的探索并未停止，王威廉、陈崇正、李晁等继承了“先锋小说”的探索精神，努力尝试不同的写法和策略，充满着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的意味。有学者指出，文学的先锋性是一种高贵精神气质与诗性禀赋，集中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生命图景最深刻与最新锐的揭示、发现和指认的深度与广度上，只有深度思考与纵横切割时代的存在真相，也只有深切渗透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等元素，才能抵达真正的先锋。{9}无疑，这一类“80后”作家努力地在自己的文本中尝试不同的写作手法和策略，充满现代派的意味，尤其是深度、广度、宽度与力度上着力颇深。比如，王威廉《水女人》以“我”的口吻讲述一个失忆女人在家庭、情人与寻找自我间的选择。这类创作以“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维度”“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10}

还有一个维度是现实叙事的凸显。比如，孙频、文珍、张怡微、陈再见、双雪涛等“80后”作家并没有“完全断开”传统的影响，而是与现实主义保持了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而周嘉宁、孟小书、霍艳等作家笔下的“故事”也都从校园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与忧郁的成长创伤转向了“走出校园”，尤其是从故事空间到叙事主题上逐渐转向关注精神伦理，继而转向探寻社会现实等。

三、文学期刊推介的价值以及批评的限度

1998年，韩东、朱文等“70后”作家发起了影响颇大的“断裂”问卷调查，自称是当代文坛“断裂的一代”。然而，相较于“70后”作家的主动姿态，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在消费浪潮中的出场显然要被动得多。近些年，因个体的差异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孙频、包倬、毕亮、吕魁等“80后”作家群体的“新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群体性的写作模糊性，但各大文学期刊“都在制作自己的八零后作品专辑”，{11}这又使得这些作家的创作的多维度与多向度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创作与评论》的“新锐”等专栏的开辟与持续推介，无疑掀起了“80后”作家在文学期刊集中展示的浪潮，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其价值首先在于推动对于“80后”作家群体的重新认知。“任何命名既意味着确认，也意味着遮蔽。”{12}对于“80后”作家的片面认知由来已久，在“出版行业的逐渐市场化，乃至产业化，尤其是民间力量介入出版后进而强化了市场运作与媒体炒作，文学出版开始由过去的以作者为主转而走向以读者为主……文学出版由此进入了市场化的新阶段”的情况下，带有商业机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打破了传统期刊门槛较高的弊病，在使部分“80后”作家受惠，并使这一代作家受到关注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遮蔽。{13}由于“青春+市场”的模式，以及“80后”文学初期表现出的叛逆、疼痛以及个体感受大于客观经验的弊病，几乎出现了“‘80后文学”=“青春文学”的等式。而2013年前后，“80后”作家作品在文学期刊集中展示，吸引了更多批评家的关注，由此对于“80后”作家群体研究开始真正深入。《创作与评论》的“新锐”栏目就沿着“个案分析”的道路，兼顾各方，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展开批评家评论、作家互评，较大程度上还原“80后”作家群体的全貌，改变对于“80后”作家的既有认知。

文学期刊与“80后”作家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状态，对“80后”作家的关注对文学期刊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随着评论研究的深入，“80后”作家这一概念将被重新定义。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作为第一手文学史料的原创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14}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文学期刊将收获更多关注，形成良性互动。可以说，一方面，“新锐”等栏目以考察“个案”为宗旨，搭建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对话与出场平台；另一方面，这些栏目的关注视野较为开阔，对“80后”作家创作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换言之，“80后”作家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与青年批评家之间的有效互动。

然而，尽管青年批评家与“80后”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共同成长的发展趋向，但批评与写作的互动也存在着限度问题，尤其是在对于“80后”作家的推介选择上更能够体现出批评的限度与偏向。不难发现，在“新锐”栏目中所有出场作家来自湖南、广东、上海、北京、山西、浙江、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兼顾地域，让来自不同省份的作家都有机会发声”，但也存在没有被“兼顾”到的区域。比如，一是目前还没有江苏藉“80后”作家的出场。事实上，江苏作家曹寇、朱婧、许多余、李子悦、刘小备等从青春文学起步，书写着“80后”一代人的情感与生活，并逐步将个人世界与现实生活融合，彰显出了独特的江南气质。二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稀缺。尽管回族作家马金莲已经出现在各大文学期刊，但更多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作家英布草心、苗族作家杨树直、满族作家湖雨、维吾尔族作家阿娜尔古丽、蒙古族作家木琮尔、赵吉雅、金达、苏笑嫣等，并未得到相应的关注与推介。

除了上述作家身份或区域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获得了更多关注。比如，笛安、张悦然、马小淘、孟小书、鲍尔金娜等一批“80后”作家的父母多是作家或评论家。一方面他们从小就拥有更好的文学熏陶，另一方面也拥有更多的文学资源。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作家更多得到文学期刊和批评家的青睐。此外，还有一批“80后”作家在不同文学期刊的相关专栏中被反复推介。就《创作与评论》《西湖》《山花》与《名作欣赏》等刊物的推介来看，郑小驴、唐不遇、马金莲、林培源、吕魁、于一爽、双雪涛、叶临之、甫跃辉、郑小琼、胡竹峰、李晁、毕亮、孙频、莫华杰、宋小词、骆烨、包倬、周李立、曹永等“80后”作家至少两次被批评家选中并在不同文学刊物的专栏推介。需要承认的是，这些作家在当代文学的辨识度与认可度相对较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批评家尤其是青年批评家与“80后”作家互动时的批评限度。

写作是一个流动的过程，“80后”作家这批“不愿长大的孩子”也在逐渐“长大”。随着其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这一代人的写作在逐渐变得多样”，他们的成长本身“蕴含着重要的生长力量”，最终这个作家群体“作为个体意义也逐渐得到关注”。{15}在这些青年作家中，有张怡微、周嘉宁、甫跃辉、文珍等这样在高校攻读的学院派作家，他们扎实的写作功底，对事件的思考具有丰富的传统内涵；有吕魁、叶临之等这样具有高学历，却攻读非写作相关专业，在特有知识结构基础上对世界、社会有着深刻理解；也有陈再见、双雪涛等这样的“草根”作家，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教育，他们以个体经验作为写作的源泉，在写作中对身份、内心进行重新建构；还有王威廉、蔡东等身兼作家与批评家的情况，等等。说到底，从本质上来说，文学创作本来就属于个人化与私人化的事情。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在传统伦理与日常性经验等维度，他们应该如何既书写欲望又不被主流的欲望话语所淹没，从而通过叙事窥探到欲望深处的隐秘；同时又如何在庸常之中找寻到个体的生存与审美经验，尤其是个人的日常经验、人文情怀和价值取向等，从而抵达文学创作的精神存在，应该是青年写作的应有之义。

注释：

{1}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0期。

{2}李德南：《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山花》2014年第5期。

{3}盛英：《网络与作家的出场》，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4}杨斌华：《文学杂志的评价怪圈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5}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3期。

{6}双雪涛：《安娜》，《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7期。

{7}张元珂：《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中短篇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7期。

{8}王威廉：《在另一种青春的逼视下——评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1期。

{9}郭艳等：《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困境与突围》，《文艺报》2014年5月9日。

{10}李德南：《王威廉：现代性的省思者》，《山花》2013年第1期。

{11}项静：《愿你的道路漫长——毕亮小说综论》，《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