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女性解放被纳入民族解放话语的时代背景之下，与众多男作家千人一面的女性形象书写不同，萧红始终坚持自己的女性视角，叙述战乱年代女性独有的悲哀和痛苦。本文拟从萧红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探讨萧红铭刻自我的女性痕迹。

关键词：萧红;自我书写;女性经验;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徐盈（1991.10-），女，汉族，籍贯：河南南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2-0-01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曾引用葛兰西所创立的“属下”概念，指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不仅作为主体的他者的属下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所接触不到的，而且被压迫者即使获得机会打破沉默，表达自己，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开口说话，” [1]在中国，女性同样处于这样属下的处境。

一、萧红视野中的女性形象

三十年代，时代女性便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贤惠，勇敢，牺牲、无私的贤德女性形象，她们遵从时代需要约束自己，虽被男性作家安放在文学叙事的主体地位，但却并未被赋予性别上的主体地位。而以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则通过对女性身体心里等真实的描述，塑造出同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形象开启了女性的自我言说。

（一）“生死场”里的乡村少女

相较男性作家，女作家很少借助纯情的乡村少女来构建封建宗法社会的世外桃源，抒发对传统美消逝的哀悼。“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农村社会是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也是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则被进一步和全面剥夺、控制、奴役的时期，所有对女性造成压迫、使他们丧失各种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在这个时期建立并完善化”。[2]（P125

二三十年代，当沈从文，废名，芦焚一些京派作家回望乡村，书写那些自然健康的人性，空灵单纯的少女，藉以心灵的慰藉时，刚走出乡村的萧红却消解了这些美好，给我们塑造了令人窒息沉闷的生死场。在这个生死场里，小团圆媳妇被封建时代残留的女性规范，迷信思想杀害;开朗勤劳的王大姑娘被贫穷和流言杀害;翠姨只能空守寂寞，在压抑和痛苦中死去。这些少女形象完全颠覆了男性作家对乡村少女的单纯幻想，这是身为女性的作家以女性身份和视角做出的有别男性作家的真实描述。

（二）阁楼上的疯女人

疯女人是女性主义文学中很重要的形象，它原指《简·爱》中被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关在阁楼里，有着怪异笑声的女人伯莎。后来她便成为一种隐喻象征，“象征所有女性被压抑与反抗、被窒息与寻求、被孤立与倾诉得全部沉默的历史” [3]（P4）三十年代，在男性作家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疯女人形象，像矛盾《三人行》、沙汀《兽道》中的女佣等。这些疯女人大多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疯女人形象，她们的苦难不幸，被男性作家言说着构成控诉封建遗毒罪恶的有力论证。

与男性作家相比，萧红作品中刻画的疯女人形象很少，但却异常珍贵，成为与男性作家不同的体认。《呼兰河传》中塑造了被各种突发性灾难打击最终疯掉的王寡妇形象。同样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疯女人，是被社会、阶级等外在因素所逼疯的疯女人。但萧红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不仅仅只停留在社会阶级的层面，她从独特的女性视角看到的是战乱时期，身处底层的劳动妇女巨大的不幸和悲哀。她们不仅要承受和男性一样的来自大时代的痛苦，还要承受身为女性不得不承受的性别带来的压抑和痛苦。因此萧红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多了一丝女性特有的无奈痛苦，增加了一份独属于女性的声音。

（三）恶婆婆与苦媳妇

三十年代，男性作家笔下出现的一系列表现婆媳关系和矛盾的作品，像曹禺的《原野》、巴金的《寒夜》，他们延续了袁昌英探讨寡母心态的文学之路，但却有了更多的社会指涉意义。在这里，社会的贫困，动荡，疾病，痛苦成为婆媳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小团圆媳妇》中的恶婆婆、苦媳妇则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人生道路，婆婆为获得自己那可怜的家长地位，不得不借助男权社会的规则，有意无意间便充当了谋害自己同类的凶手，成为男性的帮凶。在《呼兰河传》中，婆媳关系只是一个小的插曲，作者也没有更深入来探讨婆媳关系更深层的原因。但读过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萧红在这一段叙述中明确态度，那就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

二、 抗争女性的身体之痛

三十年代男性作家塑造的抗争女性多是时代的产物，甚至自杀也被塑造为感动乡民的英雄壮举。而萧红塑造的抗争女性，并未将其神话，萧红有她作为女性的坚守。她塑造的《生死场》中王婆的形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拿着铁钩子为难产的产妇接生的场景，以及当得知儿子的死，自杀未遂身体扭曲丑恶的姿态。《弃儿》中作者对芹身体的刻画“像野兽般尖叫着，像鬼一样，在马车上囚着……”。萧红刻画的这些女性形象多为扭曲丑陋的女性生育之痛和身体之痛，那种歇斯底里的彻底和痛楚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体会。这也是萧红在经历了两次生育之痛、病体之痛、被男性社会抛弃和压抑之痛后才会有的体认，是男性作家永远无法企及的专属于女性的痛苦和无奈。

“萧红小说展现的是中国乡村女性实际生存状态的表征，是身处男权统治之下无处躲避的女性身份焦虑恐惧以及自我破碎感的隐喻性表达” [4]（P113）

参考文献：

[1]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M]见罗岗，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李杰非.城市相框[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刘燕，刘晓.妇女研究论丛.分裂中的女性形：简.爱与疯女人[C]：2004

[4]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 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山东：齐鲁书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