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女性解放被纳入民族解放话语的时代背景之下，与众多男作家千人一面的女性形象书写不同，萧红始终坚持自己的女性视角，叙述战乱年代女性独有的悲哀和痛苦。本文拟从萧红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探讨萧红铭刻自我的女性痕迹。

关键词：萧红;自我书写;女性经验;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徐盈（1991.10-），女，汉族，籍贯：河南南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2-0-01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曾引用葛兰西所创立的“属下”概念，指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不仅作为主体的他者的属下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所接触不到的，而且被压迫者即使获得机会打破沉默，表达自己，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开口说话，” [1]在中国，女性同样处于这样属下的处境。

一、萧红视野中的女性形象

三十年代，时代女性便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贤惠，勇敢，牺牲、无私的贤德女性形象，她们遵从时代需要约束自己，虽被男性作家安放在文学叙事的主体地位，但却并未被赋予性别上的主体地位。而以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则通过对女性身体心里等真实的描述，塑造出同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形象开启了女性的自我言说。

（一）“生死场”里的乡村少女

相较男性作家，女作家很少借助纯情的乡村少女来构建封建宗法社会的世外桃源，抒发对传统美消逝的哀悼。“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