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利

摘  要：狄更斯对于暴力的描写通常渗透于恨、恶、阶级对立斗争的情节之中，有意渲染革命暴力的残酷与阴暗，然而对于文本中暴力元素的抵消，又通常用潜在的爱的温情所赋予的形象、情节来完成。本文从《双城记》入手，探寻狄更斯如何在描写暴力的同时运用温情式的爱来否定和处理暴力以实现祥和、理想的境界，也即把握暴力与温情两种元素的关系如何在文本和现实中得到合理性关照与掌控。

关键词：暴力革命;潜在美;温情系列形象;反暴力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0--02

一、“狄更斯式”的暴力与美

《双城记》中不乏展现人民群众由于压迫和仇恨的释放所获得的欣喜，甚至史诗性的笔法去描写普通民众参与革命的宏大场景，得伐石夫人革命参与的经历，也正辐射出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对立、变革准备时期的一系列动向以及革命终于爆发的紧张场面。然而这也是“狄更斯式的暴力”，即这种暴力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尤其是小说中“酒”、“血”的描写，“这里的象征意味是明显的，鲜红的酒象征着鲜红的血，它暗示着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象征着狂暴的群众运动即将开始。”[1]革命的正义性和规律性在文本中得到充分肯定，然而作者却突出了暴力革命双方的可怕、群众的盲目和非理性因素，如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法庭得出的每一次审判，都会在群众身上得到极为强烈的反应，对于犯罪者，甚至想咬掉他的肉，对于无罪者，则想要亲掉他的肉，那么这种审判所突出的便不再是哪个人有罪，而是无论罪犯是谁，都失掉了法律所带来的正义性，所以通过这些状况，狄更斯进一步提到了代尔那、卡尔登、露茜等的悲惨遭遇，他们都是这场革命的无辜的受害者，革命不仅没有能够改造社会现实，反倒带来了群众的苦难，通过群众暴力手段来抵抗统治的暴虐，最终也只会形成如法国大革命般的生灵涂炭，换而言之，即无论压迫者还是反抗者，都没有在暴力革命中真正获得好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断定，这场暴力活动中无论是贵族还是革命的发起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灾难的缔造者，也都不自觉地充当了压迫者。这就产生了对革命的必然与群众暴力革命的反对之间的矛盾，这在整部小说的建构中也形成隐藏的张力结构，也正是描写到了这里，才真正突出了狄更斯的暴力和社会动荡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文本中的对于矛盾的有意结构和突出，达到了作家真正的写作目的和意义指向，既然暴力无法改造社会，那么以温情式的仁爱、宽容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也就显得理所当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说中“写暴力”，就是在为“反暴力、倡仁爱”的道德理想做铺垫，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即只有道德修养的优化、仁爱观念的普及，才能化解矛盾，避免暴力，这就是“狄更斯式的暴力”以及潜在的温情的美。

二、狄更斯式的“温情系列形象”与文本潜在美

《双城记》对于人事情节的把握一直围绕着爱与道德展开，其实这种美是潜在于丑恶描写之中的，即无论事件的缘由如何可恨，在故事的经过中也总能体会到温情的元素。作家为实现他的道德向往，更是塑造了狄更斯式的“温情系列形象”。这首先体现在承载人道主义理想的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之中，厄弗里蒙地侯爵是反动的贵族形象，唯特权与暴虐是图，梅尼特目睹了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杀人的丑恶惨剧后，以自身道德标准、爱的关怀决定告发揭露，惹祸上身，监狱的18年生活使他失去自我意识和理智，这本身就是令人悲叹的血写的事实，而作家此处转笔于梅尼特医生被救到伦敦同女儿露茜一起生活，并逐渐清醒了意识、恢复了理智，正是一段丑恶现实中走出来的经历，才使得获释后的美好倍感难得。代尔那是厄弗里蒙地家族的成员，而露茜却与之结婚，梅尼特得知真相后并未选择不共戴天反倒在代尔那遇难时前去巴黎营救，这与代尔那为解救侯爵家总管而自己被捕的壮举相照应，又构成了一次文本的潜在美与人物形象中的温情。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卡尔登，被丑陋的社会利用却选择默默不语，与他美好情感相对应的是现实社会的物欲横流，当他终于爱上露茜但却无法结合时，选择了离开，甚至在露茜一家人惨遭劫难的时候用自己的性命解救代尔那以换取露茜的圆满。当某种事物值得用生命去做交换的时候，那么再精致的语言也无法形容其间所蕴含的大爱与关怀，卡尔登的这种关怀，不止于露茜，而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温情关照，从而对丑恶与暴力进行了一次人道的、无私的辐射与反拨。显而易见，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真挚、无私、和谐的关系，都在表现作家那神圣而又万能的爱的理想，他幻想以此来战胜恨，消除阶级对立，实现理想的境界。”[2]

与美和温情形象相一致的是文本中的“反暴力形象”，参与革命运动的得伐石太太承担了这一内涵，她是厄弗里蒙地侯爵所杀的农妇的妹妹，这注定了她与以侯爵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不可调和，她向来是积极地做一些革命事物，包括参加革命运动，组织妇女通过编织的方式记录贵族、政府的丑恶嘴脸，她积极参与过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但这一系列的经历，更使他强化了向贵族复仇的观念意识，得伐石太太的形象展现到这里，不得不让读者为她的叛逆于恶势力而感动、震撼，但狄更斯又一次对行文思路和文化内涵进行了一次反拨与急转，即描写积极疯狂的革命活动是为了否定疯狂、质疑革命。得伐石太太的复仇是残忍的、失掉人情的，她想要杀死的是同样具备温情而早已远离贵族的代尔那，还要杀死他无辜的妻子和女儿，即便是上述提到的梅尼特医生，也未能逃脱她的杀气，她的一生所做的不过是复仇举动和巩固复仇举动，这是极端化了的复仇驶向了真正的暴力，这是极端化了的革命驶向了真正的反动，其结果，不过是生灵涂炭、人情皆无。这样一位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形象中所能放大和察觉的，是冷漠、残酷、忽视人情，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个形象，承载和实践了宣言式的、造福人类社会的革命运动。狄更斯安排了她最终在与普洛斯的打斗中被自己的手枪打死，这其实是一层象征，即由革命者发起的暴力革命会消灭反人类、反人性的贵族，也同样能毁灭革命者甚至人类本身。那么狄更斯在“反暴力”形象中所蕴含和潜隐的一直贯穿于全文的美与温情，便再一次被构建出来。

三、暴力与温情的现实内涵

《双城记》是通过揭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弊端直指英国社会矛盾和问题，英国当时处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压迫的时代环境，社会矛盾高度紧张，这包括贫富的差距、阶级的剥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势必导致下层普通民众的不满与反抗，也为暴力革命推翻压迫阶层提供了导火索，这与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特点是相一致的，狄更斯将笔锋直指英国统治阶级，如果英国未能解决阶级压迫等社会矛盾问题，势必爆发群众暴力革命，《双城记》中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并通过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卡尔登、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得伐石太太等典型形象极力渲染了统治的暴虐与革命的暴力间的紧张关系、暴力革命带来的灾难和弊端以及作家为解决社会矛盾所暗藏于文本中的爱和人道主义关怀，《双城记》具有冰心问题小说的意味，需要提出的是，正是这一问题小说的文化内涵，使狄更斯以警告式的笔法倡导英国的改良以避免悲剧在英国重新上演，作家贯穿整部小说的道德、仁爱标准在现实社会中又一次被强调出来，这里有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法国社会悲剧的回望与悲悯，有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怀与忧虑，更有对缓解人类社会矛盾使命的感知与承担，这是永远不会忘记温情主旨去描绘暴力场面的人道主义史诗，在这里，狄更斯暴力与美的哲学也就普及到人类的范畴，尽管这种强烈倡导用温情化解暴力、缓和矛盾的主张也具备了“暴力”的内涵，驶向了新的“围城”。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281页.

[2]李尚信：《欧美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修订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