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传教士形象。全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主题展开论述：第一，沈从文小说中传教士形象;第二，传教士形象背后作者的复杂的创作心理;第三、传教士形象作为“他我”对“自我”的反思与评判。

关键词：传教士;形象

作者简介：邓锐，女，1991年6月出生，湖南株洲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0-0-02

一、传教士形象：魔鬼还是天使？

“沈从文从1928年l月开始寓居上海租界，1931年5月22日离开上海去北京，几个月后去了青岛” [1]（10）除了在武汉大学任教这段时间，其他时间都在上海。沈从文在这段时间里在长篇小说《阿丽丝游记中国游记》及两个短篇小说集《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里塑造了比较多的传教士形象。

（一）魔鬼形象的树立

《阿丽思中国游记》用童话形式揭露了中国的丑陋现象。在写到湖南的社会黑暗时，人们对此都司空见惯，连那些传教士也吝惜他们的同情心。小说《建设》中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外国牧师 “一个到中国来引渡人到天堂去的上品美利坚人，在本国时那脑袋里装满了知识，来到中国后，又在那空地方装满了虚伪的数不清的诡计。” [2]（178）《建设》写的是三百个中国工人被征用来建设教会学校，他们一切的力气卖到三毛钱的小数目上。工人们活在肮脏、腐烂的世界。而教会中讲经台上，还是那个穿道袍的牧师，靠到叫卖上帝，过着极其安舒的日子。他对小说的主人公是这样描写的：是“一个最规矩的最合用的工人，一个‘虽愚蠢却诚实值得教会中派来的牧师用圣雅各名分哄骗永远这样做式的动物。”[3]（161）该文中一个专门在工程处传教的牧师，喝酒之后，只心想感化别人，不管对象是谁。当他摸到了工人无意带的锤子之后，就以为工人要行凶，并对工人警告你不和我回去，明天查出来就革了你。后工人不堪牧师的说教杀了他。

（二）天使形象的展示

《沈从文子集》中《第四》与《冬的空间》都写到传教士博大悲悯的精神。《第四》写的是一个“恋爱专家”与传教士夫人情事。小说的开篇，因为“我”幻想牧师是一个最坏最卑劣的人物，牧师也就无可避免地被贬称为“叫卖圣雅各名分的人”，并且“靠叫卖圣雅各养得肥壮如一匹大袋鼠”。随着情节的发展，牧师的形象有了反转—从普遍的恶魔形象转变成天使形象。小说中的叙述者 “我”对牧师的博识由衷的敬佩，感叹到还没有遇到第二个牧师有这个人的博识。尤其是牧师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更让 “我”感到自愧弗如。牧师明明知晓“我”与他妻子之间的私情，竟然有着常人所无法做到的宽容，不仅没责备“我”，还让“我”陪他夫人坐坐。“我们对望了好一会。这是互相人格的了解的对视，不是填恨，缺少恶意，我从我的对手的眼睛里，望得出一种悲悯博大的精神。”[4]（148）在另一篇小说《冬的空间》提到一个外国女传教士，来各处病房里探望病人，看“我”吃力翻一本圣经，又看到“我”在圣经上批的方言解释，就大喜欢。第二天，我们就成了朋友，并送给“我”一本精致的圣经。虽然这个女传教士有一副冰冷的脸孔，吃宗教饭也有二十多年，年龄和宗旨完全拘管不住她的天真童心，很有趣。严肃的面孔与童真有趣的内心形成了对比。

二、传教士形象背后的作者复杂的创作心理

沈从文作为社会的一员和现代作家的一份子，他塑造传教士形象之时，自然会受到时代和社会集体的影响。同时，沈从文作为一位有着自我追求的作家，自称为“乡下人”，其笔下的传教士形象，一定会渗透着他作为叙述者特有的文化立场与精神意识。

（一）现代文学作家的一员受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认为一个作家异国现实的感知并非是直接的，而是以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想象作品为传媒的。[5]（7）“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整体观照，在形象塑造过程中，这种社会集体想象物以先在的形式存在于作家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

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教士集体形象，构成了中国人关于西方的社会集体想象，当时几乎整个现代文学文本弥漫着反对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情结。如萧乾短篇小说《昙》通过“洋奴”学生启昌的见闻揭露了洋牧师文化侵略者的本质。《沉沦》（郁达夫）中的美国宣教师，《冲积期化石》（张资平）中的乔牧师、W老教士，这些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要么糊涂昏聩、要么虚伪暴戾、卑俗丑陋……

在这种情况下，其小说创作势必会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所以在《建设》和《第四》者这两篇小说里，作者在传教士一出场便以叙述者的口吻将其定位为恶魔形象。在小说《平凡的故事》、《建设》、《第四》里都在一开始将传教士贬称为 “卖圣雅各的”。在这篇《建设》小说里，沈从文认为从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并不是单纯传教的，他们用中国工人廉价的劳动力，来建设教会学校。他把牧师传教几乎看成一种文化的入侵，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情结。

（二）叙述主体—“乡下人”的文化立场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意识

1.“乡下人”的文化立场

沈从文在创作中，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格，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6]（7）作为一名乡下人沈从文有着强烈的民族排外倾向，对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殖民文化，沈从文是不怀好感的。沈从文在自己杂文《“紫禁城骑马”归来》用反语这样写到“美国牧师运用美国的钱。来把中国人变成美国式，仇恨当然不会有。” [7]（31）美国传教士创立教会学校，美其名曰办教育，实际上是培养美国式的人，用物质将那些乖学生扭成另一种灵魂。其结果是多了一个美国式的人，便少了一个足以使中国不灭亡的人。但对西方优秀的艺术文化，满怀好奇之心。沈从文信中多次跟居住在美国好友王际真提到想到美国去，也设法让他妹妹学好法语，让王际真多寄法国的画报，他说“如有机会，我是想跟什么人到外国做个小书记”。[8]（75）

2.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意识

尽管沈从文一直主张反帝爱国，并感觉到基督教会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入的倾向，但他立志要对本民族进行精神重塑，所以仍对基督教中的 “博爱”理想和牺牲精神这一部分加以肯定。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写到的一篇散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在此文中他提到 “城里东门大街福音堂里，住下一个基督教包牧师，在当时是受本城绅士特别爱护尊敬的。受尊敬的原因，为的是当时土匪不敢惊动洋人。有时城中绅士被当作肥羊吊去时，无从接头，这牧师便放下侍奉上帝神圣的职务，很勇敢慷慨深入匪区去代人说票”。[9]（387）在这篇散文中，沈从文塑造了具有牺牲精神和博爱情怀的天使形象。此外，据金介甫的资料调查，沈从文“虽在1925—1926年湖南大灾之前就已离开湘西，但1921—1922年沅州饥荒饿死万人的惨景他是亲眼见过的。除了外国传教士外，地方上人提不出一点救济”。 [10]（660）。所以在《第四》、《冬的空间》里以人物的口吻也对传教士身上怀有的基督教中博爱和神性部分予以高度的赞扬，塑造了天使般悲悯博大的传教士形象。

三、传教士形象作为“他我”对“自我”的反思与评判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界定异国形象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 [11]（5）《建设》中传教士被意外杀死，官厅查不出死者的理由。官厅就按照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按照了一种最通常的执政者无耻地习惯，就是由中国官厅借口说是“共产党有意破坏中美邦交”所行的一种手段，请求外交官原谅。还赔了一点款，以求息事宁人。“他我”（外国政府）之强势，要赔款，反衬出 “自我”（中国官厅）的软弱。面对西方，我们总是秉持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它要求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正如小说中写到“中国官厅凡是这类事无有不答应的道理”。牧师生前，穿着教袍靠着叫卖上帝，过着极为舒服的日子。牧师死后，有十个中国工人为他建一座纪念亭，而那打死牧师的工人还是依然做他三毛钱一天的粗工。牧师死后依然体面与光荣与中国工人一直悲惨的生活相对比，写出了中国社会的贫穷与落后。《阿丽思中国游记》通过外国绅士与牧师女儿的所见所闻讽刺了中国人极要面子民族心理和盲目民族骄傲。当你夸奖一番中国文化，就有许多人说你是好人了;如果你愿意听中国戏、想学麻雀牌，便认为你是想领略中国艺术的白种人;外国使者应当成外国清客身份，能熟读《论语》。同时，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现象，在中国比在本国更自由，你的国籍就是你的很好的护照，其他的全不会为难。其中英国杀了不少中国人，却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奇诡现象。原因竟是英国政府同我们要好。作者不由得发出感叹到中国是这样不长进的中国，不拘从什么国来的一些禽兽是都要欺负中国人的权利。”

《第四》中牧师有着博识、宽宏大量光辉人格魅力。牧师知道了我和他妻子的苟且之事，毫无芥蒂，他还是能理解和相信我。这样博大的胸怀，使“我”羞愧不已。我在这有道行有魔力的男子面前，看出了自己的愚蠢，一个人逃走了。这篇小说写了“他我” 这里的“他我”是一个博大、宽容“乌托邦式”的人物，反射出“自我”的卑怯与不堪。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为他一卷中专门谈到了他人对自我意识的作用：“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而且，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断那样对我本身做判断，因为我正是作为对象对他人显现的。”[12]（13）

总之，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一个对他者相比的我，指称一定的文现实，所以沈从文笔下美或丑的传教士形象都揭示出作者个人和当时社会群体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

注释：

[1]沈从文.附卷检索资料[M].沈从文全集：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3]沈从文.建设[M].沈从文全集：第6卷.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第四 [M].沈从文全集：第18卷.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1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7]沈从文.“紫禁城骑马”归来[M].沈从文全集：第14卷.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沈从文.致王际真[M].沈从文全集：第18卷.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M].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下[M]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2]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