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打工诗歌在追逐现代性的进程中兴起，诗歌内容也大多是对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性疼痛的呈现，但在一些诗歌中，存在着反现代性的倾向。本文试从逃离城市、重复循环时间观的维度来分析打工诗歌的反现代性。

关键词：打工诗歌;反现代性;逃离城市;循环时间

作者简介：彭露，女，湖北洪湖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0-0-02

一、打工诗歌

打工文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打工诗歌脱胎于打工文学，是打工文学的一支。打工诗歌是随着诸如谢湘南、柳冬妩、郑小琼等一批优秀打工诗人的出现而瞩目文坛的。对于打工诗歌的概念，文学界虽多有提及但无定论，主要是围绕主体书写和主题书写两个向度而有所争议，即“打工者所写”还是“写打工者”。《中国当代文学50年》对打工诗歌的定义：“它是底层打工人写作的诗歌，带着鲜明的弱者立场和强烈的底层生活体验。……‘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有谢湘南、柳冬妩、许强、罗德远、张守刚、卢卫平、刘春、郑小琼等。”[1]而打工诗人柳冬妩则从题材角度来定义她笔下的诗歌：“打工诗歌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诗歌现象，指所有写打工和体现打工意识的诗歌作品。”[2]虽定义角度有差异，但打工诗歌大都有一个基本的核心轴，即都是对打工的生活体验、情感经历、精神际遇的一种书写，本文所选取的打工诗歌也是在此意义上的诗歌。

打工诗歌常常呈现的是，现代化进程中打工一族艰辛疼痛的生存现状，如流水线上的夜以继日、机床旁数不清的断指以及疼痛无奈的精神际遇，而这些无疑都是现代性的创伤。这些生存体验的述说和情感的表达，蕴含更多的是无法“成功”的失意表达。而这种“成功”在更多的意义上是指向物质财富的富足。这些打工诗歌在呈现疼痛的背后仍然是一颗渴望自我“成功”、追求个人物质富足的“现代心”。也就是说这些打工诗歌的主人公们有着被现代社会同化的异化性格，即追逐物质财富、金钱。他们在承认市场、物质、资本等现代性逻辑合法的前提下，嗟叹艰幸的生存现状，拷问机器主人的无情自利，殊不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代性创伤的呈现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认可。但可喜的是，在一些打工诗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反现代性意识的萌芽。

二、逃离城市的反现代性

从社会学维度来解读现代性，会发现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在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主要是“（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3]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环节，现代城市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诗歌中所表现的对城市的逃离之心也是一种反现代性倾向，对城市的拒绝也是对现代性的拒绝。

“听别人说/城市是个好地方/城市挣钱机会多……”（风童《打工者日记》）带着对城市神话的向往、丰足生活的渴望，不甘固守那两亩三分薄地，“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像细菌一样/挤满了火车、汽车和轮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肠胃，到南方/……”（辛酉：《到南方去》）如果说打工一族这种扑向城市圣火的行为是对现代性的追寻的话，在经历初期的兴奋、新奇后，随后而至的流水线上的日以继夜，机床旁的断指等疼痛的城市生活体验，则日渐抹平了城市神话的向往，厌倦之感油然而生。这种厌倦投射到笔下，就是字里行间的逃离城市之心。与视野开阔、土地广袤的乡村不同，城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如牢笼囚室的厂房紧紧相拥而建，给人压迫、窒息之感。所以受够了耳畔轰鸣的机器声、流水线上的暗无天日，受够了这几乎让人窒息的压抑，“我”想逃出去，逃出去。“我真的打算回到乡下去/我想去守护我父母的风烛残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已开始厌恶/我不能从一只鸟的图案中去猜测季节和颜色/我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消失吗？从这个城市或者就从这世界。”（谢湘南《放弃》）

这种对工业区的厌恶已经胜过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这种逃离城市的渴望已经压倒了起初对“成功”的满腔热血。是缘于无法定位的尴尬城乡人身份也好，是个人奋斗的失意与失望也罢，或是厌烦了没有一点温度的机床和永不停止的流水线，打工者对城市不再那么热望，而是心生厌恶，要逃离工业区、城市。这种对待城市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反现代性倾向的流露。对城市的逃离，也许是打工一族无能为力后的选择。但无论是因为什么，这种对城市的逃离，在一定意义上无不是对现代性的反叛。

三、循环时间观的反现代性

与从社会学的向度解释现代性不同，历史观中的现代性，就是表示一种不可逆转、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诚如著名学者汪晖所言，“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4]而在众多描写时间的打工诗歌中，居然存在许多表现与现代性逻辑不一样的诗歌。打工诗歌中的时间经常丧失了未来性和进化性，不是现代时间的线性向前，而是一种带有古老东方意味或神话式的循环观。

“我不能没完没了地/再往下写/工卡上的日子/一天重复着一天/白天 黑夜/她将时间紧紧捏在手里/又浓缩在工卡上”（张守刚《工卡上的日历》）。一张工卡就是一张以劳动时间为代价换取工资的凭证，工资的多少又与工卡上日子积累的多少成正相关。而这工卡上的日历就是那“一天重复着一天”、毫无质感的时间的无限反复。捏在在手里的时间，无非是记录在工卡上的被重叠的时间。为工卡而活的“我”不是走在线性时间的轨道上，而是活在打卡上班、打卡下班的无限循环之中。打卡工人的这种循环时间显然不同于争分夺秒地追赶时间的现代时间。谢湘南的《我站在打卡的人群中》甚至连时间的存在都无法感知，“我站在打卡的人群中/当时间以声音的方式传递到我手里/我像拿到了一张缪斯的签证”，只能通过打卡时发出的声音才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连时间都模糊了无法感知了，哪有未来性可言。

谢湘南的《试用期与七重奏》似乎更为残酷：“所有的人都在试用你/连同自己，妓女/谎言重复千遍成为真理/一个被试用连续的人/一个被连续试用的人/一个永远试用的人/一个永远试用/一个试用期等号的人/一个等号试用期的人”。谢湘南的主人公“你”就活在现代性逻辑编织的永无终结的“试用”囚笼里。“试用”没有句点，活在“试用”里的人也就走不出循环时间的关照。

这些打工诗歌在描写底层人们的打工生活时，比如“工卡”、“流水线”、“永远试用”，也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一种与现代性时间意识迥然相异的时间观，如重复、循环，而这种非线性的可逆时间逻辑恰好是一种反现代性倾向。但这里存在一种矛盾现象：“流水线”、“工卡”、“试用”等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可围绕它们的“时间”却不是现代性概念所昭示的直线向前，而是它的对立面，即重复的、循环的。上述矛盾的出现，只能让人揣测西方所谓的“现代性”普遍线性时间是否只是一个谎言。打工诗歌虽然是在追逐现代性的进程中出现的，它对底层人民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现代性疼痛的呈现，如机床旁不计其数的断指、机器流水线上的没日没夜、又爱又恨的工卡等，也是一种主观个人奋斗失败的悲愤书写，但这并不能抹杀打工诗歌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对城市的逃离、重复循环时间观的书写，都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觉醒。

参考文献：

[1]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50年[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288—289.

[2]柳冬妩.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J].粤海风，2002.05.

[3]韦继丰.现代性视野中的打工诗歌[D].广西民族大学.

[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