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凌

买回两件瓷器，钧瓷，一个玉壶春瓶，一块开运石。玉壶春纯鸭青色，瓷质细腻，晶莹透亮，如月夜晴空。开运石斑斓瑰丽，红蓝紫三色似行云流水。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知道钧瓷为什么名贵吗？”他端详着玉壶春，忽然抬眼，盯着我问。我摇头。

“钧瓷没有重样的，”他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世上唯一的东西，能不珍贵吗？这可爱的东西原是山间的瓷土，成型后，入窑，窑变出各种神韵，本来已是炉火纯青，但它仍在不停地开片。”

“什么是开片？”我问。

“看到这玉壶春上的冰裂纹没有？”他指着上面细细的，像根须一样交错的纹路说，“你看着是裂纹，一摸，却是光滑的。这裂纹使瓷‘活起来了，是瓷的毛细血管，是鲜活的生命。它在不停地‘开片，就是说，它的纹路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点点细化。开片时，有很细微的声音发出，你听！”他把瓶放在我耳边。

“没有声音啊。”我说。

他把瓶放在自己的耳边，听了听，很遗憾地说：“现在太吵了，自然听不见。在夜深人静，心如止水时，把钧瓷放在耳边，会有轻微的声音，如铃似琴，像一朵花开。现在的人都很浮躁，能听到这些声音的人极少，但是，它的确一刻不停地在开片——不管你知不知道。”

我讶然：“这么说，这瓷，真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了！它不停地开片，今天的它，跟昨天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是的！”他说，“一件钧瓷，开片的生命是六十年……六十年的坚持，瓷花一片片细化，玲珑，也是它最值钱的时候。”

我问：“你干这行应该没有几年吧，看你很年轻。”

他说：“是的，但我家已烧了好多年的瓷，往上追溯，我爷爷的爷爷，都是干这行的。‘文革期间，我的爷爷曾为保护一件瓷器，差点被活埋。爷爷后来逃到一个偏远的山沟里，荒无人烟，有风的夜里，能听到野狼的长嚎。”

他爷爷是著名的烧瓷专家，最擅长的，是做超大的瓷器。陶瓷界有句话，叫“一寸高一寸险”，过大的瓷器，如果考虑不周全，在烧时会炸开裂釉，一下子变成次品、废品。

他爷爷在山里，不停地研究他的瓷器，他的目标，是做一个三米高的净瓶。为做这个净瓶，他爷爷付出了全部的精力，挑战自己的极限。他爷爷在山里住了八年，头发眉毛都白了，腰也弯成了一张弓，谁也不知道，他这些年都鼓捣出了什么。

有一年，省里需要做一个两米八的瓷瓶，招了半个月的标也没有人敢应声。这时候，不知道是谁，举荐了他爷爷。

他爷爷出山那年，已近八十高龄了，枯瘦得血浆欲尽，脸上的皱纹，像瓷瓶上的冰裂纹。

领导问：“你有信心做这个瓶吗？”他爷爷“喀喀”地一阵猛咳，说：“还行吧，我试试，给我半年时间。”

他爷爷果然没有让人失望。那个瓶子，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被收藏在国家瓷器陈列馆，谁见了都赞不绝口，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我问：“爷爷身体还好吧？”

“爷爷做完那件瓷器，不到两个月就过世了，那件瓷器，让爷爷所有的精力和才华在一瞬间绽放，那是六十年的积蓄啊。”

不过，他爷爷是带着笑走的，手握着他的作品——一个六寸高的玉壶春瓶。他很满意自己的人生。

在我们周围，还有多少人，就像这钧瓷一样，几十年不停地开片，开片，不懈地努力着，细化着自己的人生，不论是在最辉煌还是在最寂寞的时候。

（选自《2008年中国年度散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