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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家聂耳

2016-05-07光明

老年世界 2016年3期
关键词:百代聂耳田汉

光明

聂耳,原名守信,1912年2月15日生,云南玉溪人。1928年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8月发表第一首歌曲《开矿曲》。此后近2年间创作37首歌曲,其中包括《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歌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作《义勇军进行曲》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除歌曲外,还作有《金蛇狂舞》等民族乐队改编曲4首。1935年拟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于4月18日抵东京,7月17日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亡。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聂耳就出生在药店的楼上。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十六岁那年,聂耳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被军队遣散。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20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聂耳进了考场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为人随和,教琴却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一天至少练习七个小时的琴。由此,“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十九岁的聂耳是个活泼,天真的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乐呵呵地称他为“耳朵先生”。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在音乐创作中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大家的兴致很高,每礼拜开两次夜工。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成型了。他说:“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丰沛的个性化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

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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