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民

1919年，鲁迅先生有感于“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中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先从觉醒的人入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年先生39岁，还没有孩子。

十年后，1929年有了自己的孩子。据《鲁迅日记》：“9月26日下午送广平入福民医院，夜在医院。”9月27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此后连续十三天，每天去医院看望母子，直至10月10日下午广平回寓。

当时，孩子生出来了，“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但从这一刻起，他把父爱给了他。“十月一日的早晨……他说：‘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从此鲁迅认真、谨慎地呵护着孩子的安全与健康。一个多月的时间携海婴去福民医院作了十次“诊察”；再往后半年的时间，又去福民医院洗浴、种牛豆、诊察、看病十八次；接着是平井博士寓“诊”六次；石井医院“诊”五次。直到1935年3月孩子已经五岁多，不留意烫了脚，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只要好后没有疤痕，我的责任算是尽了。”足见先生对于孩子的责任感。

有一张照片“‘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很多人都看过，老年得子，是第一个，还只一个，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与友人的书信中四十四次谈到海婴，先是“出院回寓已多了一个人”，“毫不佩服其鼻梁之高”。接着是“今已一岁半，既已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