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程

如今，诬告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先看数据。中央纪委曾公布，2012年29551名党员干部被错告诬告。现在呢？2015年，广东为10766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四川为5425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仅两省就达到了2012年的一半多。

有诬告错告才有澄清，以此观之，说诬告“数量大增”，不为过。

还有，“今年是地方换届之年，参照往年换届的情况，诬告陷害的不会少。”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不提拔不表彰，都没事，一公示要提拔表彰，啥举报都来了，有正常的、也有诬告陷害。

有人说，诬告是反腐高压下的“浑水摸鱼”。无中生有的诬告陷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分散反腐败的精力，会干扰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伤害清正廉洁的干部，乃至给一地政治生态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对风气，破坏官场秩序

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好坏，三个指标很关键：选人用人、效率作风以及对民生问题关注度。诬告陷害正是从这三方面影响一地政治生态。

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批判的“七个有之”之一。诬告陷害不仅本身是一种不讲规矩的行为，还会破坏一地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极大损害党的权威和团结。

4月初坠亡的广西桂林食药监局局长唐天生，就曾卷入一场“县长谋杀县委书记案”。

2011上半年，4名群众被指“谋杀”和 “敲诈勒索”时任阳朔县委书记谭峰，遭警方拘留，但93天后检方承认错捕，他们被无罪释放。

根据公开资料，被羁押的徐秋华、阳筱忠透露，在杀人假案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办案人员根据谭峰的指示，一定要他们供出，他们杀人的背后主谋是谭峰原来的搭档、已转往龙胜县任职的唐天生。

唐天生与谭峰的积怨早有传言。谭峰在2009年和2011年曾两次任职公示，两次公示期间，一家公司起诉阳朔方面的行政案件上诉到广西自治区高院，法院要求唐天生和谭峰等出庭作证，唐天生在法庭上做出了非常不利于谭峰的证词。

县长谋杀县委书记，最后被证实是“假案”，但当时经媒体报道后，对党的形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不过当年两人似乎都没受什么影响。公开信息显示，谭峰后来调任广西水库移民工作管理局副局长，唐天生十八大后才因为公款吃喝被点名通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五个必须”之一，就是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而诬告会助长非组织活动，搞团团伙伙，形成派系导致官场恶斗。

既然走到诬告这一步，说明双方不和已久、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一名官员就曾抱怨过，“一旦主官发生意见冲突，甚至诬告陷害，就会逼着我们站队，苦不堪言。”这样的内耗和争斗，很可能演变为派系之争，进而延伸到双方染指的领域，异化一地的政治生态。

众口足以铄金，诬告会让一些官员觉得人言可畏，息事宁人、不讲是非。

一名山西省委常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诬告会导致想干事的官员们不敢得罪官场上的“坏人”，“你得罪了这些坏人，将来提拔时就可能被他们诬告，影响提拔”。

“有些即便调查清楚了，被诬告的干部也会‘被放放，暂时不提拔。这一放就把人家给耽误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这部分是因为一些领导不敢担当，不想惹麻烦，害怕提拔了，万一以后有别的什么事，自己会被影响。

被诬告者得不到保护，诬告者会把诬告作为谋利的一种手段；诬告者得不到应有处罚，会把诬告当成一种习惯。最终，诬告就会混淆视听、扰乱秩序。

典型者莫过于江苏扬州市矿务局原副局长韩谷雨。他得知矿务局副局长张凯等人任前公示的消息后心存不满，随即编造了张凯花50万元买官的虚假举报材料，采用匿名方式分别寄给了省市领导。

其后，韩谷雨又打电话给其情妇王某，叫王某指使其侄在网上发帖，并将多名省市领导名字穿插材料中，以混淆视听、欺骗网民，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最终，韩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个人，消磨干事激情

对于被诬告者个人来说，诬告陷害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影响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干事劲头。记者最近就见过这么一名干部，他叫李元。

见面时，他正让家人帮一名朋友订机票，显得很焦虑，上一刻还在和记者很平和地谈话，下一刻就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情绪快速转换，状态一点也不稳定。

他原来在一个县任县委书记，颇具改革意识，一些做法得到了舆论的认可。但正因为如此，得罪了一些人。

“谁敢说他当领导不得罪人？！”他声音很大，说他在县里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到处写信，上级党委虽然澄清过，但他们只是稍微消停了下。“现在看到反腐力度大了，又开始四处诬告。”

他自言，这些挥之不去的诬告，给他的巨大精神压力还是小事。“当初在县里，因为这些诬告陷害，我不得不调整工作思路与工作进度，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有进一步突破的，也就放下了。”

他为自己辩解称：“即便是一般干部，告状的多了，也至少会留下个不会处事、不团结同事的印象，更何况我是当地一把手。老是这么多告状的，即便没有问题，也会让上级认为我驾驭能力不行。”

李元这种应对不足取，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诬告陷害对干部干事创业热情的影响，看似悄无声息，却很直接。

李元调离该县后，就断了和当地的联系。“不想让别人说，我在那里培养自己的势力，也是怕了那些告状的人。现在没办法，不得不和当地领导加强联系，搞好关系，希望见到告状的能帮我说一说、压一压。”

他说这话的时候，让记者同情，也很惋惜：同情他的遭遇，惋惜他的做法——不相信组织，而是以人情、圈子等潜规则做法来应对诬告陷害。这也许能把对他的诬告陷害“压下去”，但却会扭曲他的基本政治素质。

对反腐，影响专注度

有些诬告陷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借势打压”——借反腐败的“势”打压自己对立面的干部，其用心十分险恶，影响反腐败工作的专注度。

诬告陷害之风盛行，会牵扯纪检系统大量的人力、物力，误导反腐败斗争的方向。

“过去有句话说，一张邮票八分钱、要让纪委忙半年。”某地市纪检干部张林告诉记者，现在连八分钱都省了，网上举报或者网络上一发，就行了。

张林告诉记者，他所在纪委本来就满负荷运行，去年不得不抽调五个人专门来处理这些诬告：“我牵头，差不多是我们现有办案力量的四分之一。”

在日常的众多举报中，不查根本分不清哪些是诬告，哪些是正常举报。即便怀疑是诬告，与调查其他案件不同，诬告陷害案调查需要更严谨、更细致。“你说一个事情有，很简单，只要查出来一点就行了。现在快查快移更是如此。但要说一个事情没有，就必须调查更全面，有点类似此前的查深查透。”张林告诉记者，他们在“不实信件”的审结及问题定性上，会对问题定性是否准确、取证流程是否合法、调查报告是否“言之有据”等进行把关“挑刺”。

大量诬告、造谣牵扯了反腐败力量，影响了对反腐败案件的查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张林看来，“诬告陷害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让外界对反腐败产生误解，出现一些谬论。”比如，如果调查不够扎实，就会造成一个纪律“松绑”的印象，或者认为是在打击举报者。

“一些诬告者利用网民的非理性很容易对我们工作形成舆论压力。即使最后查明事实并非如诬告者所说那样，大部分网民也不会相信，反而认为我们是官官相护。”一名地市纪委干部告诉记者。

此外，纪检干部本身就很容易成为诬告陷害的对象。广东惠州市纪委近期的一份问卷调查就显示，35.6%的人认为纪检监察干部面临被查对象恶意攻击、恐吓、威胁、诬告的风险。有的被调查对象对纪检监察干部使用拉拢腐蚀招数不凑效时，便千方百计对办案人员及其家庭进行骚扰、诬陷，对其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反腐败眼里，容不得诬告陷害的沙子。诬告陷害这股歪风，非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