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与中国古代审美精神具有相通之处与不同之处。二者的相同点主要体现为：尊崇生命的审美精神，完整绵延的审美视域，注重直觉的审美方式。二者的相异在于柏格森更注重生命的自然属性和无常性，中国古代审美则更注重于生命的道德意义和永恒价值。

关键词：柏格森；中国古代审美；生命；绵延；直觉

作者简介：张永杰，男，1985年11月生，沈阳人，汉族，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中西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2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思想与在西方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大相径庭，而其在美学上的意义恰恰与中国古代的审美精神不谋而合。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审美精神有着西方以理性为主的审美精神所不及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也为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美学的发展带来了启示。具体来说，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与中国古代审美精神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尊崇生命的审美精神、完整绵延的审美视域、注重直觉的审美方式。

一、尊崇生命的审美精神

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充满了生命的激荡，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冲动与活力。中国古代的艺术与审美精神也恰恰如此，“生生不息”向来是中国文化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将这种生命力视为一种永恒的创造力，这种生命力是自然与人类不断前行进化的内在根本动力，也为艺术带来变化常新的活力。而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崇尚这样一种生命的蓬勃发展与创新活力，《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体现出古人对生命的强盛活力与生命进化重要性的体悟，生命正是因为始终在前进才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正是具有着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中国古代艺术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始终体现出生命的本性，重视人的生命与生存。文化艺术也总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人生活动复杂多变，文化也随之移行变换。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美是具有生命力的美，这种美并非独立的抽象概念，而是始终与具体的时间空间中的生命现象紧密相连。当代中国学者们所要弘扬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鲜活的东西”，并非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或是逻辑推演出的理论概念，而真正让中国古代艺术能够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原因是其始终都与自然和人生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在变化的世界当中随时变化而保持常新，时刻像旺盛的生命一样充满了活力。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文化艺术才具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二、完整绵延的审美视域

“绵延”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中即“真实时间”。柏格森认为“绵延”具有永恒的运动性。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柏格森将“绵延”视为一条无底无岸，朝着无法界定方向流去的和河流。无人知道其动力是什么，但它却是超越了概念和物质世界的永恒。这样的形容正与中国古代文化中“道”的性质相类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道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无形无状，无法以理性认知。老子认为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而道的另一特征则是永恒变化。道始终在变化在运动，但也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却是恒久稳固的，老子称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因此，在中国文化中，道作为万物的本源，不见行踪却能够化育天地万物，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创化生命。

柏格森视这种永恒的变化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认为这种变化体现了生命的盎然动力，生命正如同绵延的河水，因为永恒不间断的流动所以永保清新。这种认为生命是一个完整动态的观点不同于西方传统注重层层剖析的逻辑认识方式，也纠正了西方偏向机械化的科学倾向，也使其哲学具有了艺术的色彩，为美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同样注重审美的完整性，天人合一精神即是最好的体现。中国古代审美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审美，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美与人的现实生存向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关乎人生存的每一件事物都密不可分。正是因为人渴望生存才体验到了美，人的一切审美活动也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生活艺术化因此成为人们一直以来的向往追求。西方逻辑理性的兴盛一度导致艺术远离了人的生存，但生存永远是艺术扎根的沃土，美及其理论也终究要回归长青的生命之树。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 但生命之树常青”，美的主客观之争亦是逻辑概念对美设下的圈套。对美是什么进行概念的求解其实毫无意义，美只有与人的生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柏拉图称美是难的，但美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美，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体验，用实际行动去让美发生。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正是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让美在绵延的时空中与人们结伴同行。

三、注重直觉的审美方式

柏格森以“奇异的想象”和“优美的文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其富有艺术精神的直觉主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柏格森非常注重直觉的审美，认为“直觉按生命的形式塑造，而理智却机械地对待一切事物”，人的功利实用主义思想束缚了自身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但直觉却能够沟通人的内心与真实的世界，让心灵感知到充满生机与不断变化的真实的世界，而艺术的作用正是在于人们可以通过艺术获得直觉的体验。中国古代审美同样注重这种“直觉”意识，“神思”“妙悟”等审美体验方式都注重人与天地宇宙在一刹那间融为一体，感悟到真实世界的永恒和无限深远。

人的主体性逻辑认知只适合于由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正如康德所言，人的理性只能认识到在场的事物，而对于事物背后的不在场则无法认知。这种不在场正是不可知的，只有通过艺术思维才能体验到。卡西尔同样推崇艺术思维，并将这种思维的起源追溯至人类的远古神话时期。古老浪漫的神话既是人类生存的印记又是人类审美的理想，是人类对早期天人合一生存境遇的真实呈现。只有通过这种原初性的神话思维，才能感受到万物之间隐秘的关联，感受到人与世界的交融与纠葛。

人，立足大地，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心怀希望。这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最本真的生存写照。艺术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艺术的本源，正是在于其完整地呈现出了人类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只有在这种本真的生存状态中，艺术呈现出了在场与不在场，让隐匿的美得以在人的心中呈现。美并非能用人的普通认知方式所掌握，但却可以通过直觉体验引起人内心的共鸣，唤起人对自身生存的希望和动力。这样人才能体验到美，与美共在，让美在自身的本真生存中得以呈现。因此，艺术揭开了真实世界的面纱，让人直面本真的生存，与美和真理共在。

四、两者差异

作为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代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毕竟形成于西方长期以来的理性传统，并受到西方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思想上难免会留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科学主义的烙印。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虽然与中国古代审美精神有着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一方面，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与创造力，更具有自然与科学上的意味，这与当时达尔文进化论的兴盛不无关系，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达尔文自然科学主义的影响。而中国古代艺术精神所推崇的生命力与活力，更近似于一种贴近人伦道德生存的生命，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与柏格森更为注重人的主体性的生命意识有着源头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柏格森的非理性直觉主义更强调绵延与直觉的偶然性和无常性，注重对世界变化和丰富多彩的个别性把握，这也是由直觉主义衍生出的意识流小说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古代艺术则在强调万物变化的同时，也兼顾着自然与人生具有整体性、稳定性与规律性的一面，更注重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人生前行的平衡发展与持久稳固。

中国古代审美精神虽与柏格森直觉主义美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二者却可以取长补短互为借鉴，在通往美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实现道德提升与自由解放的艺术宗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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