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贽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童心说”，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理论。其诗作多为咏怀诗，在体制上不受限制、随性而发，内容上大多直抒性情，语言风格自然朴实，连用典也独具特色。探究其咏怀诗特点能够加深对于其文学思想的理解，也能从中窥见李贽特立独行之人格。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咏怀诗

作者简介：郭庆如（1993.10-），女，籍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汉族，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词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一、咏怀诗分类及简析

李贽的诗存于《焚书》中147首、《续焚书》中145首，共292首，多为组诗，不受格律限制，以古体诗为多。其诗歌以咏怀诗为主，主题情感多样，但大都是直抒胸臆。虽然“童心说”是其晚年之作，但他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未曾失其“童心”，可以看出“童心长存”这一理念应该早已存在于李贽的脑海之中。

其咏怀诗按其吐露之情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羁旅情怀

李贽一生奔波劳碌，自谓“尘世无根若卷蓬”，因此旅怀诗成为其诗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旅怀诗所述之怀颇为复杂，有漂泊之苦、隐逸之志、怀古之意以及忧患之思。

《卷蓬根》是其对于自己漂泊四方之生涯的写照，“南来北去称贫乞，四海为家一老翁”，前一句略露悲戚，后一句便显豁达。《客吟》四首其二“正是狎鸥老，又作塞上翁”，隐含隐逸之意，心慕出世之道，然其四又因“时有倭警”，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其矛盾性若此，却又都在情理之中。

李贽在流离四海之时，还创作了许多怀古诗，或歌咏历史人物以表现自己的爱恨，或借古讽今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谒关圣祠》“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直白地表露对关羽的敬仰之情。《聊城怀古》则极言对鲁仲连这样的儒士的仰慕之情，也表达了对当时将士尸位素餐现象的批判，既是怀古诗，也是忧患诗。

（二）闲情逸致

此类诗以说理诗、咏物诗为主，主要讲述其生活中自适之乐，表达其人生追求。

《富莫富于常知足》，说理性近似散文，属七言古体，明白晓畅地表达了自己知足常乐的信条，以及不求荣华富贵，但求朋来四方、流芳百世的人生追求。说理诗还有《读书乐》，虽然“童心说”中主张“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读书乐》中却将读书作为“怡性养神”之事，说明他并非主张不读书，而是认为不能被书中“道理闻见”蒙蔽了初心，应当将书化为己用，“一与心会”则“其乐无穷”。

咏物诗像《同深有上人看梅》，“东阁观梅去，清尊怨未开。”带着诗兴同客人去观梅，梅花却没开，直接用一个心理动词——“怨”，表达了其失望之情。此行未尽兴，便待初春时节又来观梅，自称“特地看花来”的“金陵一逸客”，可见其雅致的生活情趣。

（三）亲情友情

所谓“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之本心，饱含真情，对妻子儿女的亲情、对知交好友的友情。

李贽辞官后，女婿庄纯夫曾到麻城探望他，临行前，李贽嘱咐他“夫妻共食啖，不得到麻城”、“三子皆聪明，必然早著声”。希望他与女儿相亲相守，不用牵挂他，也关心孙儿的培养，可见他对家人的关爱。次年，李贽夫人黄宜人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写下《哭黄宜人》六首、《忆黄宜人》二首，语词凄婉，可见他与夫人的恩爱，对夫人去世的深切哀悼。

李贽一生最重友情，他交友条件苛刻，但相交便倾其所有。黄安耿定理英年早逝，李贽作《哭耿子庸》四首，“君生良不虚，君死何曾死”表达了对他的缅怀与追思。李贽晚年还曾于武昌给友人刘晋川寄诗，“中夜闻人声，疑是见君子”，夜半恍惚间似是听到友人的声音，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二、语言风格及用典特点

李贽的诗，语言风格以质朴无华为主，近似口语，讲究格律者少，盖皆偶然神思契合所得。诗中多用心理动词直接表达心情，像“恨”、“怨”、“敬”、“亲”等，而不是按照传统诗歌审美，以赋比兴的手法，用形容词隐喻作者的感受。语言哲理性强，诗句中常带有佛理色彩。这种语言风格与李贽“疏狂”的个性不无关系，骨子里的孤高狂妄，发而为诗，则任意为之皆自以为妙绝。

李贽诗中用典多为事典，以前文所提到诗句中用典情况为例，分析如下：

“东阁观梅去”中“东阁梅”与“官阁梅”、“何逊赋梅”为同源典故，其本事为南朝梁何逊在扬州为官时，官府中有梅，常吟咏其下。

“正是狎鸥老”中“狎鸥”同“鸥鹭忘机”为同源典故，典出于《列子·黄帝》，心无巧诈、与世无争之人才能与鸥鸟亲近，喻指隐逸之志。

典故多出于其晚年诗作，应是其晚年读书愈多、人生阅历更为丰富、心智愈加通透之故。所用典故多为与其心境契合者，是诗人在阅读中积累的知识在合适的情境下自然联想到的，而不是“掉书袋”式的堆砌，可见他确实做到了“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三、结语

总的来说，虽然李贽对孔子多有微词，但其诗作大体上还是符合孔子所提出的诗歌作用——兴观群怨。言志，则毫不保留地吐露情志；咏物，则清新自然地描绘事物；抒情，则热烈奔放地表达思慕；讽谏，则直言表露对于时事的忧虑。但手法上基本抛弃了“赋比兴”的传统，连平仄对偶都弃之不顾。这种创作方法于明中后期复古思潮之下确实打开了清新自然的新局面，但于诗体而言，这种创作的艺术欣赏性有所欠缺，虽出于“童心”，却算不得“至文”，可见“童心说”这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应辩证地看待，既要保持“童心”，也不能将形式上的东西尽数抛却。

参考文献：

[1]李贽，焚书·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贽，藏书（四册）续藏书（上、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许建平，李卓吾传.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