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狐形象到魏晋时基本定型，此时的志怪小说中开始出现人形的狐妖，并有大量的用媚术蛊惑世间男女的记载，这一形象被后世小说家拿去进一步敷演，使狐精的形象深入人心。

关键词：狐意象；图腾；符瑞；妖怪

作者简介：梅燕妮（1991.10-），女，山东省即墨市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全日制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狐这样被最充分地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而且狐文化和诸如牛文化、蚕文化之类不同，后者都较多包含着物质生产的内容；也和蟋蟀、蝈蝈文化不同，后者包含着极大的赏玩性和娱乐性。狐是自然物，但在狐文化中，狐基本上不以狐的原生态形式出现。

一、远古：图腾崇拜

东汉赵烨的《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了禹娶涂山女的故事。

说的是大禹走到涂山，遇到了一只九尾白狐，又听到涂山人唱的九尾白狐歌，觉得自己的婚姻当在此处，便娶涂山女为妻。故事里有大禹、涂山女、九尾白狐三个物像，九尾白狐在这里作为一个象征物，应当是涂山女的化身，作为涂山氏的灵兽，涂山人对九尾白狐的讴歌，也就是在赞美涂山女，禹见到的涂山九尾白狐就是见到了涂山女，所以娶她可以幸福恒昌，多子多福。

众所周知，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初期的宗教形式，而涂山氏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夏部族以外的氏族。当一个部落将和本部落生存息息相关的某种动植物作为标志及祖先和亲属的时候，图腾观念就产生了。涂山氏将狐作为本氏族的图腾，意味着在他们看来，自己是狐的后代，或者与野生狐有着血缘关系，于是就出现了禹娶涂山女的神话。

二、《山海经》中的狐

说起狐，不得不提起《山海经》，这部书大概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保存了较多的世代累积的各部族巫话和神话。鲁迅先生称其为“古之巫书”。《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动物，大部分都奇形怪状，让人怀疑大都不是实有之物。其中记载狐的部分，笔者从《山海经》中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南山首经》、《海内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西经》中大致统计出9条相关记载。其中大体记载了三种狐：青丘九尾狐、玄狐和类狐的兽。其中狐状兽又可分为：鱼翼狐、有翼狐、九尾九首虎爪狐、白尾长耳狐和背角狐五种。这些狐状兽都是狐的变体，是以自然狐为原型虚拟出的动物。关于这些狐的文化内涵，现在一般认为，它们并不是妖怪。

先秦人认为怪物是异气所生，且有一些怪物是作为某种自然现象的征兆出现的，它们和对天气变化敏感的鸟类昆虫一样，本身并不具备神性和灵性。但先秦人更多的认为怪物是不祥之物，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但是《山海经》中所说的“妖怪”，一部分应当是属于巫术的范围，一部分则是各个部落民族原始宗教中的动物图腾遗存，因此有不少研究者用图腾观念解释其中的动植物。所以《山海经》里的狐，基本也是这种状况。青丘国或青丘山的九尾狐和凫丽山的九尾九首狐状兽可以看做是同类。他们基本记载于《南山经》、《东山经》、《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大体位于东南两个方向。这让我们想到夏禹时代的涂山九尾狐，涂山氏本居于河南，后向东迁徙，因此从地理方位来说，《山海经》中的九尾狐和涂山氏之九尾狐，必然有着某种联系。可以给出的猜想不外乎：一是青丘九尾狐是由涂山九尾狐而来，二是涂山九尾狐在流传过程中易地而成青丘九尾狐，三是涂山九尾狐是青丘九尾狐的一个部落分支，二者有着共同的血脉，故均以九尾狐作为部落图腾。而剩下的玄狐和类狐兽，也都可以说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三、瑞狐形象

郭璞注《山海经·大荒东经》青丘国九尾狐，称：“太平则出为瑞也。”后来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也说禹“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由此可以看出，在狐图腾之后，狐又被符命化了，图腾狐变为符命狐。

《史记·陈涉世家》里记载了一段我们熟悉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其中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为了让人们相信陈胜是“真命天子”，由吴广在夜间躲丛祠，点火学狐鸣呼叫“大楚兴，陈胜王”，结果“威众”效果极佳。在丛祠里学狐叫表明了狐的山神身份，而借狐神的名义喊“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表明狐神可以昭示天命。由此可知，狐的这种神性一定是为人民所知，才起到了服众的作用。当然这可能不像汉代的符瑞观念那么成熟，但很显然是包含着符瑞因素的。

两汉的书中，尤其是纬书中，作为瑞狐的九尾狐、白狐、玄狐非常多见。汉后凡言帝王符瑞者，莫不言及瑞狐。北魏一朝对符瑞观点看得很重，因此文献中见九尾狐的事迹屡次出现。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记录都是真的，但不会是九尾狐、白狐或黑狐。只是可能毛发发白或发黑，而比附而已，但已足以看出朝廷对符瑞的迷信。

狐瑞兴于汉，经过魏晋而极盛于北魏，甚至直至唐代仍有瑞狐的记载，但早已不涉及国家祥瑞，且此类记载算少数。

四、狐形象衍变的原因

从远古时期的部落图腾，到成为符瑞的象征，再到成为妖狐、媚狐的形象，狐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只是它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三个。

（一）狐的习性

狐有昼伏夜出的习性，其实狐的夜出日藏只是在生存竞争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庄子》用戒来解释这一习性。狐警惕性、戒备心甚重，为趋利避害，故而夜行昼居。这不免就带上阴暗色彩和神秘感，引发人们对它产生敬畏情感，或视为神灵之物而崇拜之，或视为不祥之物而避忌。

狐的机智多诈。在中外典籍、寓言故事里狐的形象不外乎是狡猾机智，似乎我们一提起狐狸，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个形象。其实，狐的多疑也是机智的表现，所以白行简《狐死正首丘赋》说“听冰而表智”。《战国策》“狐假虎威”的故事，狐因为机智多诈，所以虽然捉弄了虎还可以保全性命。很多人拿这一特点，大做文章，似乎狡猾就成了狐的代名词。

总之，狐昼伏夜出、多疑机智的习性原本是为了生存的天性，但是在古人眼里这些习性被主观的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变成了贬义被写今进书里，流传了下来。

（二）巫术文化

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殷商，巫作为沟通人和鬼关系的超自然力量，一直是氏族和国家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文化传承者。西周以后虽然重人事而轻鬼神，使巫的政治地位下降，但又广泛的活动于民间，特别是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诸侯国和部族，巫和巫术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处于重要的地位。

巫不仅能够降神驱鬼，还是远古以来神话及巫话的载体和传播者，因为他们的存在，远古神话和巫话得以世代累积和相传。狐作为从远古时期被崇拜的图腾，它图腾的形象也在巫的口中代代相传，所以在周初文明程度较低的诸侯国里，狐依然被奉为图腾，处在神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依然有大量狐图腾崇拜记载的原因。

（三）妖怪思想

虽说狐曾是神兽、灵兽，但它和龙、凤、麟毕竟不同。狐太平常了，人人熟知熟见，出没于荒林古穴，潜入人家窃鸡盗食，它在早已脱离原始蒙昧的人们的心理中，很难唤起神圣崇高之感。战国以来有“穷乡多异”、“穷乡多怪之语”，由此来判断，狐的妖精化首先是在民间出现的。如果说汉儒在经学文化的背景中把狐饰为瑞兽的话，那么野老村夫则在民俗宗教文化的背景中把狐化为妖怪。加上方术之士的参与，从理论上提出妖化的观念。这种妖化观念影响于民间，自然也会促成狐妖说的流传。

对于民众来说，相比较于瑞狐抽象的形象，瑞狐更为生动具体，妖狐属于人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瑞狐则只存于符命家的瑞应图中。因此，狐妖的观念一经产生便迅速扩散，流布于后世，以致取代了瑞狐的观念，成为大众文化心理的共识。所以即便后来妖狐在新的狐崇拜中上升为神和仙，也只是妖神、妖仙，再不是符瑞物。

总的来说，狐的形象从远古时期演化至魏晋，经历了从图腾到瑞兽再到妖兽的转变，魏晋时期出现的幻化为阿紫和”胡博士“的男女狐妖人形，基本奠定了以后的发展方向，狐作为媚兽的形象被放大，妖媚性淫的狐精女子，屡次出现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妖狐形象的广为流传使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即使是被供奉为狐仙，也终究是精怪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李建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4.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上海：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