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

摘 要：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端可以溯源至先秦时期，时间回到至20世纪下半叶，身处西方的李欧梵，可以对中国现代作家们保留有一种疏离感——无论是在空间层面上还是在时间层面上，他和由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等人构成的一代人已经有了足够多足够大的距离，这种疏离足以帮助他以一种更为冷峻更为犀利的眼光去分析这一代人的历史意义，重新解构现代文学上的浪漫一代。

关键词：李欧梵；浪漫主义；现代作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李欧梵先生作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学者，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中，就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等作家身上体现出的和时代相符的浪漫特质，一一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谓“狐狸教授”

性格有可能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教授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欣赏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这里按之以赛亚·伯林的原著：

“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1]

这个道理总结归纳起来：狐狸狡猾嬗变，刺猬专一而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表现出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实际上，应该是首先有李欧梵自己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然后才后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的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可以说休戚相关。从本书“序曲”一节便可看的到，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不是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了美国后究竟该研究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攻读国际关系学，尔后揣摩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跟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李欧梵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

谈到李欧梵个人经历，就让人羡慕不已，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从夏济安，到哈佛的费正清、杨联升，乃至对他产生真正实质影响的普实克，随便选出一位，可都是一代学术名家。

说起李欧梵的教学生涯，当年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汉学专家真的屈指可数。但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特别出色。特别是当时教本科生班，就连李欧梵自己也承认失败。惟有八、九人的小班教学，他得以发挥所长，因材施教（可以说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二、中国的浪漫一代

其实书名叫做早期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更为确切，因为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政治气氛的严肃使一批温和派浪漫作家都无法乐观，更枉谈浪漫。而进入三十年代后，国运维艰，任何以浪漫自诩的作家都无法完全的和社会疏离。

“五四”后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中国上个世纪作品和大师集中喷发的黄金十年。西风东渐，众芳摇曳，流派纷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互见，谁都不能完全割裂，霸占一方。书中所选的徐志摩、郭沫若是浪漫主义纯度较高的作家，萧军、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则是现实主义背后隐约闪耀着浪漫的灵动。

论及现代作家浪漫性的来源，应该是本土传统和西方点化互相生发的合力。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感性的认知，而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又浸淫着这个民族几千年，而中国的历代文人在修齐治平之外又都多少带有一点生活情趣，对自然的感怀、对人生的伤往都触发了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追求。《诗经》开篇之《关雎》就已经种下了浪漫的种子，而后，无论是儒家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道家的道法自然，包括屈原的《离骚》、《九歌》共同成为中国文学绵延两千多年浪漫主义的原点。

到了晚清，国门渐开，中国文学渐与世界接轨。这是一个碰撞及融合的过程。在当时文坛上有话语权的一批文人大都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所以对西方的文化遗产恨不能立刻嫁接于本土。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又为本土文学提供了一个范本。所以，论及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浪漫的时候，不能不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传统的浪漫和舶来的浪漫。传统的浪漫偏于气，舶来的浪漫偏于质。而在碰撞的过程中，传统的浪漫因白话文的兴起而受冲击挣扎着断裂，舶来的浪漫因顺之时代潮流而欣欣向荣。

全书第一章，由“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讲到了“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一脉贯穿地阐述了当时文学界的兴起。正是这种物质载体的出现，伴随着引领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使得新的文学的出现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章末还提及了当时几场著名的论战，比如“为人生”与“为艺术”……可以说，正是这些思想的碰撞，擦出了破除黎明前最后一丝黑暗的火花。第二章，李欧梵先生提出了“文坛”和“文人”两个概念。他的“文人”专指作家，不包括学者。中国的文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在古代，是与“武职”相对的，纯文学很少作为一种被社会接受的职业。同时在书中，李欧梵先生也没有给过“文人”在中国现代语境下的阐释。他只是简单地谈了现代文人与古代文人的差别，比如现代文人与媒介的联系更紧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惜书中没有展开。关于“文坛”，将之称为文学团体、刊物、报章和出版公司共同构成的一个现象。其实，对于某一时期的文坛概括，总能找出一个地域作为其代表，比如清末的桐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全书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列举了当时中国浪漫主义的七位作家。至于选择这几位作家的原因，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标准。中国的浪漫主义，就是要“感情所占有的首要位置，自然而然的存在于他们作品之中，而非纯粹的文学修饰，他们都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化与生命的激烈主观潮流先驱者。”

七位作家不能一一详细分析，这里说一下林纾和苏曼殊。俩人都很有传奇色彩，一个是不懂外文却一生译注180多部，至今无人能及的怪才，一个是中日混血，来去潇洒，最终遁入空门的多情公子。相信很多人都对林纾的入选感到奇怪，甚至反感。的确，他反对白话文，他也曾11次拜祭光绪皇帝陵墓，但他真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所说，是一个落伍的荒谬的遗老遗少呢？林在其祭祀光绪皇帝的文章里交代得很清楚，六旬老翁，九叩而拜，涕泪横流。他的情感态度完全发自个人，而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之流。苏曼殊的身世飘零，可以从他自传性质的《断鸿零雁记》里一窥端倪。脆弱、敏感的情绪萦绕在他短暂但不失辉煌的一生。率性而为，当然书中也介绍了这个浪漫多情种子的一些逸闻趣事，其一是他的多才多艺，通五种语言，两三年间学会做古体诗，陈独秀称赞他“真是所谓天才”，其二是他的贪吃，喜欢烧卖、年糕、牛肉，尤喜香烟、糖果，据说他的离奇去世，也是因为一口气吃了60多个小笼包子，并且还混着咖啡……林纾和苏曼殊各有其作为浪漫一代的值得称道的一面，林埋首于古旧传统，旧有秩序崩溃后，又流向西方，他是最后的儒学者与首个西化者。苏的个人气质决定其不用儒家标准去解释，摇摆不定，为情所困。可以说，他的行动风度，对郁达夫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白璧微瑕

学者王德威曾经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不同学者的评价略有差异，但是，这话表达精当，与李欧梵时不时地自叙“狐狸型”学者有款曲暗通之妙。美哉！

李欧梵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本就十分了得，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先生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方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汇集现代都市文学、市民文学等诸多文化因素研究一体，奠定他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将茅盾先生《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直接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一个终结者，这些成果，都让读者耳目一新。

当然书中也有些许遗憾，纰漏之处在于，十年的浪漫作家选择上，女性作家一直是个空白，有待填补。女性作家当然也有在文学史上值得一书的风采。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大潮中，浪漫主义作为其中的一朵浪花，如果李欧梵能做以横向比较，将会是很令人期待的事情。与徐志摩等人留学的同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已经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也已经问世，但是似乎没有得到当时东方学者的关注。李欧梵的论文轻而薄的点到了这一现象，就没有了下文。而在个人的传记式叙述的时候，偏于将个人经历和作品思想结合，没有背景环境的影响，偏于排列和单薄。至少这一点，和李欧梵以后的作品《上海摩登》、《铁屋中的呐喊》相比，缺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从书本身来说，营造历史感是李欧梵这部作品最杰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成为这本书最严重的缺陷。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不如夏志清和夏济安的作品来得分析深刻，对文本的细读也不如夏氏兄弟精到；而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李欧梵的作品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是很明显，李欧梵只是隐约把握到了历史的脉络，他并没有真正地呈现出恢宏的画卷。

注释：

[1]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P26，译林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M].香港：三联书版社，1995.

[3]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4]【英】以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M].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1.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