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作家在成长生活过程中所深切感受的地域文化资源总是会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在其作品中得以呈现，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莫言小说中所构筑的“高密东北乡”正是高密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对小说中存在的高密文化的人物品格，民俗信仰，地方戏曲的提取，可以直观地看到莫言小说中高密文化的呈现。

关键词：莫言小说；高密文化；人物品格；民俗文化

作者简介：朱莎莎（1994-），女，汉族，浙江省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13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02

莫言出生并成长于山东高密县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在家当农民，干农活也不中用的莫言一有机会便泡在人堆里看热闹，听故事。21岁的莫言参军入伍，才算真正的离开了高密，可以说莫言的一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完全浸润在高密农村文化中，而“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模式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格模式的差异。一般地说，每个人受文化濡染而形成自己的心理图式主要在儿童时期完成，之后只是在此结构图式上不断加深同类文化印迹”[1]幼时高密地域民俗文化的濡染对莫言及其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莫言的小说中大多数作品都以“高密东北乡”作为描摹的对象，有着丰富的高密文化的印记，如强烈的生命意识，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地方戏剧，地方风俗等等。

一、莫言小说与高密人物品格

高密在地理位置上临近海域，境内河道密集，导致高密境内长久以来水患不断，且时常遭受到旱灾和蝗灾的侵袭，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当地人最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人民生活十分艰苦。而近代以来连年的战乱，使得生活的艰苦直逼人的生理承受极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高密人野草般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为了高密文化的精神内核。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被莫言所体验过的，他将这种人格赋予笔下的人物，从而塑造出一系列富有这种崇高人格的人物形象。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便是一个典型。被人寻思着该去见阎王的黑孩儿，光着膀子赤着脚行走在寒冬中。手砸烂了，抓一把土按上，肚皮擦破了抓一把土按上。这是一个不被珍视的如草芥般卑微的生命存在，但在他身上却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韧性和近乎野性的倔劲儿。黑孩儿在拉风箱时“瘦身子前倾后仰，炉火照着他汗湿的胸脯，每一条肋巴条都清清楚楚。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的跳动着。”[2]小石匠看见他这样让他趁早放弃时，黑孩儿头也不抬地继续拉火。当菊子不忍心看黑孩儿受这苦，强行将其拉走时，黑孩儿恨恨地咬了她一口又跑回去继续拉火。黑孩儿的倔劲儿和顽强的生命力展露无遗。

在《粮食》中，莫言根据自己村里人曾有过得真实的经历描述了一个母亲在生产队大量吞食整粒粮食，回家后呕吐出来，给孩子们充饥的情节。“伊回到家，找来一只瓦盆，盆里倒了几瓢清水，又找来一根筷子，低下头，弯下腰，将筷子伸到咽喉深处，用力拨了几拨，一群豌豆粒儿，伴随着伊的胃液，抖簌簌落在瓦盆里……伊吐完豌豆，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孩子和婆母，围着盆抢食。”[3]莫言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描绘出了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母亲身上强烈的生命意识。

二、莫言小说与高密民俗文化

“风俗民俗是以传统的风俗和习惯的形式传播的民俗事项，主要包括民间信仰、仪式活动、民间舞蹈、民间戏剧、信仰等等”[4]而地域的不同也使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一现象的出现，民俗文化也成为地域文化极富标志性意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动植物崇拜信仰意识

高密临海的地理环境，赋予高密人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生存环境的艰苦，现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使高密人产生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慕和向往，于是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便孕育而生，成为高密民间最为独特的世俗文化。在日常生活中，高密当地人也热衷于谈论仙狐鬼怪、花神树精、妖魔神灵等奇闻异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氛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有了创作的素材。这些鬼狐神怪故事滋养着幼时的莫言，也为后来莫言的魔幻主义创作提供了源泉。

在高密民间狐狸精信仰尤为普遍，“称狐为大仙、狐仙，建有土庙。现在高密地界上还保留着多处狐狸王庙。对于狐狸的敬畏使得许多老百姓家内设神龛（也叫“设案”）供奉，牌位上书‘仙师或‘仙姑某某之位。“[5]在《球状闪电》中就有关于狐仙有关描写“狐狸的皮毛光滑，圆圆的眼睛上生着两撮白毛。它的眼睛像电光，下巴咧开，露出几颗雪白的牙齿。”而此时望着狐狸的“老太太浑身麻木，如同触电，瞳孔扩大，面前一片迷蒙。她嗫嚅着：仙家，仙家……”[6]在《爆炸》中也提到了姑误入坟地看见狐狸炼丹这样神乎其神的事件。这些有关妖魔鬼怪的故事和动物崇拜意识的引入，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读来留有余韵，民间传说因素的加入使小说多了一层魔幻神秘色彩的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二）猫腔

关于猫腔，莫言曾在《茂腔与戏迷》中谈道“茂腔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剧种，流转的范围局限在我的故乡高密一带。它唱腔简单，无论是男腔女腔，听起来都是哭悲悲的调子。”[7]莫言在作品中曾多次引用猫腔中的唱词。而在《檀香刑》中猫腔更是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形式和叙事因素：“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篇名采用工整的戏剧话本回目式的四字标题，如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等等，在凤头部”和“豹尾部”的正文之前都会引用一段猫腔《檀香刑》 以唱词或道白为引子，在正文中也会不时出现猫腔的戏文，也正是“文本中大量引用`猫腔'戏文、韵文，使得文本始终贯穿着一种戏剧化的音韵和节奏”。[8]

为了向高密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大踏步的后退，莫言在《檀香刑》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意的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小说中很多人物实际上是脸谱化的，比如，被杀的孙丙，如果在舞台应该是一个黑头，用裘派唱腔。钱丁肯定是个老生了。女主角眉娘是个花旦，由荀派的演员来演的花旦。刽子手赵甲应该是鲁迅讲过的二花脸，不是小丑，但鼻子上面要抹一块白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儿子赵小甲肯定是个小丑，他就是个三花脸……”[9]但为了防止人物的脸谱化走向极端，“作家又有意打破这一僵硬的定性定位，通过系统间 （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信息的流通和互动，以求人物纵横上的发展变化。”[10]在人物反映其定性的特征性格时，也揭示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灵魂深处的内心冲突。

莫言在《檀香刑》中将当地猫腔的戏曲语言和小说语言进行了融合，以戏曲的形式结构小说的叙事形式，以传统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写当代小说是在复归中的一大创新，使小说语言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使人物形象愈加的鲜明立体，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度。

参考文献：

[1]崔志远：《当代文学的文化透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3]莫言：《粮食》，《与大师约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4]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5]柳平：《高密文化：打开莫言小说世界的钥匙》，[硕士论文]，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4年，第7页。

[6]莫言：《球状闪电》，《欢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7]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散文随笔录》，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8]张文颖：《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9]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访谈对话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第383页。

[10]王金胜：《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