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令飞

接近年关，各种酒局恐怕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难关。

劝酒本身是一种礼仪，但是在历史中，不乏礼仪变质成为与利益相关工具，敬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了不知道回敬也是不懂人情世故。这种酒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强制与胁迫何时产生，又是如何蔓延到全国的？

酒的文化本身纯粹，然而劝酒文化却另含目的。

劝酒与逼酒

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埋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自己喜欢喝酒，更喜欢劝酒。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闷。谁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人求情，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

如果说张飞、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曹操、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据《三国志》记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兴，开宴会请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相比曹操，孙权也没好哪儿去。在一次宴会上，孙权逼大家喝酒。虞翻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他爬起来就要溜。孙权大怒，拔剑就砍，要不是身边人拉住，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

酒可以是政治液体

常为政治统治的道具

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很大。后来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与规定是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所以，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

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

宗法与权力

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

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

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国人的文化性格。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包拯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潜规则。

劝酒文化是糟粕

解决应从体制着手

劝酒文化毒害社会风气。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如，河南、西安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因为逼酒构成刑事犯罪的不胜枚举;江浙岭南一带，劝酒风气相对弱很多。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

为了混迹这些酒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即便是当代中国，酒与酿酒产业依然是政府把控的产业。当代酒文化有着政治的烙印。

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很多地方将酿酒当成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2/3的份额。从世界范围看，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国家，酒的市场占有率则相对低，所以中国的酒产业折射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落后。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

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官场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好在这些情况在不断改善。

当代劝酒文化是传统社会酒文化的变体，只要酒桌的“权力场”还未消除，敬酒劝酒的习俗也会一直持续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