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李杜身上确有机会主义的元素。在艰难的进阶之路上，他们不可能完全摒弃庸俗的东西。比如在长安的辛苦“干谒”，两人受尽屈辱却又乐此不疲。对这些岁月，杜甫和李白的诗中记录得最充分不过。“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这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句子，其中写尽了自夸与自怜，简直不忍卒读。“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竞何辜，远身金殿旁。”这是李白的《古风》第三十七首所写，是他被逐出长安后的惶惑与痛苦，为远身金殿感到莫大的屈辱。他先后与韩荆州、张、独孤明等官场权势人物迎合攀附，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悲酸落在心底，也只有敏感的诗人自己知道了。杜甫更是如此，他一生不得不与之往来或接近的权势人物，有一些显然是让其非常痛苦的。比如他诗赋中歌颂的滕王李元婴、梓州的章彝、国相杨国忠、韦左丞丈济，都算是这样的一类。

利益与机会摆在那里，有时候是由不得人犹豫的。

但是机会相同，寻找这机会的人却可以是有大区别的。有些问题，有些人物，需要相当细致地辨析才好。像美国的庞德、挪威的汉姆生，都曾经跟强势的希特勒思维合拍共鸣，做过一些附和的事情。而希特勒崇拜前人瓦格纳，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如庞德和汉姆生这类人物，当时总算是服从了个人的“感性”和“理性”，也许是从心底认定了反犹的正确。他们究竟是为了个人的进阶，还是其他，这的确需要分类甄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