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海涛

这是一个流行纪念和遗忘的时代。换言之，我们习惯了在日复一日的喧嚣中去选择憔悴的、没有质感的生活，于是大家都沉浸于现象的满足，对于崇高的遗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露骨并且肆无忌惮地出现。在此我们必须重申一个命题——关于近代“回回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今天的重申不是为了宣告抗议，只是为了防止被记忆湮没。坦诚地说，我宁愿没有以此为题进行写作——因为每一次宣传其实都是一种无奈的抗争，因为最好的纪念原本就应该心照不宣。最冠冕的口号背后往往是最大的失语。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这只是我的举意。

在回溯这场基于群体自觉和民族自救意义上的伟大运动的时候，我的面前浮现出先贤先驱们背负希望彳亍前行的背影。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智识群体同行共伍——他们本就属于这个群体。自胡登洲、王岱舆以降，回回民族的精英和智识阶层就从未把自己分离于这片土地之外，他们既没有盲目排斥汉文化，也从未把自己当作另类。“以儒诠经”就是回回民族的先驱第一次基于危机与文化自保意识之上的文化复兴活动。藉由经学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出现了明末清初汉文译著的高峰，其袅袅余音衍及有清一代至于民国肇兴。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先贤在权衡与抉择之后的“以儒释伊”是回回群体的第一次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民国时代的“回回民族新文化运动”无疑就是一千四百年以来的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