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军

二弟来电话说，大哥，爹……不见了。我压低声音说，我这正开会呢，你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说，是不是手头又紧巴了。二弟说大哥，我真没跟你开玩笑，咱爹真找不见了，手机关机整整一天了，咋都联系不上，从中午到现在，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爹这次真的丢了，你说要不要……报案？二弟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慌乱和无措，这和他平素那种咋咋呼呼的样子有些不搭调。

我说你先沉住气，一个老人，能丢到哪里去，乱报什么案呀。

二弟压低声音说，哥，那你说，现在咋办？

我说最重要的是你先沉住气。说完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办公室里除了我没有别人，我端起保温杯喝了口茶，西湖龙井第二泡的味道是最好的，能叫人舌头上的味蕾瞬间全部打开。接电话之前我正在上网，网上的信息走马灯似地在我眼前晃动了大半个下午，直到刚刚挂断二弟的电话，我才发现其中的内容我一条也没有记住。我知道我还没有老，但我却一直这样昏昏沉沉地过着日子。窗户对面那所中学的电子下课铃声紧接着就响了，是一支老掉牙的乐曲，我看了下时间，学校这是要准备放学了。我关了电脑，拉上窗帘，然后走出挂着局长办公室门牌的房间，轻轻带上了房门。在楼道里，有人向我打了几声招呼，我也哼哼着回应了他们。

来到楼下车场钻进车里，我这才把电话给二弟拨了过去。

你在哪？我问。

还能在哪里，在家呢。二弟说。

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二弟一连哼哼了好几声，分不清楚他是在苦笑还是在答应。

进城之前，父亲一直和二弟生活在乡下。大约十年前吧，二弟两口子提出为了下一代，要让两个孩子进城上学，进而又提出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上学，得在城里弄套房子，当然了，买房子还包含着让老父亲一起进城享福的基本意思在里面，因此房子的面积就不能太小。这个事情提出的时机正好是在春节，远在南方打拼的三弟那年正好也回塞外老家过春节。三弟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的南方媳妇受不了西北的风沙和冬天的干冷，和往年一样待在南方娘家过年，只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在电话里细声细气地为我们一家拜了年。我把三弟从机场接回来，安顿在家里住了一夜，改天一早就大包小包地移师去了二弟那里。

那座我们熟悉的小院里住着二弟一家四口和已经年迈的父亲，因而也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共同挂念的地方。事先知道我们要来，二弟提前着实准备了一番，院里院外打扫得很干净，地上都洒了水，几间屋里的家什也擦洗过了，父亲上房屋里炕上的铺铺盖盖，也换了新的。二弟两口子进进出出忙乎着，还没到早饭时间，大鱼大肉就摆了一方桌。父亲心细，一早起来就拾掇出老火盆，把木材烧过之后，用火炭烤了多半盆洋芋，父亲知道两个远道而来的儿子对大鱼大肉已经不稀罕了，烤洋芋却是我们走到哪里都吃不烦的家乡美味。

就是在那个酒足饭饱的中午，二弟在饭桌上提出想让孩子进城上学的事，虽然说到处都在搞什么均衡教育，但城里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与乡下比起来，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没有办法否认，我和三弟当然就更加清楚了。在提到父亲也要一同进城享福这件事情的时候，父亲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二弟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他把父亲的顾虑一件件像瓷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摆出来，又都一件件迫不急待地给打碎了，而且打得有条有理。当然了，如果老父亲不答应进城生活的话，那么二弟在城里弄套房子的打算就会成为他的一个巨大负担，反之则要好办得多，毕竟爹不是他一个人的爹嘛。

我们三兄弟成年之后，父亲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自己不要儿子们养活，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农民呀，一个有手有脚的农民是不需要别人养活的，他可以种地，种不动地的时候可以放羊，总之自食其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父亲的想法和做法很是倔强，一直不肯改变，为此二弟对父亲进城之后的安排是让他每天接送孙子上学，他媳妇住在城里给他们爷爷孙子做饭，他自己留在乡下安心把地种上。二弟进一步解释说，接送孙子上学和放羊其实差不多，都是不太复杂但又不可或缺的劳动，这样说起来，你也不是被儿子们养活着，和在乡下的情形基本一样，完全属于自食其力。

最后倔强而木讷的父亲被儿子们弄得无话可说，竟然吞吞吐吐地小声说，那我死后你们打算把我埋在哪儿？这句话把我们兄弟三个弄了个瞠目结舌，最后还是二弟最能揣透父亲的心思，他说当然还把你埋在村后我们家的老坟院里呀。父亲想了一阵说，你们不会像城里人一样把我推到炉子里烧了吧？这时候我们都附和着二弟说，咋会哩，咋会哩，爹你想多了，妈不是已经进了老坟院了么。父亲说那可说不定，到时候我死了，你们咋个做，我也看不到了。二弟豪迈地喝下一杯酒说，这一点你老人家放心，你住在城里好好享你的福，真的有一天你老人家和我们告别了，我们兄弟仨一定用最大的排场把你请回来。父亲听得一脸怆然，我和三弟看了心里酸酸的。母亲在父亲还不到五十的时候就去世了，为了我们三兄弟不受后娘的苦，他一直没有再娶，把好几个想和他走到一起组建新家的女人的好意都给推脱了，其中本村有个丈夫出了车祸的女人，当时四十多岁，人长得好看，也很贤惠麻利，她曾主动和父亲来往了好长时间，后来因为一些风言风语，父亲断然与她分手，让她趁着自己年轻另嫁了。到后来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父亲也已经老得没人问了。有一年清明上完祖坟之后，我们兄弟与父亲一起吃酒，三弟借着酒劲提议父亲找个老伴，生活费由我们兄弟供，主要是让父亲有个伴儿打发余下的日子。父亲当时竟然哭了，两股子眼泪瞬间从脸上深深的沟壑里挂到了下巴上。不知所措的三弟赶紧把头埋下去，又拿眼角余光看了看我，父亲就在那一刻突然又破涕而笑了，一抽一抽的，咕咕的声音像个孩子。我说爹这是不好意思了，害羞哩。一句话适时地打破了父子间将要形成的僵局，都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当然知道父亲是不会为这么一句淡话生气的，但那一刹那肯定勾起了他深埋心底的诸多温情往事，那一个个曾经想要与他走到一起而被他单方面拒绝的女人，当然还有我们早逝的母亲，她们的名字或容貌肯定会在那一刻猛然掠过父亲的脑际，打湿父亲已经苍老的心。

父亲进城的事情就在那个春节定了下来。之后不久，二弟用我和三弟打到他卡上的钱在城里了买一套二手房，面积也比当初商定的缩了水。接下来的事情当然也起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二弟一家四口和老父亲一起搬进了县城，乡下的那院地方，二弟搭上了几亩承包地给卖掉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完全彻底坚定父亲在城里养老的决心和信心，也是为了让我和三弟的孝心充分发挥其价值的重要保证。剩下二十亩地，他租给了一个本家兄弟。父亲看清了二弟的伎俩后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心情极为不好，连饭也吃不下去，那样子据二弟说真像是要与我们告别了。但这样的告别未免太快了些，二弟怕父亲出了事不好向我们俩交待，就主动找到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给我说了。我知道父亲是发现自己被其中的一个儿子愚弄了，但他有口难言有理难辩，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我去和父亲聊聊了。父亲生了我们三个儿子，我高中毕业被招进了乡政府，又从乡政府干到县里，再从县里干到市里，一路的艰难只有自己知道。二弟不喜好读书，初中上到二年级就再没撵进过学校门，只有在家跟着父亲种地。三弟天资是我们三兄弟中最高的，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都是班上的尖子，他考上大学的那年夏末，是我们一家扬眉吐气的一段日子，一向不咋张扬的父亲硬是在二弟的撺掇下宰了三只羊，待了六桌客，那天我们家主要的一些亲戚和村邻们都来了，二弟一面指挥着几个帮厨的妇女忙碌，一面一桌一桌地陪客人吃喝，俨然一家之主的架势。三弟穿了一身我为他新买的衣服，进进出出端盘子上菜，说得最多的就是谢谢两个字。父亲则坐在院子里一个阴凉处的小板凳上，不时抽一口纸烟，有人过来的时候，就叫人家吃好，喝好。下午客人都走了，我们父子四人终于坐到了一起，那时候二弟已经差不多喝醉了，但他一点也看不出醉了的样子，走路不打摆，说话的时候牙也咬不着舌头。三弟不敢喝酒，一个劲看父亲和我，父亲说你喝点吧，我也说喝吧，今天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日子，也是你的好日子，过去的金榜题名，大约也不过如此吧。那时候我已经在城里安了家，三弟上学的几乎所有用度，都是我悄悄给他提供的，我和他有个约定，这是兄弟之间的事，只在心里记着，任何人面前不提，但后来我发现父亲对此早已有所觉察。那天下午二弟的一句话让父亲有些生气了，但生了气的父亲依然嗫嚅着无话可说。二弟给父亲敬酒的时候说，爹，我把老三给你供成大学生了。这句话一出口，父亲端着酒杯的手就开始抖起来，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发现父亲眼睛里泪花闪烁，嘴角抽动，欲言又止的样子。那天下午父亲破例喝高了，他已经有好多年不喝酒了，但那天下午他喝了，而且不听我们哥仨的劝说，硬是自己把自己灌醉了。我发现父亲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一丝深深的持久的惋惜。后来的几年，尤其是三弟大学毕业留在南方一个大城市打拼之后，父亲在与我们的言谈中，便有了一丝亏欠了二弟的意思。三个儿子，老大老三都进城了，小日子洋气又红火，就二弟一个走了他的老路，在修地球，父亲心里总觉得这是个放不下的事情。但我清楚父亲并不怎么喜欢二弟的性情，不喜欢，又离不开，这是父亲没有办法面对的局面。后来父亲就对我和三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父亲说如果你们日子过得宽裕了，就把老二好好帮衬着些，我老了，我是没力量了。这在我是很自然的，甚至用不着父亲叮嘱，在县上工作的那几年，每年春种我都为二弟弄去地膜和化肥，三弟刚刚工作的那几年，几乎每年把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给了他，但那时候二弟从来不领我们的情，他觉得给了他就是给了爹，爹是咱们共同的父亲，我们孝敬父亲，给多少都是应该的。

父亲进城之后，一直埋怨二弟不该把老家的房子卖掉，更不应该把二十亩地租给别人种，一个农民，不拾掇自己的地，住在城里，这算什么事。不仅如此，还把地租给别人种，吃起了地租，这不是和过去的地主一样了么？过去我们疯了一样打倒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了穷人，可哪个地主的家业不是几代人用力气挣下的？靠省吃俭用攒下的？穷人拿到了土地之后却在后来的丰年里闹起了灾荒，把人都饿死了一层……但这些话父亲从来不跟二弟说，自从二弟成家之后，父亲就把自己的倔强埋了起来，在我们兄弟面前，尤其在二弟面前，他学会了无条件顺从。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父亲看上去变得更加孤独了，进城之后父亲的这种孤独表现得更为强烈，有时候送孙子去学校之后，他会在学校门前路边找个地方，一直坐到孙子放学，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孙子放学之后得找爷爷回家，为此父亲没少被二弟数落，但父亲从来没有表现出委屈，也没辩解。二弟进城之后，我先是找人安排他在一家银行当保安，干了半年他觉得没有意思不干了，我又联系朋友让他在一个市政项目上当库管，干了一季他就给人家撂了挑子，说整天尘土飞扬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空闲，比在乡下土坷垃堆里还缠人累人，要在家休整几年。他媳妇倒是为人实在干活认真，进城半年后我在一家大型超市给她找了个活，她很看重，一年之后居然干到了楼层经理，据老板说我这个弟妻很有经营头脑和管理才能，从来不与同事发生矛盾，业绩却遥遥领先。

二弟的两个孩子上初中之后，再用不着接送了，父亲彻底成了一个闲人，大街两侧的柳树底下，广场四周的路沿上，公园里的长椅上，这些地方都成了他的去处。夏天去乘凉，冬天晒太阳，父亲害怕待在屋里，在那些地方父亲一待就是一天，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在用一种孤独抵抗着自己的另一种孤独。有一年春天，父亲在楼前即将栽花的空地上种了几行菜，结果刚刚出苗就被物业给挖掉了，傍晚父亲从外面晒太阳回来，用手拨拉着被人翻过的湿土和隐约可见的菜苗，怎么也不肯上楼回家，两个孙子轮番叫了几次都叫不动。二弟下来才发现父亲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已经哭过了。问明原由之后，二弟就火了，嚷嚷着要去揍物业上那两个整理了空地的老汉，结果是父亲反过来把他苦口婆心地拦住了，父亲是个懂道理的人。那几年二弟开始自己干了，先是在步行街后面的小区角上开了家麻将馆，开着开着自己给玩上了，茶水和座位收入没他在牌桌上输掉的多。麻将馆被他具有管理才能的媳妇叫停后，他又在朋友的撺掇下开了一家什么酒馆，据说也没有挣到钱，但自己把酒给喝美了。后来他媳妇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叫我找人给他批了个出租车的手续，我们攒钱给他买了辆出租车，这才算把二弟给拴住。这些年二弟已经不需要我们帮衬了，但县城里好多人都知道，他大哥曾经是县里一个不小的官儿，后来官又当大了，现在在市里。但二弟一直改不掉搓麻将的毛病，动不动就偷偷上桌玩两把，有时候贪念一起，就给输了。输得多的时候，二弟偶尔会给我来个电话，说大哥，出租车这段时间生意不太好，手头不太宽裕了……那声大哥叫得也特别深情。这种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拒绝，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向另一个男人张嘴，不是兄弟能是什么呢？而我在意的，不光因为我们是兄弟，更是他能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把父亲留在身边，什么是孝顺？能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整天在一个锅里搅勺子就是最大的孝顺。换了我和三弟，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能行吗？我们这种所谓的城里人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封闭相当自私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二弟一直在做着。自从我们在城里成家之后，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属于那方水土了，同时也不再属于他了，父亲好像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奋力地完成了一个冥冥中的使命，却又为完成了这个使命感到由衷地惋惜。

后来有一次单独和二弟吃饭，我提议二弟把房子再换一下，换大点，钱不够由我出。但二弟借着酒劲说，不换了大哥，没有你我这辈子还能住进城里呀？咱家兄弟几个，多亏了大哥你，现在这房子够住了，娃娃们在外上学，爹也是上了岁数的人了，这房子够了，说实话这辈子我也把该享的福都享上了，你们放心干你们的事业，爹我管着。说着二弟突然哭了，他说前些年看着你们都住在城里了，我想法是有的，都是一个爹妈养下的，凭啥叫我一个人修地球呀？但后来我想通了，人和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皇帝啥时候都只有一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我就把爹侍候好，你们忙你们的，你们做不了的我做，反正就一个爹，也不能掰成三块一人养一份。当时听到二弟说出这样的话，我突然觉得二弟在我心里是个人物了。

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二弟后来告诉我的，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起夜，发现父亲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打开门径直下楼去了，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睡迷糊着一时没有看清楚，结果上完卫生间去父亲房间时，发现父亲真的不在里面。他没有作声，顺着敞开的房门沿楼梯一层层小心走了下去，那晚月光如水，出了楼道大门，他一眼就看见只穿了背心和裤头的父亲正赤脚站在楼前的花地里。花地傍晚刚刚被物业人员浇过水，父亲的两只大脚在泥水里来回趟过，陷下去又抽上来，连续不断地发出满足的吧叽声。父亲就这样在泥水里走了接近一刻钟，然后又悄无声息地上楼去了，他从二弟身边经过的时候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在自己房间里大呼二弟的名字，二弟进去的时候，他指着自己那双已经干了的泥巴脚说，你们是不是已经打算好了将来要用火把我烧了？他坚定地认为他脚上无故沾上的泥巴就是最好的证明，并声称晚上他睡着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脚已经被火烧掉了，并且说昨晚他睡着的时候有人曾经走进过他的房间，并责问二弟是不是真的打算烧了他。

二弟在电话里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我很快把这件事情和传说中的梦游联系了起来，我向二弟讯问了父亲的饮食起居等诸多生活中的细节，分析了老半天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来，我想这大约就是父亲已经老了的缘故吧。二弟说自从父亲进城之后，就变得古怪起来了，在家里几乎和谁都不说话，在外面更是如此，不清楚底细的人很容易认为这个老汉是个聋哑人。之后不久，我就去和父亲见了一次面，那天我和二弟找到父亲的时候，父亲正在广场东侧的一个长条椅上躺着，他似乎睡着了，又似乎醒着，完全不在乎身边会发生什么。给他配了个手机，他拿着，但基本不接任何一个电话，也不拨打。到底是不会接还是不愿意接，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对我们的解释是不会用，但据二弟的小儿子讲，爷爷是会接听手机的。我们叫了几声，父亲眯了眯眼睛慢慢坐起来，对两个儿子的出现并没有感到惊奇。二弟看了我一眼，面露愧色，然后看着父亲说，爹，咱们回吧。父亲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头发稀少的红色头皮上闪着油油的亮光，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在这里是在想一些事情哩，你说这么多人都一个追一个赶着住到城里来了，都不去种粮食了，粮店里的粮食吃完了……他们可咋办？

这一问把我和二弟都给惊呆了，我们都没有想到父亲会一直在想着这样一些问题，把这么个问题想这么久，我们都觉得父亲真的老了，而且是糊涂了。

没等我们回答，父亲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一直在干公家的事哩，我问一问你，你说农民都进城了，没人好好种地了，这事到底咋个办？我说这些事呀，国家有的是人操心，你就放心吧。我这样一说，父亲突然把转身准备去开车的二弟叫过来说，你去把我们的地收回来吧，咱不租了。然后又问我，你说，把地租给别人，自己不种，坐着收租子，这是不是地主？我说爹，现在国家鼓励把土地集中到一些种植能人手里，搞集中经营，让会种地的人把地种好，把不愿意种地的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都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土地是生产资料，出租土地就是出租生产资料，农民是可以通过出租生产资料获得收益的，这是合法的。父亲看了我一眼，又使劲想了想说，过去的土地和现在的土地是不是一样？我说当然一样。父亲又说，那过去的土地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生产资料？我说当然是呀，土地的这种性质是不会改变的。父亲突然有些激动地坐直身子说，那过去的人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收益咋就说人家是地主，就要打倒？还要把人都整死？我一怔，突然梗住了，没有想到父亲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挖坑，到了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掉进父亲挖好的坑里了。

谁会想到父亲日思夜想的竟是这样一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在他的脑海里不知道徘徊了多久，我突然发现，正是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一直伴随着父亲的人生，一直折磨着他。在乡下的时候，他可以用不停的劳作消解这种尖锐的折磨，用身体的劳累抵抗内心虚无的思虑，一当他的肉体空闲下来的时候，他身体里积压已久的思索便悄悄抬头了，像发芽的种子一样，在他日渐混沌的脑海里强烈地生长，时刻准备着顶开地面，得到一个明晃晃的答案。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一步步回忆父亲过往的种种，他的那种拙笨的思虑大约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土地回到了他的手中，他时刻担心那些分到手的土地会转眼变成烧红的铁块。当时间证明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之后，他才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那些挂在他名下的土地上。父亲属于这样一种人：生在解放前，长在土改中，大集体出力，改革后翻身。这轨迹如同树木的年轮一样，清晰地呈现出父亲的人生。他老了之后，更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了，这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或者说，他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被这个世界忽略了，他长久地沉默着，如同他微不足道的存在一样。我一再地认为父亲的想法是简单的，这是因为他与土地的距离从来没有疏远过，他的内心像神奇的泥土一样，接受着一切，并将这一切转化为沃土，让青翠的庄稼在原野上浩荡出博大生机。就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的想法难道会有多么深刻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父亲是愚钝的。

那天晚上吃完饭，父亲神色凝重地对二弟说，把咱们的地要回来吧，不要租了，你收了租子，你就是地主，到时候除了没收你的土地财物，还要天天开会斗你，给你戴高帽子，给你押土飞机，给你脖子上吊石头，给你嘴里塞驴粪，还要斗你的女人娃娃，整得你吃不上喝不上，没人叫你死，你自己就想着法子不活了。

听父亲这么说，二弟惊恐地看了看我说，大哥，爹这都说得是啥年代的老黄历了，我租地收租金合情合理合法，有啥担心的，你看，爹就是整天为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操心哩。

二弟这样说，父亲就和往常被强词夺理后一样，默然不语了，仿佛他刚刚并没有说过什么，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一个地方，其实他什么也没看。看到父亲的这种样子，二弟就小声说，爹，瞌睡了，咱睡吧。父亲猛然一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显得有点吃力，二弟要帮他一把时他又拿手挡开了，自己用手硬撑着站起来，一步一步进了自己的房间。

那之后不久的一天，父亲真的找不见了，二弟来电话告急，我说电话打了吗？尽管我知道被强制装在父亲身上的手机基本就是聋子的耳朵，但我还是这样问了。回答当然和我预想的一样，没有人接。我给公安上的一个朋友说了一声，他动用了一些设备和网络，很快就给父亲的手机定了位，结果二弟他们找到父亲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县城兴建的人工湖中的一个荒芜小岛上，他一脸茫然地告诉二弟，他正在想水是怎样从湖里流到比它高出很多的楼房里去的，去为他们冲马桶。

面对频繁发生在父亲身上的古怪行为，我们开始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三弟一再提醒我们说，父亲的这种表现是不是罹患老年痴呆的前兆，要不然他带父亲到北京协和医院给查一下，但我又觉得没有那么严重，老年痴呆那种时髦病，一个忙活了一辈子的农民咋会轻易得上呢。我坚持认为父亲只不过是老了，一个人老了，他的想法就会变得古怪，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面对一个世界，他什么都想知道，但他却没有能力去理解它。三弟接着又在微信中给我们这样解释说，从理论上来分析，父亲的思想和意识与这个时代已经差了不止三代了，这巨大的鸿沟使父亲感觉到了存在的压力，眼前快速变化的一切让他来不及适应，他的内心无所适从了。是呀，父亲其实很早以前就老了，他的人生对他来说一路上都是问号，这些问号一个接着一个扑向他，却一个答案也不曾给过他。就像一棵树，一年一年尽开着谎花儿，一个果子也结不上，这棵树只有自己被自己累死。

市区距离县城并不远，上高速也就是半小时车程，近些年城市鼓胀得非常快，不管是大市还是县城，都在一圈一圈往外生长，几乎连在一起了。一出城我就给县上公安局的领导打了电话，现在一个人失踪，想要找到他，对于公安来说已经不是件太有难度的事儿了。

父亲昨天傍晚出门后就再没有回来，一开始二弟并没有在意，觉得父亲只是晚饭后出去走一走，消消食。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也没当回事，因为父亲偶尔也有很晚回来的先例。一早起来要出车之前，二弟习惯性地去了父亲住的那个向阳的房间，发现父亲的床是空的，二弟又以为父亲可能一早就起来出门去看城里老头们在广场上晨练去了。一直到了十一点出租车生意最淡的时候，二弟把出租车停下来，开始拨父亲的手机，结果不是像往常一样的没人接听，而是关机，他又拨了家里的固定电话，也没人接，二弟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了，已是入冬的天气，他竟然猛地惊出一身汗来。二弟开始开车找，凡是县城里父亲有可能去的地方二弟都找了一遍，能问的人也都问到了，没有父亲的踪影。二弟一个开出租车的朋友在他们车友微信圈里还发了条配有照片的寻人启事，到下午也没有收到什么有效信息，这时候二弟两口子才觉得事态严重了，才给我打了电话。二弟坐在沙发上，一身的疲惫，一脸的愧疚，知道我闻不得烟味，他几次把烟从烟盒里抽出来又塞了进去。他媳妇一再为我倒茶续水，像做错了事的下属，处处都小心翼翼。

我坐在沙发里，把父亲失踪后的几种可能又慢慢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我这种处变不惊的性格，得益于在乡政府工作时的一位姓石的老书记，他是部队转业下来的，据说是有过军功的人，那时候我是他事实上的秘书，每次乡里村里有什么情况，我就跑步向他报告，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慌什么嘛？面对事情和面对敌人是一样的道理，你自己先要稳得住嘛，稳不住气就泄了，泄气了就是要吃败仗的。他就这样说了我五年，把我的毛躁性子愣是给说稳当了，也把我从乡政府说到了县里。二弟已经把父亲失踪的相关情况和公安上的同志沟通过了，到现在没有消息，他显得很着急。我心里也很着急，但我清楚这种事情到了这时候，只能等。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从窗户望出去，远处天空中云层的厚度在增加，黄昏的红光已经一丝也看不见了。

我们沉默着，我的平静并没有感染二弟，他几次示意我打电话问一下，我都没有这样做，我知道一个下级对待这种事情，会比对待公事公办地安排给他的一件工作更上心。果然不出所料，八点钟的时候，消息过来了，情况并不复杂：昨晚九点多钟，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在商业步行街北头拦了辆出租，说回家把公交给误了，家在乡里，只能打车。结果到了老人说的那个村口之后，老人并没让司机把车开进村，就在村口的一排老杨树边停下了，并说自己身上没钱了，把随身的一个手机抵给了司机。司机一看手机不错，要把卡取给老人家，老人竟然摆手不要，径直走了。司机怀疑手机没准是老人在城里捡来的，就关了机开车返回了县城。局长最后问要不要派人去乡下把老人找回来。我道了声谢，说不用了，我父亲是去乡下走亲戚了，他现在是在一个亲戚家里，刚刚这个亲戚已经来过电话了。我这样一说，局长马上换了种轻松的语气说，这就好，这就好，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待命。挂上电话，我和二弟马上拿起外套出了门，刚到门口，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便叫二弟回屋去把父亲床上的被褥拿上，二弟犹豫了几秒钟，蓦地转身回屋去了，他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

阴沉沉的天空已经飘起了零星的雪片子，车出了小区，灯光中硕大的雪片已经纷纷扬扬了，雪落地后瞬间即化，街上湿漉漉的，并没有积雪。入冬的第一场雪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这是我和二弟都始料不及的。我无言，二弟也表情凝重，他两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车上的远光灯和防雾灯一起打开了，雨刮器左右摆动，在以最快的速度将袭来的雪片向两边拨开，车子仿佛是在一片白色的弹雨中穿行，连隐约的发动机呜呜声听上去也显得意味深长。车子驶出城区，二弟没有问我便叉上往北的一条公路，高速向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奔去。

夜幕笼罩之下，雪下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