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遗憾的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时间中，只是在享用不费力气就可以采摘的“低垂之果”，而并没有用太大力气去修建更高的梯子。

关于科技进步停滞的讨论总是若隐若现地出现。

过于繁荣的互联网经济让人很难去大声质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创新停滞的时代。毕竟，硅谷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中国与美国大行其道。

我们已经拥有了苹果公司、Google、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这样在深度影响着几乎所有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互联网公司。以它们为榜样，创办一家公司，然后改变世界，哪怕内心其实更想成为亿万富翁，也已经成为很多创业者的口头禅。

当然，也有人提出过质疑。最著名的当属硅谷投资人彼得·泰尔的那一句评论：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不过，直到泰勒·考恩在2011年出版《大停滞？》一书之前，还没有人系统性地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且获得大范围的关注，激发起讨论——用《彭博商业周刊》的说法，这本书“必须得到回应”。

虽然泰勒·考恩赞赏彼得·泰尔对经济局面的观察，他还引用了彼得·泰尔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的一句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人们不愿意相信科技已然幻灭——药品、机器人、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等所有这一切领域的进步比人们认为的有限得多”。

而问题是：“为什么？”但是，泰勒·考恩和彼得·泰尔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很不相同。

在彼得·泰尔看来，创新的停滞同科技公司与创业家雄心的停滞有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硅谷这台美国创新机器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从0到1》中，彼得·泰尔有很好的总结。

他认为，硅谷的科技企业家们从上次大挫败中总结了以下4点经验教训：循序渐进，“不能沉溺在宏大愿景中，否则会使泡沫膨胀，自称可以成大事的人都不可信，因为心存改变世界之雄心的人通常要更加谦逊”，“小幅地循序渐进地成长是安全前进的唯一道路”;保持精简和灵活性;在改进中竞争，“不要贸然创造出一个新市场”;专注于产品，而非营销。

但这些经验教训都无益于大的创新。用伊隆·马斯克传记作者Ashlee Vacne的话说：“硅谷开始看起来很像好莱坞，而且它服务的消费者已经转向内心世界，沉迷于他们的虚拟人生。”

套用艾伦·金斯堡的话，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头脑都在琢磨怎么让人更多点击广告。

泰勒·考恩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同。在《大停滞？》中，他说，人们总是习惯于指责“另一方”的经济政策有问题，要么就觉得被外国竞争者暗算了，但我们连为什么失败都没弄明白。

这些问题，都基于同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根源——过去30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物质财富唾手可得的状态之中，因此，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全都建构于“这种唾手可得的状态会一直持续”的构想之上，但是，那些好像悬挂在低垂树枝之上的果实一般伸手就能够着的财富已经被摘之殆尽。

一句话总结：我们已经采摘完毕所有的“低垂之果”。

如果想要继续享用经济进步的果实，我们必须修建更高的梯子，去摘更高的树枝上的果子。

但遗憾的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时间中，只是在享用不费力气就可以采摘的“低垂之果”，而并没有用太大力气去修建更高的梯子。

“过去的观念认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人类的局限，我们可以一直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新的观念是：科技正处在一个高位停滞期，而我们恰恰坐在最顶端，等待着下一次大的革命性成长。”泰勒·考恩说。

泰勒·考恩列出了三种他认为的“低垂之果”。它们支撑了过去200多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它成为全世界经济与科技最为领先的大国。当然，通过哺育美国，这三种“低垂之果”也间接哺育了全世界。它们是：

1.闲置的土地。

这点完全可以理解。

2.科技成就。

“从188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难以计数的科技进步成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超级长的科技新成果清单包括电、电灯、发动机、汽车、飞机、家电、电话、室内自来水、药品、大规模生产技术、打字机、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根本说不完，伴随着电视机的发明，这一时期接近尾声。

相形之下，我们的今天除了看上去很神奇的互联网以外，广义的物质生活层面并没有跟1953年差很多。我们仍然开着汽车、用冰箱、按下传统的电灯开关。”

3.聪明但未受教育的孩子。

1900年，只有6.4%的适龄美国人从高中毕业;1960年，这个数字提升了10倍到60%;1960年代末，完成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突破80%。

“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美国成长发展的基础，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这三种低垂的果实，但现在，坐享其成的日子结束了。”其结果就是停滞与一成不变。

泰勒·考恩列出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这种停滞，如：

1.收入

1973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减缓。1947年，中等家庭的收入是21771美元;26年以后，1973年，达到44381美元;31年后的2004年，增加到54061美元，增长幅度不足22%。

2.创新投入产出比的下降

泰勒·考恩认为，创新的巅峰是1873年，以电和汽车的发明为标志。此后人类的创新速度开始下降，创新的投入产出比也开始变低。

“从1965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研发从业人员在美国增长了一倍，在联邦德国和法国增加了两倍，在日本更是增加了三倍。而与此同时，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却放缓了，并且取得专利的数量几乎纹丝不动。”

低垂之果采摘殆尽，但我们也没有修建更高的梯子。

泰勒·考恩引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的研究说，从1950年到1993年这一时间段内，80%的增长都是基于对之前研究成果的应用，以及在教育及研究方面大量的投资。

而且，“我们把存货都耗得一干二净不说，以现在的创新速度，对未来的成长驱动率不足0.33%。”

当然，有两个显著的例外：金融业和互联网。只是这两个例外也都有自己的问题。

对于金融业而言，金融创新更多的是让少数人获益，而非大众。福布斯富豪榜中金融业富豪越来越多，但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

“近年来的创新及其趋势，更多关注到的是少部分个人，而非整个公众的需求。这个平实的结论将当今三大主要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收入差距的加大、停滞的中位数收入、金融危机。”

对于互联网而言，它的问题在于，首先，它并没有创造出同它的影响力相匹配的收入。“它并没有为政府填充金库，也没能帮助到许多家庭的实际生活。”其次，它并没有创造出同它的影响力相匹配的就业。

泰勒·考恩不无悲观地说：接受这一点吧，这就是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