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高勇所著《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简体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百岁诞辰刚刚过去，在这本九章27万字的书中，

担任了胡耀邦七年秘书的高勇，用亲身经历，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经过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不定哪一步就是个转折。

胡耀邦1952年7月由川北调来北京。当时他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据传他可能到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因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斌忽然要调动，急需有人接替他的工作，于是刘少奇推荐了三位接替人选：胡耀邦、谭启龙、陈丕显。名单呈报到毛泽东主席哪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

七年后，1959年2月的一天，在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当干事的我（作者高勇），被部长姚文远找去谈话。他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说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感到非常突然，不知该说什么。

既然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了，胡耀邦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不过，毕竟我毫无思想准备，对胡耀邦也没直接、单独接触过，不摸他的脾气，到那里如何工作，心中没底。因此，我表示：“我怕做不了，做不好。”姚文远说：“这个问题已考虑过了，我们认为你可以胜任。”事情就这样定了。

胡耀邦一般是在家里办公，不在团中央办公楼里。于是，1959 年3 月1 日，我拿着干部科开的一封介绍信，去向他报到。

“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胡耀邦那时住在廼兹府关东店20 号，即现在的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 号。这是一所三进的老式四合院。据说，清朝时是一个太监的宅院。由于年久失修，我去报到时，看到朱漆大门和院内廊柱上的红漆已有多处翘皮脱落。

大门口左右有两棵古槐，前院是胡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居住的。刘秘书的母亲也住在前院。当时刘秘书的爱人还在湖北工作，两地分居。我的爱人和孩子后来也搬到了这个院子居住。

胡耀邦住在中院的北房。院子中央放一口太平缸，四角栽有两株海棠、两株丁香，到了秋天，海棠果实累累，但由于不曾嫁接，好看不好吃，果实苦涩难咽。

北房的正厅是胡耀邦的办公室兼客厅，西跨房是书房，几个大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杂志。东跨房一分为二，一半是卧室，一半是卫生间。卧室很小，约有十来平米，放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一大半，另放了一个装衣服的五斗橱和一个床头柜，此外就只剩下走路的一个小窄道了。

我先见了刘崇文秘书，随后他陪我去见胡耀邦。耀邦坐在沙发上正在思考着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我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了。”胡耀邦说：“好嘛！”

胡耀邦对我们两人说：“过去这里只有一个人，有些工作顾不上做，刘秘书的工作大约是机要工作占百分之七十，团的业务工作占百分之三十。今后高勇要把刘崇文原来那百分之七十的机要工作扩大为百分之百，刘崇文要把原来那百分之三十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百分之百，这样成为两个百分之百，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那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

刘秘书原来在东厢房办公，我来后，他把东厢房让给了我。他说，机要文件和三部电话都在东屋，这一切就不要动了。他则搬到西厢房办公去了。

我俩分工是，他负责处理团的业务方面的文件和管理图书，我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及日常工作的联系、办理，再就是家庭财务的收支。

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分工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

刘秘书不但向我交代了各种机密文件的管理办法，而且根据他的体会，向我介绍了耀邦看文件的特点。他把文件分为几类，说明哪类文件要全部送阅，哪类文件只挑选重要的送阅，什么文件要及时送阅，什么文件要先帮助他画出重点，这些重点包括重要观点、重要数字、重要动态等等。

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

由于那时我到胡耀邦身边工作时间不久，他还不好意思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

胡耀邦对送取文件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除了个别必须及时送阅的文件要随到随送外，一般是他有事叫我，或我有事要向他请示汇报时，顺便把文件送给他。有时则是趁他外出参加会议时，将送阅的文件摆放到他办公桌上，把他看完的和写有批示的文件取回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一些对他的干扰。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地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地增加“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的问题。

胡耀邦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很注意这个问题，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反映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集中起来看，感到不得了，其实，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国家这么大，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全国的主要情况，是光明的，是有很大成绩的。看这些材料时，不要误将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了大量的光明的东西，不要一叶障目。至于国外的材料，像《参考消息》上的东西，只能作参考，那些材料中大量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主要是看他们怎么说的，了解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反映。对这些东西，看是应该看的，但是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就是说，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

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事情并不多。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他们都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

我管财务只管大账，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当时胡耀邦的稿费是很少的，也不是每月都有。他的长篇讲话、报告，即使广播、登报，这类文章是没有稿酬的，是作为指导工作的文件对待的。付稿酬的，只是应报刊之约写的文章，虽然也带有指导工作的性质，但这类文章有的给三四十元稿酬，有的也不给。我们始终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样的文章应给稿酬，什么样的文章不给稿酬，又不便去问，只好人家给就收，不给，也不去要。

每月支出也主要是两笔账，一笔是全家伙食费120 元，由炊事员张荣豪一次从我这里领走，结账时由警卫员李汉平和张师傅复核后，将发票、收据装入纸袋封存起来，另一笔是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们的零花费，每人每月多少是固定的，两位老人每人12 元，大孩子胡德平10元，小儿子胡德华、女儿李恒各8元，由李汉平从我这里领出分发给大家，如有临时花销，比如买衣服之类，则由李汉平持发票到我这里报销。

1抗日战争时期。胡耀邦在延安（新华社国）

胡耀邦和李昭对这些账目从来不闻不问，完全信任我们的管理，我们几个人则做到互相制约，尽心管好。

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而且中央还规定行政17 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这样，每月扣除房租、家具租金、水电费和缴纳党费等，仅剩300来元，全家8口人，3个子女都上学（当时次子刘湖未到北京），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侄女要补贴一些，老家一位年迈的姐姐也需要隔三岔五地接济一点，各种开支都靠这点工资。

他还有两大“嗜好”，一是抽烟，二是买书，每月总得花几十元买烟买书。胡耀邦和李昭又好客，家里来客很多，客饭招待也不少。因此，每月很少有结余。如有结余，我们就替他存起来。但一个活期存折，多少年上面的存款余额也只有400余元，存款数老是难得增加。

胡耀邦出身贫苦，又经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长期锻炼，特别是长征中吃过树皮、草根，可以说是艰苦备尝，平时生活就简朴清淡。他喜欢吃米饭，每顿饭就是一小碗米饭，两小碟菜，其中一小碟炒菜中有那么两三片肉，主要是辣椒和豆豉之类。全家有时吃顿饺子、烙饼，他都不吃，仍然是吃一小碗米饭。他不大喝茶，喜欢喝白开水。夏天，李汉平在冰箱里给他冰上一瓶凉开水，他喝几口，说：“真好喝啊！”说着，脸上会露出像小孩子吃冰棍儿那样的喜色。

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旧皮鞋和中山装。

有一年夏天接待外宾时，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但贴身汗衫脊背上有三个破洞，隔着衬衫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秘书）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胡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

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了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平，耀邦就穿了我的大衣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骨灰为何不葬在八宝山

胡耀邦逝世后，有一位记者在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到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4月15日，耀邦逝世，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遗嘱。很快，李昭便把他的这一夙愿转告了对耀邦及其一家相当熟悉的共青人。这便是耀邦骨灰安置在共青城的来历。

事实是，胡耀邦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死后葬身何处的问题，他也从未想到过他会一病不起，突然去世。就在逝世前的几分钟，他还充满自信地对李汉平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根本不存在那种“家庭聊天”和“遗嘱”。决定安葬在共青城是李昭经过反复考虑，同子女们共同商量，以及征求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且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后才定下来的。

李昭说：“一是，耀邦从湖南到江西找红军，这是他追求革命的起点;二是，耀邦14岁去江西，16岁在那里被错误怀疑为AB团，受到了生命的考验;三是，耀邦（19）50年代曾在江西主持四省百县造林大会，当时种的树已成林，参加种树的人已成才;四是，共青城代表了共青团开创事业的成功;五是，耀邦来自人民，现在还回到人民中去。”

墓址选定后，许多设计人员主动投入设计工作，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当年国庆节后即拿出十几份设计方案。图纸送到北京，李昭及其子女一份份仔细看过，优中选优，选中了现在的方案，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认定李昭选定的方案很不错。

最后，请示中央决定。中央很快批准了李昭选定的方案。

1990年12月5日8点30分，胡耀邦的骨灰在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的护送下，在李昭及其子女和耀邦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陪伴下，飞上了蓝天，离开了北京。

10点10分，专机降落在九江机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及有关人员和机场的空军战士列队欢迎。

江西准备的灵车是国产“红旗”轿车。本来，江西省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发生故障，好心的同志担心半路抛锚，曾提议改用进口高级“奔驰”轿车作为灵车。但家属和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考虑，这样做有违胡耀邦生前的意愿，他生前是不坐进口高级车的。因此，中央办公厅有关同志临时从湖北借来了一辆国产“红旗”车作为灵车。

共青城的人民由衷地欢迎胡耀邦安葬在这里，他们认为这是共青人的荣耀。

节选自《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人民出版社，高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