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时，做过最牛的事是连续吃了半年的醋溜白菜，另一件不遑多让的事是接着吃了半年西红柿炒鸡蛋。现在，和同事一起吃饭选“随便”，自己叫外卖是饺子。所以，在吃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选择困难症。这种技能，生在中国简直太重要了。《纽约客》最近就刊登了一篇美国吃货写中国饮食的打油诗《这么多省份，还有完没完？》：“很久以前，这里只有广东菜，/但后来有了四川，/让广东菜成了过眼云烟。/我们歌唱四川菜，/虽然麻婆豆腐能把舌头烧穿。/上海菜也来追随，/我们吃着带汤的饺子吧唧嘴。/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也带来了它独特的饭菜。/我们觉得这差不多了，/结果新省份又来了：福建……我们紧张又不安。/在这个省份后面，/会不会又有新的省份出现。/我承认，我想念，/那个无忧无虑只有炒面的年代。/还有多少省份我们未曾谋面？/它是否躲在西藏的旁边。/到底还有完没完？”有些人——尤其是华裔——感觉受到冒犯，认为这首诗存在种族歧视的嫌疑。恕我迟钝，我只是读出了八个字：“地大物博，食物众多”。这才是省一级，还没到市县呢，要把兰州拉面、保定驴火、沙县小吃……加上，真是同情这些吃货。

打油诗里有个词，“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读就过了。最近，我倒是为这个词颇感兴趣。《纽约客》有位前主编约翰·伯兰特写过一本《午夜善恶花园》，那天从里面读到这样一句话：“70年代，姜·卡罗·孟诺提考虑把沙凡纳作为他的‘斯伯列托美国节的永久大本营，我们还是没兴趣……我们倒不是故意这么难伺候，只是喜欢一切保持原样！”说这话的是沙凡纳当地一位女士，玛丽·哈蒂小姐，在谈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时，不断用到“我们”这个词，“我们素来是个好热闹的城市……我们跟佐治亚州其余地方都不一样。我们常说……”当时我就在想，我可曾用过“我们”来指称曾经生活过的石家庄或者现在生活的北京？似乎并没有。我说过我们家，我们编辑部，却从来没说过我们北京。原因很可能是，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都没办法参与进去。引进一家企业、拆掉一座建筑、盖起一栋高楼、修建一家游乐场……一切是城市管理者说了算。

凤凰古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行了三年的买票进城模式后，4月10日起，湖南凤凰古城景区暂停“围城收票”。对此，凤凰县对外表示说这是顺应民意，但《北京青年报》调查发现，实际原因是资方与政府在利益分配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凤凰当地商户确实一直在呼吁取消“围城收费”政策，不断有人写联名信、上访，但三年里，并无成效。直到3月27日，凤凰县与几家旅游公司的合作到期后，凤凰县政府才正式对外宣布取消这一政策。一家商户回忆起三年前政府做出收费的决策时说：“当年4月10日开始收票，但4月1日我们这些商户才知道这个消息。要是提前几个月告诉我们古城要收票，我们也就不会备那么多的货。”界限很明确，生意是“我们”的，但古城是他们说了算。

4月4日。巴基斯坦日沙瓦。一名当地人在洪水中。犹如一座孤岛上的幸存者，所拥有的，只有身下的救生筏。（CFP图）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曾经一起做过一些事情，留下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一种纽带，将原本单独的个体联结起来，成为“我们”。所以，鹿晗的很多粉丝才会辛辛苦苦大老远跑去和上海一只邮筒合影——因为4月9日晚上，鹿晗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外滩一只邮筒合影的照片。于是，这只邮筒就成了当下网红。很多人都跑来找这只邮筒，队伍最长大约有200～300米，甚至到了凌晨三四点还有人排队。有些专家觉得这是一种盲目从众，可粉丝却觉得“走过他走过的路，看过他看过的风景，就觉得离他更近了一点”。

换个表述，粉丝们是想说：我们都曾经和这只邮筒合过影——就像玛丽·哈蒂小姐和其他沙凡纳的居民们一起开始修缮城市的旧宅，抵挡商业侵袭，重建沙凡纳一样。他们影响了这座城市，也在被这座城市影响。市民和城市，成为一体。有些人从这座城市离开，又再次回来，葬在此地，其中就有诗人康拉德·艾肯。哈蒂小姐带伯兰特去艾肯的墓前——墓碑是一个花岗石长椅，艾肯邀请来到此地的人们，可以和他生前一样，坐在这里，欣赏“我们”这座城市最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