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夏恩



民国的鸿门宴

文/李夏恩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而政治的刀光剑影经常会放到饭局上进行，所有这些饭局都有统一的名称，叫“鸿门宴”。中国的饭局，经常把战场搬到酒桌之上。

孙中山、黄兴与满清皇族的尴尬宴会

1912年9月11日的这场饭局也许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尽管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杀机四伏，但也使参加的两位客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革命党领袖孙文和他的同志黄兴备感不安。当步入饭局大厅时，这两位革命领袖就陷入了昔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环顾大厅四周，坐满的正是他们多年致力革命的最大敌人——满清皇族。

在这一年的2月12日，这二人发动的革命刚刚强迫占据了中国长达268年的满清王朝向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拱手让出政权，对这群前清皇族来说，一夜之间便国破家亡，令人扼腕怅恨。

而仅仅7个月后，这些皇族就在前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的私邸，邀请昔日的仇敌参加盛宴，这其中难道没有隐藏什么阴谋吗？或许它会像中国历史上那场典型的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一样，这些前朝亲贵暗中设伏，专待这两位曾被购钱查拿的叛党逆贼自投罗网，一雪亡国之耻？

但这场饭局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反而充满了欢洽和愉悦的气氛，至少对那些前清皇族来说是如此。皇族的代表溥伦对这两位昔日的逆首党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辞，盛赞孙文和黄兴“皆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

而这场推翻其王朝和这些皇族特权的革命，也是端赖这二人“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将其“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

而黄兴则以“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作为对这群中国专制王朝末代余裔的谢辞。至少在一年前，仅仅是这样的言辞，就足以让满清皇族将孙、黄二人送上断头台，但现在，他们却可以宾主欢洽，对曾经的煽惑妖言表示由衷的认同，转变之速，不由使人惊异万分。

但很快，这场饭局的真实面目便露出端倪，只需要几杯醇酒，就足以撕去冠冕堂皇的面纱。尽管这些前清皇族仍然不减欢愉，但对这两位革命领袖来说，气氛却开始尴尬起来，前清近支皇族载涛和载洵竟然径直向黄兴和孙文拱手致谢，表示“此次优待条件甚蒙先生维持，感谢无似”。

这突如其来的推心置腹一时让黄兴“窘极不知所答”，载涛、载洵又开始殷勤劝酒，在席末又拿出一个大大的留声机开始奏曲，说唱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的某部京剧，还问黄兴：“先生亦乐此否？”全然不顾黄兴本人对戏剧一窍不通的木然神态。

“观其恬恬熙熙，不知亡国为何事，令人遗憾不已。”这是黄兴对这场饭局的最终评价。1912年的这场饭局看起来似乎更像一场冠冕堂皇的闹剧，但这恰恰是中国式饭局的魔力之一，它可以消弥纷争，化敌为友，共弃前嫌，携手未来——当然是各自的未来。对饭局的双方来说，这与其说是一场宴会，不如说是一场交易。

作为昔日的敌手，革命者在这里获得荣誉和嘉奖，同时得到这群前朝余裔认同革命，安于现状，不再思复辟的口头保证；而对这群前清皇族来说，他们成功地与新朝的革命伟人攀上了关系，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可以仰仗革命者承诺的优待条件保全他们在前朝的荣华富贵在新朝不辍——这也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一切。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双方都部分地违背了各自的承诺和对方的期望。仅仅一年后，孙文和黄兴就再度成为他们亲手缔造的国家严令通缉的叛党头目，被迫流亡海外；而清室则在1917年就开始了它的第一场闹剧般的复辟，18年后，它还进行了第二次。

1913年的大总统饭局菜单中暗藏玄机

1913年10月10日，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国庆节，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参加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饭局。这位自晚清以来就常驻中国的时政观察家，尽管在对外宣传中表示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充满了乐观情绪，但私下里，他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前景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继1911年革命后，这个国家又在这一年夏天爆发了第二次革命，或者按政府的说法乃是一场叛乱，巨大的破坏力使这个年轻的国家亟需注入一大笔资金才能维系其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至于其他各省，如今都在叛服不常的边缘徘徊。同时也只有外国势力，方能保证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宝座稳固不倒。

这一天恰好是袁世凯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仪式之后，自然需要对来宾设宴款待，莫理循则是参加者之一。在礼堂的大厅里，莫理循发现昔日悬挂的孙文和黄兴的画像，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摘了下去，搁在一间充满尘土的杂间里——他们显然已经不再对袁世凯政府的口味，新的政府需要对世界献上一份符合自己意图的国宴大餐。

莫理循小心地收藏起了一份国宴菜单以窥出新政府的用意所在。这场针对外宾的中国式饭局既包括大面合、烂火腿、龙须菜这样传统的中国菜肴，同时也包括西红柿汤、烂牛里脊、冷水扎、杏仁布丁、菠萝冰吉（激）林（凌）这样的西式餐点，甚至上菜的顺序也是汤作为头牌，而冰吉林作为最末甜品的西式顺序。

袁世凯政府的用意很明显，他希望让参加宴会的外国使节和观察员看到一个努力向西方靠拢的新政府的形象，这个政府需要西方列强的财政支持和对其合法性的认可——这是袁世凯为这顿饭所设下的局。

会后，身材矮胖的袁世凯特意与各国使节站在一起拍摄合影，以便在形式上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西方各国列强，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认可。

披挂勋章、身着礼服的各国外交官在饱餐了这一顿中西合璧的饭局后，并没有让这个年轻国家的领导者失望，按照当时最著名的时政评论员辛博森的说法，在这场饭局之后，袁世凯的“宪法地位已然稳如泰山”。

当袁世凯下令解除与二次革命叛党有关的议员的席位，并建立起军政执法处来执行其军事威权政治时，各国列强在一旁冷眼旁观，1914年明显违法的《中华民国约法》颁布时，他们也不鸣一辞。

他们甚至参加了袁世凯复古的祭天仪式，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此时他们本身已经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沦入野心勃勃的日本之手。而日本，恰恰也是1913年10月10日参加那场饭局的国家之一。

1913年这场饭局究竟起到了多少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1912年前清皇室招待孙文和黄兴的宴会一样，它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所取得的作用。觥筹交错之间的空口承诺只是一个预设的前提，它究竟能否成真取决于饭局后的践行，这个践行必须要靠一系列的谈判、条约、协定、签字以及之后的遵守执行来实现，而不仅仅是靠一张嘴。

但推杯换盏之间却是一个观察对方的绝佳机会，各式各样的人物被引入到一个圈子当中，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机会。这是一个庞大的人际网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上交叉的一点，由他可以引出其他的几个点，在占据其间的人心中留下一些可资利用的好感。

如果说1912年孙文和黄兴参加的饭局是一次礼貌性的对前清皇族传统网络的致意（纵然这个网络已经没落），那么袁世凯在1913年的饭局，则是企图打开一个新的网络——面向整个国际世界的网络。中国越依靠这个网络生存，列强的支持越成为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之后的时代里，这个趋势越发明显，只是网络的中心一直在变，从开始时的英、法等老牌列强，到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日本，再到被视为自由之光的美国。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是召开饭局的主人，但它却似乎从未有机会在这场饭局的网络中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