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王夫之关于《小雅·采薇》一篇中末章“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质疑声不断。如张庭烈《〈采薇〉诗末章四句并未用反衬手法》、赵立生的《〈诗经·小雅·采薇〉末章四句“以乐景写哀”说质疑》、《“杨柳”牵别情 “雨雪”添哀思——〈小雅·采薇〉“杨柳依依”名句赏论》、姚爱武的《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等，或肯定“以乐景写哀”，否定“以哀景写乐”，或从王夫之诗歌理论入手，分析这种评价与他诗歌理论的矛盾，无不启发后进的探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它对后来的诗歌从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小雅·采薇》一篇得后人评价，“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是三千年前一位解甲退役的老兵在归途中的唱叹曲。其中有对艰苦的戍边生活的简单描写，有旷日持久与日俱增的乡愁，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忧惧。而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中对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的评价已深入人心。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此，则“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与“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情之深浅宏隘见矣。况孟郊之乍笑而心迷，香啼而魂丧者乎？

按照王夫之的理解，杜甫从沦陷的长安逃出来，冒死到凤翔朝见肃宗，惊魂方定，喜由心生，所以在《喜达行在所》之三里说：“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1]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自然“心苏”。诗句是以乐景写乐。另一例，出自唐人李拯《退朝望终南山》[2]，说自己退朝罢，心情不错，看终南山景色是美好的，晴明满长安也是好的，也是以乐景写乐。“乍笑”是喜，“心迷”也指喜，是以乐景写乐；“香啼”是悲，“魂丧”也是写悲，是以哀景写哀。王夫之在这儿强调的是以乐景写乐、以哀景写哀不若《采薇》篇中的以哀景写乐，以乐景写哀对抒情主人公情感的表达来的深刻，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本诗的这种情景色调对立的结合方式评价是颇高的。除此之外，在王夫之的《诗广传·卷三》中他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观点：

往伐，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

但王夫之的对这几句诗的评价是否合适呢？

先来看《采薇》诗中老兵的遭际与境遇：与家人分别，在外戍边征战多年，不能回家；戍边条件艰苦，衣食无着，居无定所；长年收不到家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加的是保家卫国的戍边战争；垂暮之年在回家的路上，满心凄凉忧惧，归途艰难。首先，设身处地想来，这位老兵思乡的情感肯定是非常浓烈的，多年不归，在外条件艰苦，收不到家信，这种与日俱增的思乡情绪和对家人安危的担忧通过薇菜从发芽到长大的过程抒发出来。其次，作为匹夫的自豪感。这不是一个只有一己私情的老兵，否则的话，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彼而维何，维常之华”、“四牡业业”、“四牡骙骙”、“四牡翼翼、象弥鱼服”，通过这些比兴和描写我们不难读出这个老兵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保家卫国的自豪之感，因为有这种情感，所以不能把这首诗的主题单纯地定位在厌战，它还包含着匹夫的担当意识，诗歌的主题也正因为这种意识得到了深化和升华。再次，是无限的忧惧、无限的悲凉哀伤之感。离家之时，是杨柳依依的阳春三月，归家之日，大雪纷飞，主人公已近垂暮之年，家人怎么样了，不得而知；自己满身伤病，青春年华抛洒战场，不免哀伤，况大雪当道，行路艰难，饥渴难耐，所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情感一哀而下，以哀伤收尾。诗歌正是循着这样的情感线索，由思乡的忧惧到报国的自豪，再到回家路上的无限悲凉，由一己的情感升华到作为“匹夫”的高尚，再回到一己的情感，真实而深刻。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对“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以“哀景写乐”来评价是有待商榷的。主人公可能在刚接到回家命令时会有短暂的狂喜，但思量前后，瞬间转悲。他的家可能已经是“松柏冢累累”了，自己戍边征战，九死一生，经历的太多，已没有了生的激情，毫无喜乐可言了。

在这儿有必要弄清楚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乐景”？什么是“哀景”？关于两者的划分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这“乐景”“哀景”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从谁的情感角度来划分的？同样写到雪，岑参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却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渴望建功立业的岑参到了西域，满眼都是奇特与惊异，大如席的雪花无疑又带给他惊喜；带着无限失落的李白从长安出来，觉得仕途艰难，壮志难酬，漫天飞雪成了他行程的阻碍，悲由心生。这就说明，从具体的诗歌情境中游离出来的雪到底是“乐景”还是“哀景”显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乐景”、“哀景”的划分还得回到诗歌本身，也就是说还得看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朱光潜在《美感经验的分析（三）：物我同一》一文中曾指出：“我们对于人和物的了解和同情，都因为有‘设身处地’或‘推及及物’一副本领。本来每个人都只能直接地了解他自己的生命，知道自己处某种处境，有某种知觉、情感、意志和活动，至于知道旁人旁物处某种境地有同样知觉、情感、意志和活动时，则全凭自己的经验而推测出来。”[3]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决定了物象的情调是什么样的。进一步而言，天物荣凋本身不带有丝毫的情感，它们身上的情感是人为加上的，是乐是悲这要看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如何，为哪种物象情调的出现做了情感准备和情感投入（当然，这点抒情主人公可能自己也意识不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畔关关求偶的雎鸠鸟之所以闯入抒情主人公的视野，打动他的心，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男子正在为情所困，求偶不得；杜甫之所以“静影千官里，心苏七校前”的情感前提是他历尽波折终于见到了皇上，陡然感觉到江山社稷有救了，感觉到自己有望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了。这也就是王国维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彩”。

为什么在王夫之评价之后又有许多诗评应和呢？这儿有个抒情角度的问题，即是以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以诗歌欣赏评鉴者的角度来看。乐景写哀，以诗歌阅读者的眼光来看，大略是合理的。离别的时节是阳春三月，满眼生机，古人说“春山含笑”，这是“乐景”（这是过往的审美经验造成的）。可是就诗歌主人公而言，他要离别亲人，戍边征战，不知何时归来，这一别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尽管春光灿烂，杨柳扶风，但被离别的愁绪占满了，他应该是感觉不到盎然的春意的。“杨柳依依”对他来说，甚至带了悲哀的色彩。这样看来，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是悲哀的，“杨柳依依”也应该是悲哀的。德裔美国学者阿恩海姆以完形心理学著称于世，他说，垂柳是“悲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就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乐景”不是抒情主人公的情绪，而是后来的诗歌欣赏者的情绪。其实，在这以“哀景写哀”并不减轻诗歌情感的表达力度。

那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一句诗到底蕴含着什么呢？

从《小雅·采薇》的前三章可以看出，薇菜只是从发芽到长大，看似只过了一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士兵在外多年，回家时已近垂暮之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案就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这一句诗有两层意思：第一，告诉了我们这个士兵离家和回家的时节，离家在春天，回家在冬天；其次，它告诉我们这个士兵离家和回家时的年龄，离家正处青春年少，回家时已是垂暮之年。在这儿春天和冬天不只是自然现象中的季节，它们更表示着抒情主人公的生命季节。

其实，这与古代诗歌中的“天人合一”的抒情方式有关。“天人合一”的提法虽然出现较晚，但在先秦的典籍中已经有这种思维方式的萌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包含诸多层面，有一个层面就是天人相通。古人觉得，世间的一切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同人的生命情感相通的。而《诗经》中的“比”、“兴”用法就是这种思维在诗歌写作中的具体运用。在这里抒情主人公借春天和冬天两个季节中的风物来表示自己的生命季节：离开时正值青春年少，归来时老迈迟迟，也就是汉乐府中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回”。只有这样理解，诗歌的语意才通顺，情感的抒发才顺畅；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在后来衍生出古代文学“伤春”，“悲秋”的主题。

注释：

[1]《喜达行在所》之三 杜甫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2]《退朝望终南山》李拯 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

[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9页。

岳永洁，山东旅游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