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荣

在出版社年终总结大会上，社长们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常常会说这样的话：过去的一年，在全社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社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出书品种增加了多少，发行码洋增加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净资产增加了多少……出版社社长现在大多数是企业家，这么说没什么不对。但是，评估一家出版企业的业绩、实力、优劣，“码洋利润论英雄”应该仅是一个方面。

我们的前辈邹韬奋先生，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时，发行量只有2800份，到抗日战争爆发时，《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15.5万册。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初始原因是刊物屡遭查禁，有了生活书店才能随时创办新刊，同时也可以出版图书。在日军占领中国的战乱年代，生活书店发展到全国56家分店的规模。这个业绩可谓惊人。但我们可曾研究过，如此业绩，他靠的是什么？他又是怎么做的？

《生活周刊》原是一本职业教育刊物，韬奋先生将刊物变脸为新闻述评周报，“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他把一本教育刊物“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和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刊物的内容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发行量因此创下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他还亲笔给读者写了一万多封回信，回答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今天还有人会这么做吗？

韬奋先生坚持把生活书店建成新型的合作社，没有资本家，大家都是老板，员工也可持股。当时政府不允许搞合作社，只允许股份制。他就坚持注册是股份制，内部搞合作社。总经理、经理、常务理事都由社员选举产生，重大事情由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今天的社长们在做什么呢？

出版是内容产业，出版社是做内容产业的企业，追求规模、码洋、利润、净资产，无可厚非。然而，规模、码洋、利润、净资产仅仅是结果，这些结果要靠现代的经营理念、奋斗的创业精神、过硬的竞争内功、良好的服务宗旨、科学的运营机制来实现。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林尔蔚就发过感慨。他说：“我国出版行业里，商人太多，出版家太少。”他们用十年编一本《日汉词典》，别人一年两年就编一本词典。内容产业，内容是根本，不能只做生意；管理从事内容生产的员工，靠一般的现代公司管理机制未必奏效。出版社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出版的使命是传承、发扬、创新和繁荣中华民族文化。

出版社社长不能只当出版商，还应该做出版家。有些话应该问问大家，我们发掘、传承、填补了多少民族文化的空白，培育、开发了多少新的经典选题，扶植、培养、造就了多少优秀的年轻作者，有多少优秀图书走出国门译介到了世界各地。

假如只是为了赚钱，当今比从事编辑出版赚钱的事多得很。但有一点需要记住，被社会称之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只有两个：一个是写书出书的作家编辑，一个是教师。

人要健康、幸福、有价值地活在世上，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强健的身体，二是完美的灵魂。强健的身体靠物质食粮来营养，完美的灵魂靠精神食粮来营养。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便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强健的生命，没有完美的灵魂，活着不过是行尸走肉。就人的生存意义而言，并非只是为了活着，人更渴望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人们要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知识、文化、人格与尊严。人的灵魂像生命需要物质食粮一样需要精神食粮来营养滋补。

我们应该珍惜人们献给我们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不只做出版商，更努力做出版家，尽心尽责做一生做不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