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方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清代朴学视域下的“文之资于经者”

常方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清代朴学对当时的文章学所产生的影响：清代汉学家重学轻文的倾向颇为突出，充斥考据的“学人之文”备受诟病；传统小学之中的训诂方法则被古文家吸收成为古文写作的重要法门之一，视经文为素材也是对经学本位逻辑的颠覆；笺疏考证入文引发了时人对韩柳古文的再讨论和再评价。

朴学；文章学；训诂；考据；桐城

经学对文学的影响源远流长。从文章的体制渊源来看，文源于经的说法历代皆层出不穷，如《文章精义》云：“《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1]1161从性质上来说，类似的表述应作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这是出于儒家传统的尊经要求，如《文心雕龙·宗经》所言，六经已然穷尽了后世文章所能呈现的所有范式。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创作修辞层面而言，文章的内容、作法、形态同样可以从经文之中汲取素材和原料，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完善技巧，如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经，非惟义理也，而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具备者。”[2]921兼体用而言，经之于文皆意义非凡，表里相依。

从文章学的角度说明经学对文章的影响研究近年来也陆续出现：吴承学以注疏形式之一的章句之学为例，认为“章句之学对于文本结构与层次的发现与分析为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形式基础”，分析了经学阐释学与文章学之间的互动[3]266-296；何诗海从“文势”出发，阐明“经学是唐代文章变革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古文运动中关于文章性质、功用、语体特征、审美旨趣以及作家修养的探讨，无不打上了经学烙印”[4]90-96。汉唐经学一脉相承，各自都对当时的文章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清代经学成就彰明昭著，受朴学学风影响下的文章学也呈现出有别于前的独特风貌。

清初学者有感于明季空疏之弊，重拾汉代经学传统，以朴实学风振起经世致用思潮。皮锡瑞《经学历史》以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以其创获的成就直承两汉，至于乾嘉之际，学人更是“尽弃宋诠、独标汉帜”，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被视为“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之三事[5]330。作为语言文字学的根柢之学，小学之下又可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由于乾嘉考据实绩斐然，主张宋学者亦不讳言小学对治经的重要性：“汉学家强调由小学训诂解经的这一经学取向，在十八世纪汉学鼎盛时期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6]130以《尔雅》《说文》等为代表的系列辞书成为时人治经必备的工具用书：“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赜索隐厥谊可传。”[7]如当时隶属于理学阵营的罗有高也曾肆力于训诂之学：“若根器近局而喜文字，须与选定王介甫、曾子固、归震川、王遵岩四氏文，令见澹泊廉削之趣，必令于九经中专治一经，治经必要先通训诂，治注疏必先从《说文》《尔雅》起根。”[8]在重视小学的乾嘉学风的观照之下，古文词章的写作和评鉴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焦点。

一、考据入文之弊

清初李绂撰《古文辞禁》八条，其一即为“禁用训诂讲章”，他抨击村野塾师强为解经，且将浅陋之说引入古文，但同时也为经传注疏之文进入古文留有一线余地：“如古文中必欲援引经传，则汉注唐疏差为近古耳。”[9]针对的是明末空疏不文的文坛风气。黄宗羲《论文管见》谓：“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10]481批评的则是明清之交文坛充斥着的以注疏为文、以经语作文的制义习气。

乾嘉之际，实学振兴，经学昌明，一扫明季学风之弊。不过，考据精神之盛却为古文词章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滞碍。考据与词章之间存在对抗性的张力，有源于其各自为阵等方面的原因。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将此中关系说得极为分明：“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曰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前者代表了大多数汉学家的立场，后者则是体现了文章本位的文家视角。

从汉学阵营的主张来看，清学领袖戴震坚持“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的观点，将文章之学置诸义理、考核之后，加剧了桐城派与汉学家考据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姚鼐标举义理、词章、考证以示三者并行不悖：“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1]104这一主张表面上似为持平之论，其中也暗含为词章之学张目助势、与考据之学分庭抗礼的意味。段玉裁接续戴震晚年以义理为考核与文章之源的思想，并加以申发：“后之儒者，画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矣。”[12]1至与姚鼐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

从文家的角度出发，考证之学对词章著述的负面影响则主要表现为重学轻文。乾嘉时期，汉学作者因文风多征实无性灵而备受诟病：“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13]208当时无论汉宋学者，直以学问为文的倾向都非常突出：“由是以语录为文，以注疏为文，及其编辑文集也，则义理考订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为文。”已有学人指出：除戴震等汉学家自矜其文外，章学诚《文学叙例》以经史之文代替秦汉唐宋词章之文，同样昭示着有清一代从“文人之文”向“学者之文”的转变[14]188。

乾嘉汉学者的个人别集或群体的文章总集多半有晦涩不文的缺陷。譬如，朱珔曾汇辑名家说经之文为《诂经文钞》一书，笃好桐城文章的李元度评曰：“说经之文，至国朝而极盛，朱兰坡侍讲尝辑《诂经文钞》六十二卷，可谓富矣，然多笺疏体，非文集体也。”[15]赞成朴学的李慈铭也对考据入文持批评态度：“阅《授堂文钞》，其文多裨考证，笔近涩滞简质，或如注疏家，或如金石文。”[16]803这些选集的文章中夹杂大量注疏，甚至是直以考据为文，背离了文章的审美本位，明显是受到乾嘉学风濡染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文章的鉴赏与接受而言，过分拘泥于字词训诂，同样会对词章的理解带来妨害。姚鼐弟子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一一驳斥尊汉抑宋诸论，对训诂有甚于义理之说，拈出语气有助文义理解，与之针锋相对：“考汉学诸公，大抵不识文义，故于义理多失。盖古人义理，往往即于语气见之，此文章妙旨最精之说，陋儒不解也。”[17]130文后并举《诗经》中的文字为例：汉学者臧琳《经义杂记》据唐开成石经，认为《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中的“萧萧”应当写作“肃肃”，方东树则根据毛传“言不欢哗也”的解释，提出上下两句合而观之自有肃静之意，恰能与后文“之子于征，有闻无声”两相印证。方氏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推断出经文原义，能够对汉学家囿于考据而失之僵化的做法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传统的训诂方法固然有助于解释经文字句的含义，但有时须根据上下文语境加以灵活变通，个别字词的解释反而要留待全句意义明了之后才能确定是非，所谓“诗无达诂”也正有取于此。钱钟书亦将《诗经》此句作为以声衬寂、以动衬静的典型：“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18]234并以解释学中的阐释循环理论对此类解读方法加以比附：“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祇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18]281由整体阐释回归返求具体的细枝末节，突破汉儒训诂之法的藩篱，也是宋儒在经文阐释与理解方面的长处。阮元为王引之《经传释词》作序，称赞其于通达训诂之余，同时能够考虑到文章辞气的问题，因而对经义的理解更为全面：“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19]21-27正是着眼于该书训诂与文气兼顾的训释特点。

二、训诂有资于作文

训诂之学常与义理之学对举，成为清代汉宋之争的一大焦点。汉学巨擘戴震即以训诂作为区分汉儒经学与宋儒经学的重要标志：

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论者又曰：“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诂训。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20]264

训诂之学不仅仅是治经的基础，同时也是关涉“文之资于经者”的一大枢纽。清末学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明确提出训诂可资作文的观点：“夫诂经、笺释之体，本未可合之作散文。然经学中恰有资于作文一事，曰训诂。”[21]7093从训诂的体类和性质来说，有正文体、传注体和专著体之分[22]。最为习见的训诂形式当属传注体；阮元《经籍纂诂·凡例》，一者为“经传本文，即有诂训”，一者云“有以诂训代正文者”，皆属正文体；而《尔雅》《说文》一类的文字音韵专书则为专著体。

对训诂可资作文这一命题，立场不同的清代学人有着不同的论证逻辑。从经学本位立场出发的汉学家，对古文词章殊不经意。清初沈起元曾引明末高士王育之言谓：“自词章训诂之学兴而大学废，自制义之学兴而小学废。”[23]高度程式化的时文往往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致使经文亦支离破碎，此自不待言。而古文家以经义为古文，将经视作“文料”，这在尊经卫道者看来，同样是离经叛道之举。不过，明确提出训诂可为词章之资者也不乏其人。如经学造诣颇高的李调元曾编纂《十三经注疏锦字》一书以为作文之备，提出训诂与词章有别，却正可为词章作料，其自序该书云：

训诂之文，非词章之学也。而深于训诂者，词章亦不外是焉。汉唐儒者，一生精力悉耗之注疏中，至有一字一言之微，累千百言解之而不能尽者。学者病其繁重，兼谓治经之外，无所复施，几于高阁庋之，不知其诠释名物、研芳撷艳，洵屈、扬、班、马无以过哉，岂专讲经而已乎？余故摘其标新领异之语，别为四卷，名曰注疏锦字。或者谓训诂之文，不宜与词章作料，是犹未得忠恕而语一贯，宜乎其茫然也。[24]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亦谓：“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阮氏所言，由训诂以求经，由经以作文的论证策略呈现出迂回曲折之势，与其汉宋调和论如出一辙。

而在不太服膺汉学的古文家看来，训诂可资作文的看法往往以一种更为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方式得到表达。彭绍升尝谓罗有高之文“出入乎儒释，泛滥乎庄荀，兼综乎训诂辞章”[25]，罗氏为文得之于小学者不少，其评骘前贤，亦以桐城方苞为小学不精，故其所作古文多失之于俚俗：“方先生，其服古之辞也笃。其论文术义法详矣。其失也局，小学三家，未之有明焉。其文力求雅驯而未免俚。”[26]曾受业于刘熙载的清代词学家沈祥龙谓：“用古字而有所本，其文必雅。此当于群经外博观周、秦诸子、《史》《汉》诸书，而其要在通贯《说文》。”[27]王葆心识其语云：“此文家留心训诂之方法也。”同样是明确地将训诂方法作为古文的写作材料加以看待。

“训诂有资于作文”这一提法在字法上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吐故纳新。训诂为文家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词选择，通过同义、偏义、古今、雅俗等的转换，能够造成陌生化的行文效果，从而避免同一词语反复重出造成的呆板印象。湘乡派曾国藩进一步明确了训诂可资作文的道理，他曾经从经、史之文中辑出单字、骈字、双字、古今雅俗异同字等特殊词汇，录为《诂训杂记》，“即作文预备之书”。其教人作文，亦由训诂而入，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地分门别类，如《复李鸿裔》云：

承询虚实、譬喻、异诂等门……昔在京师，读王怀祖、段懋堂诸书，亦尝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虚实者，实字而虚用，虚字而实用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后世须数句而喻意始明，古人只一字而喻意已明……至于异诂云者，则无论何书，处处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则为常语，人所罕闻则为异诂……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无定例，要之各有精意运乎其间……阁下现读《通鉴》，司马公本精于小学，胡身之亦博极群书，即就《通鉴》异诂之字偶亦抄记，或他人视为常语而己心以为异，则且抄之；或明日视为常语而今日以为异，亦姑抄之。久之，多识雅训，不特譬喻、虚实二门可通，即其他各门亦可触类而贯澈矣。[28]842-846

曾氏晓谕其子作文，亦以训诂为着眼点：“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壹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29]127他将乾嘉朴学在训诂方面的成果视作古文写作之“津筏”，恰与戴震等人以训诂为治经之“舟楫”（“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形成鲜明而有意味的对照。

三、笺疏体与韩柳文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以单句散行为主的文章体式践行“文以明道”的诉求，“古文”之名始立。韩愈《上宰相书》自道为文之旨：“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据此，则韩、柳之学源于六经，韩、柳古文本于六经，亦非过论。

在清代朴学崇尚考据的学风陶染之下，汉学家大多持考证之疏密作为衡文之标准，视学问之深浅关乎道之有无，钻研文章写作则被诋为舍本逐末之举。如戴震《与方希原书》谓马、班、韩、柳之文皆不合于道：“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30]143主张宋学者亦不甘示弱，为之辩驳纾解，如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云：“韩退之、柳子厚论文必原本《六经》。”清代桐城派诸人上承唐宋之际韩、柳、欧、苏确立的古文道统，同时也与宋学支持者过从甚密(1)，当时鼓吹宋学者与古文家身份亦多有重合。汉宋之争暗潮汹涌，引发了重新审视韩、柳古文的契机，波及了时人对韩、柳之文的再评价，并集中反映在经义、考据、笺疏入文的问题上。

刘熙载曾谓以经义为古文自韩愈即有之：“《宋文鉴》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隐然以经义为古文之一体，似乎自乱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韩昌黎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可知当经义未著为令之时，此等原可命为古文也。”[31]868《颜子不贰过论》是唐贞元九年博学宏词科试题，因题干本身出自《论语》，引经义入文亦在情理之中。此外，以小学为作文之佐助亦被追溯至韩文：“若散文，自韩氏开宗之时，尔时即阐作文宜资小学之旨。”如韩愈《进学解》有“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等语，章学诚据此论断韩文所提到的钩玄提要应为临文之备，言辞之中颇有不屑之意：“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32]115

清人罗汝怀《与曾侍郎论文书》有“力申文事不得尽废笺疏之说”，并举韩文两篇为例：“夫文之得以气言者，莫过于唐之韩、宋之苏，而韩之《状复仇》，两引《周官》，一引《公羊》，而疏解之辞句，不下数十，其《上宰相书》则尤繁。”[33]韩愈《复仇状》并引《周官》和《公羊传》，讨论对梁悦为父报仇杀人案的处置，只及经文而已。至其《上宰相书》，则频频引用《诗经》《孟子》《尚书》三书经文及其注疏，对《诗经》引用尤繁，先引诗序，复引诗句，再引诗传，显见得是有意为之，自成体式。储欣论《上宰相文》云：“六艺未坠，文字中兴，即此而决。”[34]915对此文屡屡引经据典评价颇高。

不过，韩愈笔下的经义入文在以求实、严谨相号召的乾嘉学风中受到了巨大的质疑。邵晋涵之子邵秉华认为不通训诂则不能言文：“曾谓不通经训，不究六书而可以言文乎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韩氏，然苦《仪礼》难读，以《尔雅》为注虫鱼之书，束《春秋三传》于高阁，已开宋人游谈无根之渐。”[35]他对韩文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韩愈对《尔雅》等字书不够重视所致。提倡通经致用的章学诚，也对韩文浅学时有微词。章氏于韩愈仅以辞章家目之，至讥其不甚识字：“《文选》扬、马诸赋，非通《尔雅》善小学不能为之。后代辞章之家，多疏阔于经训；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不求甚解，仅取供文辞用也。”[36]638尽管章氏学术在当时独树一帜，超拔于汉宋之争以外，更可见出时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

在古文阵营中，姚鼐弟子陈用光对汉宋分歧的看法则较为温和。他尝引姚鼐语，重申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提法，并多次指出适当地引考证入词章适可为古文之佐助：

世人以古文学者多空疏，职是故也。且能以考证入文，其文乃益古。吾师尝语用光云：太史公《周本纪赞》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此史公之考证也，其气体何其高古！何尝如今人繁称博引，剌剌不休，令人望而生厌乎……然则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37]

在承认韩柳欧苏考据不精的基础上，陈用光把个中原因归咎于古今有别，强调韩柳论辩诸篇确有考证之实：“且使韩柳诸君子生于今日，亦必不薄考证，此古今之异也。观韩柳诸君子集中所论辨者，无考证之名，而何一非考证乎？”[38]

柳文在当时的语境下同样聚讼纷纭。柳集中不乏考论文章，尤以《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议辩文字为著名。《祀朝日说》原属论说文，却纯以考辩出之，全引如下：

柳子为御史，主祀事，将朝日，其僚问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记者，则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则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

问者曰：“以夕而偶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则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故《诗》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左氏传》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礼记》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晋侯将杀竖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齐之乱，子我夕。赵文子砻其椽，张老夕。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皆暮见也。《汉仪》：夕则两郎向琐闱拜，谓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类足矣。又加祀焉，盖不学者为之也。”

僚曰：“欲子之书其说，吾将施于世，可乎？”余从之。[39]453-454

该文以“说”为名，在形式上为问答体。全文虽篇幅短小，却大量引用《诗经》《左传》《礼记》原文，采用连类铺陈的方式训释“夕”字，力证“夕之名，则朝拜之偶也”这一论断，从而证明了古之“朝日”是而今之“祀朝日”非的结论，是一篇具有考辨性质的议论文章。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指出，此文实开考证之风，并举南宋洪迈、王应麟，以及顾炎武、钱大昕、王念孙等清代朴学名家为继，将之归入汉学考据这一传承路数：“柳子厚《对夕月》，开洪容斋、王伯厚，及近世顾亭林、钱辛楣、王怀祖之先路。故知古人读书非卤莽者。”稍后于时的平步青精于考证，《霞外攟屑》“以考证入文”条征引曾国藩与陈用光语，认为柳集的考辨文章既有笃实论据，亦不失为古文中的名篇佳制，称得上是真古文、真考据：“庸读柳文惠公《朝日说》……柳州《辨列子》诸篇，其博引繁称，语有断制，真古文，真考据，岂他家素有哉？”[40]542极是激赏此篇。

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亦引前揭罗汝怀《与曾侍郎论文书》，称笺疏入文之得失当视具体情形而定，未可一概而论，并赞成平步青表彰柳文的观点：

尝谓以笺疏入文，大有巧拙锐钝之不同，凡拙而钝者之用此也，迹每如泥中之斗兽，或飞蝗之蔽天，读者辄患其文之长，往往再三伸纸，视后幅尚余几许？若夫巧而锐者则不然。一二证之提示，非爽如画龙之点睛，即急若垓下之会战，读者盎然觉其文之有味，而唯恐纸尽，此子厚之祀朝日说所以为真考据，真文章，从未闻有人亦笺疏习气訾之。[41]1438

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由此道出了韩、柳文的若干篇目在当时之所以被频繁提及并推至风尖浪口的关键原因，还在于乾道之际学风与桐城文风之间的潜在冲突：“世论正以荒于考证责桐城，桐城故反其说，挟韩、柳之文以自重，子厚《祀朝日》一篇，尤为辨论眉目，此可以窥见嘉、道间之文风，以及桐城之自反不缩。”这一对立及其影响直到晚清乃至民初仍有嗣响。

在清代朴学昌明的时代背景下，源于经本位意识的对传统小学内容的倚重，极大地影响了古文写作的面貌：在受乾嘉学风习染的汉学家，其“学者之文”因多引考据注疏为文而饱受诟病。与此同时，在古文修辞的技巧层面，将训诂作为写作资源的积极意义却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掘。由考据未精所引发的对韩柳古文范式的质疑，遂为重新审视笺疏考据入文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注释：

（1）关于桐城派与汉学家的关系，可参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4（1）:94-115.

[1]李淦.文章精义[G]//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G]//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何诗海.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J].浙江学刊，2009（1）.

[5]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清代学术新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7]王引之.湖海文传:卷23:经籍纂诂序[G]//续修四库全书:第16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罗有高.尊闻居士集:卷4:与彭允初三[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李绂.穆堂别稿:卷45:古文辞禁[G]//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0]黄宗羲.论文管见[G]//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姚鼐.复秦小岘书[G]//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G]//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4]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2:天岳山馆文钞目录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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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 Benefited From Classics in the View of Philology in Qing Dynasty

CHANG Fang-zhou
(Literature Institute,Shanghai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5,China)

It presents the influences exerted by the philology in Qing Dynasty on the article-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tendency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learning over prose has been much criticized due to the scholars'articles filled with textual authentication.The textology of the tradition academics was absorbed to be one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rticle's writing while the philology-oriented logic has been overturned since the classics were mostly taken for source materials of the prose.Finally,the exegesis and textology into the articles has also aroused a further discussion as well as a revaluation of the Han yu's and Liu Zongyuan's articles at that time.

philology;article-ology;exegetics;textology;tongcheng

I206

A

1004-4310（2016）05-0076-06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5.15

2016-05-27

常方舟（1988-），女，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