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赵 凯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学术前沿

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研究的思考

刘 飞，赵 凯*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过近百年历程，其中成果丰富，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且，在目前中国文论建设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背景下，加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更显得必要与紧迫。以此反观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在研究方法上也面临一个突破与创新的思考。其中，由纵向研究向横向研究拓展，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无疑会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特征，也会更好地彰显和发挥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在这方面，傅庚生、贾文昭、刘若愚、陈良运、王运熙、黄霖等学者已有较有创获的探索。

古代文论；批评的历史；历史的批评；现代意义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当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通过对问题的研究总结其特点及规律，一是立足于当下，把有关研究成果运用于当下有关问题的解决之中。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其研究的价值意义也不外乎这两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通过对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批评现象的梳理考察，以总结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有关特点、演进轨迹、古代文论的有关要义乃至体系规律。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命题、范畴及理论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之中，以建构既具有中西文论融合背景，又表现出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艺学体系。

就研究方式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种研究方式：一是延续以往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不断翻新的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美学史，这是史的梳理。二是用现代文论的体系尝试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料进行归纳整合和体系建构。三是直接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研究的成果亦最为丰富。但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现代文艺学的隔离，古代文论资源的当代运用也不能很好地体现，而且，沿用一种方式的研究也难免造成重复劳动，缺乏创新性成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必须拓展思路，推陈出新，在研究方式上有所转型，其中，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是一个值得实施的选择。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

一

从学科的出现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古代文论已成为一个较受关注的学术领域，研究的内容涉及文论家、基本典籍、命题范畴、民族特色及批评史的梳理等，大致可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其中，关于批评史的写作尤其能体现这方面的学术成就。就批评史的写作来看，一般认为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是最早以“史”名篇的文论史著述。国内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先后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刘大杰、敏泽、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张少康、王运熙、顾易生等致力于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其中，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堪为截至目前集大成的著述。该书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融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每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既反映出当时学科的发展状况，也有力推动了该各学科的发展壮大。尽管各人研究方式大同小异，著述名称略有不同，但都集中于对历史层面的发掘与梳理，即着重于对文学批评历史的考察与分析。玆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略作分析。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两卷最初曾分别于1934年和1947年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此次是把两卷合为一书重新整理出版。该书上卷共有六篇，分别为总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下卷五篇，分别为总论、南宋金元、明代、清代（上）、清代（下）。该书的体例框架显然是以时代为序，具体到每个时代，又主要以人为纲，按文论家生活年代的先后分别对其论述。有关篇目中间有对有关文论命题的探讨，对这些问题也是着重于历史发展的考察分析。前辈学者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体例上较有新颖之处。该书在写法上是融编年、纪事本末、记传三体于一书，可以说是综合体。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堪称是建国前成就最高的文学批评著述，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上倾注了毕生心血，他在该书体例上的创新，也正反映出他对文学批评史如何写作，该学科的体系如何建构等问题的思考。就其实际写作来看，罗先生“试图以一套现代的（其实是西方的）史观与文学观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1）。其学术成就高低如何姑且不论（2），不管怎样，罗根泽先生的综合体，仍然是一种叙述历史的研究方式。总体来看，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研究方向主要是对历代批评家、文学现象的批评及批评理论等进行考古意义上的揭示。具体来看，这种所谓批评的历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按照时代的发展顺序，考察文学批评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表现特点，抽绎出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嬗变之迹；其二、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方法，知人论世，对每一个文学批评现象的发生、发展主要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上做出考察；其三、除了对有关具体文学现象的批评做出分析之外，还兼及有关文论命题和范畴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发展流变，在不同语境下所具有的价值意义进行考辨。除了以史为脉络进行宏观的考察之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个案研究也一直保持繁盛的态势，在文论家的综合研究、文论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文论命题及范畴的解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仅以中国古代文论发展上的一部重要著述《文心雕龙》来说，“五四”以来，就分别涌现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詹锳的《文心雕龙义正》、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林其锬、陈凤金的《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等重要研究专著，至于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又如，被认为是诗话之源、品诗之祖的钟嵘《诗品》，亦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文论专著，多年来，学界对《诗品》的研究先后涌现出陈延杰的《诗品注》、许文雨的《钟嵘诗品讲疏》、王发国的《诗品考索》、张伯伟的《钟嵘诗品研究》、曹旭的《诗品集注》、杨明的《文赋诗品译注》等重要成果。这些个案方面的研究，在具体的内容与方法上各有不同，但都以释古与还原为主要出发点，基于批评现象发生的历史语境进行有关的分析判断。

总体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及文批史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建立了以文学批评为考察中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并对文批史上一些重要的批评现象及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察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是被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而出现，但最终自我完成学科独立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学科体系得以确立并获得多数学者的认同。作为一门学科，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一方面，该学科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构成相辅相成的局面。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作为基础，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中国文学批评史则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诸如文学观念、文体理论、文学现象的发生、文学作品的鉴赏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也成为建构现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元素。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样，现代文艺理论也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说，现代文论是基于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三种元素而建构出来的新的文论传统。如果说马列文论为我们认识文学的本质提供了指导，西方文论为现代文论体系提供了借鉴参照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多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如文学风格、文学接受、文学批评、文学发展等发挥了作用。

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成果丰厚，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为代表，使得学科的地位得以奠基，学科发展不断成熟壮大，形成了以注重文献、文论与文学作品结合为主要方法，重在批评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应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先从批评史的梳理入手，尽管一定程度上是缘于辅助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但客观上也为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术成果也自然多体现于批评史的研究方面，以至于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名称的学科得以确立。但是，如果一种研究模式一旦成型，又往往会积重难返，影响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务必开拓思路，推陈出新，走多元发展的研究模式，才能更好地使传统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发活力，学术领域不断扩张。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规律乃至于体系建构的研究正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做出反思及学术突破的反映。如果说传统的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为主要方式的研究属于纵向的、历史考古学的研究，那么，这种对古代文论特征、规律、体系建构的研究就是横向的、更具有学理色彩的提炼与概括。

二

缘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突围创新意识及当下文论建设需要，在对批评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外，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在横向研究方面也多有探索，有关成果亦值得关注，其中，傅庚生、贾文昭、陈良运、王运熙、黄霖、刘若愚等人的探索研究尤具有启发意义。

在建国之前，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堪以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为代表。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该书的《自序》中傅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批评意见：“今时我国从事研究文学批评者，多收集历代文评资料，编撰为史。可以就觇文学评论递嬗之轨辙，及其与文学流变轸軳之迹象。其业云劳，厥功至伟。独惜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间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于体例，或则简阔其言辞，或则枘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确之概念与因依之准则。研核评论学之往迹，群智兢明夫一端；形成文学史之附庸，无缘蔚萃乎大国。”[1]自序3傅先生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因革于体例之故，对文学批评史上涉及的有关理论问题难以充分展开，以至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只能成为文学史附庸。正是基于对学科状况的思考，傅先生更看重从理论问题的发掘入手，来开拓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这也正是他写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主要意图。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绪论”部分包括四章，分别就文学、文学批评、创作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涵做出概说。中编“本论”部分也有四章，分别为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想象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思想论、中国文学批评之形式论（3）。下编“结论”部分共三章，分别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从全书的架构可见，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表现出与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的明显不同。傅先生重在从问题出发，力图从几个重要问题入手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及体系建构。相对于有关批评史的写作来说，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是横向研究的探索。堪为“一部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著作”[2]62。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日渐呈现繁盛的态势，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的丰富，在研究方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就研究方式来看，一方面是纵向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延续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式，重视对文学批评历史真实的考察，这种仍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其学术成果可以说集中体现于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中。其中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6月版），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

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批评史著述。另一方面为横向的研究，即参照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研究方式，表现为对古代文学批评有关理论及体系特征的考察，这种研究更突出地表现出现代文论的视角，甚至是以西释中的特点。其中如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及《中国近代文论类编》（黄山书社1991年版），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著述，都较受关注，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和《中国近代文论类编》，虽然是古代、近代文论资料汇编，但在编撰上不同于郭绍虞等人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著述，两书都分为创作论、文源论、因革论、文用论、鉴赏论、作家论六编，对古代、近代文论资料进行了分类编撰。新时期以来，高校中文学科必修课程《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呈现繁荣的局面，作为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逐渐形成了以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体裁论、发展论为五大板块的编写模式（4），比较来看，贾文昭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中国近代文论类编》，正是运用了现代文艺理论的视角，尝试对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不过，也正因此，该书在对古代文论体系的认识上，明显表现出对现代文艺学理论框架的机械套用（5），对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的认识，在民族特色等本质意义的探究上显得不够深入。陈良运教授的《中国诗学体系论》是专门从一种文体出发就其理论体系进行横向研究的著述。最早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又分别于1998年、2003年两次印刷。该书分为言志篇、缘情篇、立象篇、创境篇、入神篇五个部分，作者基于诗歌这一文体的特征，围绕志、情、象、境、神五个范畴，从中探寻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内在脉络与建构，这个所谓的“五字建构说”，凝聚了他对中国古代诗学体系构建的十年思索[3]424-432，这种尝试获得学界肯定性的评价。如熊大材、陈东认为：“这部著作可说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论证传统诗学有一个‘体系’存在的第一部专著。”“尽管陈良运描述的这个体系的框架还有一些诗学上的问题未曾论及，体系本身也许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或可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4]复旦大学王运熙、黄霖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包括《原人论》《范畴论》和《方法论》三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丛书是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上最为令人关注的成果。《原人论》（黄霖、吴建民、吴兆路著）以对人的思考为核心，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本体问题。《范畴论》（汪涌豪著）把范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重要方面，对范畴理论进行宏观上、哲学上的考察。《方法论》（刘明今著）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等问题作出探讨。长期以来，复旦大学的古代文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述方面，经过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王运熙、顾易生、黄霖、蒋凡、杨明、邬国平、吴兆路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复旦成为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重镇。此次推出这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丛书，反映出复旦学者古代文论研究上的新思路，一改过去以批评史为主的纵的研究方法，转向为对中国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发掘，对中国文论古今贯通内在脉络的探察，显然，这种转向不仅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同时，对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由黄霖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体例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色。该书按照批评史的脉络安排每章，每章之内的各节则打破以人为纲的模式，从命题、范畴出发设置各节，重点探讨一些理论问题。兼顾了批评史的叙述和批评理论的阐释，是纵横结合的编写体例。该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从应用于教学的实际出发，力求纲目清晰，内容精到。同时，又能基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在处理论与史、中与西等方面的矛盾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另外，美国学者刘若愚所撰《中国文学理论》，亦是较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著述，作者从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个方面，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构建，运用中西文论比较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及与西方文论的共通之处，是中西文论融合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运用的研究上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

三

中国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不论是从命题出发考察古代文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以中西文论融合的视角发掘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或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古代文论的特征及体系构建进行深层的思考等，可以说，这种研究，显然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更能显示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学科独立的意义。如果说立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属于批评的历史方面研究的话，那么，上述有关的横向研究则具有历史批评的色彩。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批评的历史和历史的批评中的两个“历史”，其内涵不同，批评的历史中的“历史”主要指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所谓历史的批评中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层面的概念。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曾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又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所使用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5]1说，近代梁启超所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6]32之论，也都是从广义历史的层面上来肯定古代各种典籍的价值意义。作为文论中的历史的批评，就是要基于对批评的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文学批评在宏观上、理论上、历史哲学意义上做出归纳和概括，强调的是概括与演绎及体系的构建。相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色彩并不突出，虽然批评多涉及文学的价值、写作方法、批评观念等方面，但一般来说，这些批评多是立足于当时的文坛状况，强调的是文学的当下意义。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体系，似乎也成为该学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说，从学界已有的诸多探索成果来看，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中国古代文论以文学批评为其主要的表现形态，以至于其精神特质、理论体系表现的不是十分显性。的确，除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等，较能明显地反映出作者的理论主张及其体系建构之外，多数批评家文学观念的表达显示出较大的随机性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可操作性，缺乏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意识。这是从具体的个案来说的。从整个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的确也没有一种理论明显地为每个时代所共同遵守，并对文学批评产生指导性的影响。但并不能就因此否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的存在，在民族文化精神及历史哲学意义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脉络和理论特质我们还是可以考察其端倪，而且，在当下中西文论日渐碰撞与交融之际，这种考察更显得紧迫而必要。上述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及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即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可以说成果丰厚，其中包括史的梳理，范畴的释义及文献的整理等，这为历史的批评或者说横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这种研究能够有效避免理论建构与历史事实的偏离。就当下来说，文学理论的重建成为文艺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纭，但强调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几成学界的共识，换言之，这也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研究古代文论，重视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不是要排斥理性，简单地效法古代文学批评以感性为特点的言说方式。而是要挖掘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抽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中西文论的融合（6），实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构建。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而作为历史的批评的横向研究，尽管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傅庚生先生有意识的实践，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与批评史的研究相比显然较为薄弱，也正因此，这方面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是在批评史的框架内进行，由于方法单一，在选题上难以出新，尽管古代文论资料丰富，但因使用方式拘于俗套，也给人以陈旧之感。因此，如果说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有所缺憾的话，那么，选题的陈旧、方法的陈旧、材料的陈旧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古代文论的研究要想立足当下，开拓创新，就必须在上述几方面有所思考，有所转型。就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论体系来说，加强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就是一个必要的转型。例如，我们现代的文论中，多用西方的文论术语，如文本、叙述、典型、素材、主题、形式、结构等。其实，我们古代的文论术语亦是可以用来建构文论体系的。如意象、意境、言志或言情、体性、通变、比兴、风骨等命题范畴，皆可以成为建构当下文论的重要成分。而这些命题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语境下其内涵或各有差异，过去，在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对这些命题范畴的内涵差异的阐释已取得了较为丰富成果。作为横的研究，就可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命题范畴的要义与特质做出提炼与概括，使之成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元素。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也坚信，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一定会老树新花，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也会很好地融于现代，立足于这种精神特质，通过中西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会指日可待。

注释：

（1）张健《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体例：重读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第146页。的确，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显地表现出用西方文学观念来考察中国文论的意图，如关于刘勰《文心雕龙》一章，该章分为七节，分别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家，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几个主要的文学观，文体论，创作论，文学与时代，批评及其原理（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部分第八章《论文专家之刘勰》，第211-24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除了前两节之外，后面几节的设立显然体现出现代文艺学的研究视角。其“几个主要的文学观”一节，分为“原道的文学”“抒情的文学”“自然的文学”和“创造的文学”几部分，更是对刘勰的文学观念进行专门考察，这种考察也显然是以现代的文学理论为参照的。可以说，罗先生的这种研究方式，对后来龙学有着一定的影响。

（2）如张健教授认为：“罗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在其大的史观及文学观论述，而在其丰富的材料和具体问题的梳理。”参见张健《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体例：重读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第146页。

（3）陈中凡曾把文学定义为：“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一般认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五大板块模式的出现，当以郑国铨、周文柏、陈传才编写的《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为最早。

（5）一些学者就曾对用西方文论框架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提出批评，如童庆炳教授认为，这种“现代阐释”，“实则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民族文化个性，其弊病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论证西方文论的资料，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文化特色完全消失了”。（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导言，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又如王晓路认为：“简单地将中国文学文本置于西方文论的框架中进行重新定位和剖析，这不仅难以对中国文学文本做出有效的阐释和理论建构，而且有可能割裂中国文学及文论内在整体性和固有的生命力。而诸多西方汉学家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并从力求克服自身传统的局限性出发，开始关注东方的诗性智慧并潜心进行着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的。”（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绪论第7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

（6）在近些年关于中国文论建设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中，顾祖钊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中西文论融合的主张。顾祖钊先生在其《中西融合与中国文论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只有通过中西融合才能实现“中国特色”，中西融合的思维动力是现代问题意识，中西融合的实质既是融合，更是综合创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中西融合的主要方式，中西融合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文艺理论的中西融合与综合创造。顾祖钊教授还从操作层面上提出中西文论融合四种模式的构想，即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对接式研究和辨析式研究。参见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2]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再版后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熊大材,陈东.揭示中国诗学体系建构的力作——简评《中国诗学体系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System:From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to the Criticism on History

LIU Fei，ZHAO K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s its key content,has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with its abundant achievement in its history of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Moreover,smooth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has been on the stage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s the major trends.Therefore,it is urgent and essential to reinforce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Meanwhile,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also calls for innovations in research methods.For example,the turning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cross-sectional studies,and the transfer from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to the criticism on history,will be undoubtedly beneficial to mak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ature and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facilitating the rol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modern society.Fortunately,scholars such as Fu Gengsheng,Jia Wenzhao,Liu Ruoyu,Chen Liangyun,Wang Yunxi and Huang Lin have achieved a lot in their explorati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history of criticism;criticism on history;modern significance

I206.09

A

1004-4310（2016）05-0001-06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5.01

2016-07-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10AZW001）。

刘飞，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赵凯，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列文论与当代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