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卫，江　娥，刘冠民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高校师生学术失范原因探析

贺卫，江娥，刘冠民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摘要：分别从对学术规范的认知、就业压力、信仰缺失、“性善论”文化、结果主义道德观、官方行为的示范效应等方面，分析高校师生学术失范的原因。其中，对学术规范的认知、就业压力属于高校内部的直接原因，信仰缺失、“性善论”文化、结果主义道德观、官方行为的示范效应属于高校外部的深层原因。只有对症下药并且内外兼治，才能解决高校师生学术失范问题。

关键词：高校师生；学术规范；学术失范；原因探析

学术失范是相对于学术规范而言的。“学术规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规范，即从事学术活动应该遵循的范式，如学术论文写作应有关键词、中英文摘要、注释、引文和参考文献的表达规范，这类规范是从事学术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二是学术道德层面的行为规则，如论文写作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的成果，引用他人的成果需要注明，不能伪造和杜撰数据等。三是理念层面的规范，这一层面的规范是从事学术活动的目的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如学术研究要追求知识创新，要为人类提供知识增量，学术评审和奖励活动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1]

高校师生学术失范事件的发生在我国由来已久。尽管在世界各国的高校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学术失范问题，但像我国这般屡禁不止、蔓延成风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要解决高校师生学术失范问题，首先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针对学术道德层面的学术失范原因进行探析。

一、 高校师生不了解学术规范

2013年3月我们通过互联网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了我国高校师生对教育部有关学术规范指南了解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回收的1 84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高校师生对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和(或)《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中学术规范知识的了解正确率仅为59.40%。其中：教授为69.20%，副教授为65.18%，讲师及以下为63.00%；博士生为64.30%，硕士生为63.06%，本科生为57.63%。可见，有相当部分高校师生不了解学术规范，有相当部分高校也缺乏对师生的学术规范教育。据此可以推断，高校师生学术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师生不了解学术规范[2]。由此造成的学术失范不属于学术失信。学术失信是指明知故犯的学术失范。

二、 高校屈服于就业压力

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本科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本科生整体素质下降，同时高校教学资源的发展相对滞后，又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在“双降”的情况下，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不得不选择读研以谋求更好的出路。于是，研究生也开始扩招，同时还推出了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类型，导致研究生整体素质下降。可是，一方面高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并没有因扩招而相应降低，反而不断提高，甚至拔苗助长(发达国家大学本科不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甚至许多专业也不要求写毕业论文。可是在中国这些都是必需的)；另一方面毕业班学生只想着怎么早点出去找实习单位、挣钱并为就业积累工作经验，很少有静下心来做学问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显然无法达到评价指标的要求，可又必须达到，就只能弄虚作假了。各高校都把学生就业率视为学校的生命线，当作第一要务来抓，对学生在毕业论文和学术论文上的弄虚作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查处学生的学术失范问题，担心会影响学校的就业率，学生也就有恃无恐，从而导致学生学术失范问题加剧。

三、 强调工具理性，缺乏价值理性，以结果主义道德观为主导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3]。

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对应，人类有两种道德观：绝对主义道德观和结果主义道德观。持绝对主义道德观的人认为，有些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没有国界，是我们一切行为的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是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而持结果主义道德观的人则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一切用结果说话，认为既然手段是服务于目的的，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思维。他们没有精神信仰，只有个人利益。

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结果主义道德观，这就是我国出现许多社会问题的道德根源。最典型的表现就是GDP崇拜，为了GDP可以置百姓生存环境、国家历史遗迹、耕地红线甚至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任由开发商野蛮拆迁、占用农田；任由企业排污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任由官员贪污腐败；疏于制度底线建设，尤其是“法律底线”建设，甚至有法不依、执法犯法。这些行为的示范效应就是人们无视“行业底线”“职业底线”“道德底线”。大学为了挣钱，教学偷工减料，变成了文凭批发部；医院为了挣钱，不再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学者”为了学位、职称、名利、官位，可以抄袭、剽窃、造假、作弊；警察为了提高破案率，可以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裁判为了金钱利益，大吹黑哨，置公正于不顾；企业为了赚钱，可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人利己；官员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弄虚作假，贪赃枉法；有的人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金钱成了这些人心中唯一的信仰。当下的中国，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工具逻辑成为一种幽灵似的传染疫病，感染了人们的整个意识结构，只重视“捕鱼”，却忽视“补网”。这就是我国高校师生学术失范屡禁不止、蔓延成风的社会背景。

四、 信仰与“性恶论”缺失

“性恶论”在西方最早源自宗教：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犯了原罪。先天的原罪与后天的本罪不同，后天的本罪可因教化而受到纠正，而先天的原罪将遗传给后世子孙。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恶”。新中国成立后倡导无神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中国人原有的信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经济文化价值观的进入又严重冲击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4]。在西方市场经济文化价值的严重冲击下，“人们在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助长了自身欲望的恶性膨胀，致使他们不惜违背道德和牺牲公共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5]22。然而，我们新的信仰体系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直到2012年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首次明确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上，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不相信善恶报应，没有信仰和敬畏感。“如果中国人丢弃了自己的伦理，很容易学到西方的恶，却很难学到西方的善，因为中国没有原罪，没有上帝耶和华。”[6]中国文化中缺乏原罪思想。尽管荀子的“性恶论”有原罪的意蕴，但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却是孟子的“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人缺乏救赎的自我忏悔意识，显示了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品格。”[5]20由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西方社会十分倚重他律性制度安排，而我国社会则十分倚重自律性制度安排。我国的政治文化立足于“性善论”，受其影响忽视了制约机制，事实证明它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既科学又严密的学术规范管理制度、失范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的，在实际上也就放纵了人性的“恶”。他律是自律的前提和基础，自律是他律的终点和旨归，而没有他律支撑和维护的自律是脆弱的，在利益面前将不堪一击。高校师生的学术失范正说明靠自律无法解决诚信问题，靠自律无法战胜人性中投机取巧、想不劳而获的弱点，即要战胜人性中投机取巧、想不劳而获的弱点只能靠他律。信仰缺失导致缺乏自律，“性恶论”缺失又导致缺乏他律，高校师生学术失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 官德毁而民德降

在这里特别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国家长期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没能降低的CPI却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反腐给降下来了。大批豪华会所关门，高档餐厅转型，茅台酒、鱼翅、奢侈品价格一路下跌，甚至购物卡、礼品、香烟、月饼、大闸蟹、鞭炮、挂历、贺年卡都销不动了，

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生意骤降，高校EMBA生源锐减，寄生于“三公”消费的产业链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些公务员感叹“当官难”，开始考虑改行，“国考”热也逐渐降温。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官场的腐败规模曾经有多大！党风决定民风，官德主宰民德，官德毁而民德降。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官德缺失必然导致经济生活中的商德缺失和教科文卫领域的道德缺失。高校师生也是社会的一员，他们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高校师生学术失范只是社会行为失范在高校学术领域的反映。高校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是不可能置身世外、独善其身的。

六、 结语

只有弄清高校师生学术失范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加以解决。以上对高校师生学术失范的原因分析中，对学术规范的认知、就业压力属于高校内部的直接原因；信仰缺失、“性善论”文化、结果主义道德观、官方行为的示范效应属于高校外部的深层原因。因此，解决高校师生学术失范问题必须内外兼治才能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1] 江新华. 学术何以失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3.

[2] 贺卫，刘冠民. 高校学术规范知识普及情况调查[J]. 创新教育研究，2015(3)：17.

[3] 百度百科．工具理性[EB/OL]．[2015-12-10]．http://baike.baidu.com/view/1265371.htm．

[4]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 梁治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5-16.

[5] 冯永刚. 制度道德教育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张平祥. 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辩[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33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DEA120205)

作者简介：贺卫(1958—)，男，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E-mail:whe58@sina.com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860(2016)03-0173-03